艺术是可以改变人的，但教育者更是可以改变人的。无论是《死亡诗社》还是《放牛班的春天》，诗歌和歌唱，甚至于别的各种艺术作品都是如此，他们的共同点不是艺术而是人。

先说电影的部分。这部电影的内容是集中于问题儿童的群像改变，主要改变人自然是老师。有被伪善包裹的校长，执着于莹莹苟且，喜欢到处发泄自己对生活的不满。有一个饱含人性光辉的老师，不会过多苛责，亦不会过于偏袒。他们贯穿大部分的人生，两者相伴，从未离去。

故事内容本身就围绕改变，但这种对于学生的改变很有意思，他更像是一种发现——对于人性中的善的发掘。很像宗吾谈到过的一种观测视角的问题——亦人性善恶不分，是一种观察角度带来的道德褒贬。恶作剧老师的学生，在未对老师造成伤害时，固然可以说是调皮捣蛋的天性，但是当这种恶作剧变成了对老师的一种伤害后，变成对同学的无妄之灾后，他又成了一种恶。校长选择惩罚这种方式，他把恶作剧的人认为了恶，这个人为了避免责罚，藏起来导致了无妄之灾，成了恶。但是马修选择了另一种温和的方式，让犯罪者为了自己做出的事情忏悔。犯错者感受了自己的内疚，他认知到了自己的恶，他厌恶。他照顾受伤老师的行为反而成了善。虽然这是种转变，但是他本质上不是转变，他是发现。

教育者的一个思想钢印，即下意识的认为善恶。对学生来说，特别是缺乏认知建立的学生，他的世界里的善恶观是很弱的，他的行为出发点更多是纯粹的喜好。作为老师，下意识的把一个学生划分为善恶，反而会加剧这种恶的形成。更应该做的是，引导并帮助他们构建一个完善的观念，用理性去约束他们冲动的情感。这也是马修在做的，马修也并非一开始就让学生们学习合唱，他最先做的事是了解学生，在初来乍到之时，他并不觉得这些学生们有什么比较严重的问题，没有那种先入为主的观念。他所做的一切都有一种介于规则之外的尺度把控，即他会基于自己的思考，做出一个他认为对的判断。教育者并非简单的教导学生学习固定的是非观念，更有价值的应该是一种是非判断的思想。这一点在他的身上的体现，让他能够被学生们所接受。马修被接受并不是他的行为本身讨喜，在他一方面包庇学生为学生开脱的时候，一方面他也对他们的应当遵守的纪律提出要求。学生们的行为也是收到他的影响，校长即使在偶然的和学生们相处愉快后，仍然会变回原来的模样，但是学生们却不会变成原来的模样，他们遵守的也不是单纯的校规，而是经过他们思考后飞出窗的纸飞机。

当看到这里，应该明白马修可以是captain，合唱可以是诗歌，这并不是关键。关键的是深处其中的人。这也让人不得不感叹电影名字的翻译，并没有去刻意强化诗歌的作用。老师的风趣幽默、新奇的教育方式都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那些接受了长足的教育过后形成的思想，以及由思想引导的行为。

另一方面，受教育者也在影响教育者，这也是个很新奇的点，马修最后选择打破了他所认为的做法，把那个等不到父母的孩子带上了巴士。这恰恰是学生们过去一直在做的事情——打破固有的认识。

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影响是不公平的，老师这一辈子会教很多届学生，其中的一个学生最关键的几年只有几个老师可以影响他，这种影响是很关键的。但是作为老师，他可以选择应付几个班的学生或者用心教导，深处其中的人巴不得老师少管点，但如果一个老师真的能发挥好自己的作用，他对学生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在有限的几年时间产生的影响，对学生的作用将会伴随他的后半生。这种影响必然不是一些考完就可以忘掉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