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次《气球》映后讨论上，有两个观众提问关于“对藏文化过度凝视”的担心。这其实是《气球》面临的两个被热议的话题之一，也是它会被简单对待的面向。一是它独特的文化属性，它的异域感和宗教性的外部视角，二是女性主义的问题，因为电影里有涉及女性上环或结扎、女性生育权这样的情节，于是也让这部电影成为两性社会问题的一个讨论蓝本。但对于第一点我想我们观众首先不要把自己限制在“凝视”里，也许我们已经带有太多意识形态上的预设，不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虽然这不可避免，因为我们本身处在一种撕裂的状态中，对东方主义有着撕裂的经验和观点，以至于太多的看法和担心附着在我们的眼睛上，与此同时，我们对“人”的敏感度反而降低了。

但是万马才旦对此是有意识的，他的这部影片的特质之一就是，既不回避藏地真实的状况，这个状况它毫无疑问在感官上就是与汉地文化拉开距离的，而且从大众思考问题的方式来看也是的确有差别的，但是他对藏文化传统中的一些问题是反思的，是持开放态度的，这同时并不违背他本身的信仰，那些我们在片中看到的仪轨、轮回转世的观念和安多牧民的日常生活方式，它们包含非常丰富的时空面向和价值，这点非常重要，因为这些状态和形式里本身就包含了一种复杂性，它是女主角内心隐隐展开并变幻不定的道德焦虑的真实土壤，如果我们试图回避以平等并开放的态度进入这样的文化背景的问题，那对这部电影的讨论就会不可避免的走向扁平和表面，不论是走向所谓女性主义还是宗教这样的标签，这些标签的随意使用对于这部电影的内涵来说，都过于简单，甚至具有一定的伤害性，要是经由文化座谈讨论能说完的部分，还需要电影来拍什么呢，电影的一部分作用就是肢解这些话语，它用感官的方式唤起一种直接体验和共情。而且我从电影本身感受到的是，万玛才旦导演恰恰试图是在尽力褪去、而不是复加某一个确定的文化观念在作为个体的不同的人物身上，他的重点在一个个人身上。至于对女性主义视角，他的确将故事的主角重心给到了两位女性，姐姐卓嘎和妹妹卓玛——她们本质上是一体的，但导演对卓嘎的丈夫达杰、爷爷和三个儿子也赋予了非常丰满的刻画，尤其是达杰，我认为这是演员金巴最到位的银幕形象，他的演绎也非常动人。每一个人物都是一个宇宙，他们内在都有复杂的情感根基，转动起来的时候就碰撞成了生活，我觉得对每一个角色的讨论都不能脱离他/她临近的宇宙，他们如此复合并相互影响着轨道，如果说影片讲述了一个女性想要觉醒的历程，我更认为是所有人正要觉醒的历程，但它此刻正是通过一个女人的命运进行生长呈现的。

这种复杂性在银幕上被表现为一种空间感，它通过电影的节奏来展开。这种空间感邀请作为观看者的你以自己的经验注入到银幕的缝隙之中。要在银幕艺术上展现道德焦虑，展现的其实不是焦虑中的那两个二元的直接对抗，而是这两个二元之间的空间感，它们像是作为一呼一吸的关系的空间感，它不是一个靠你推我搡然后一拍桌子就可以分出胜负的东西。在这部影片中，这种空间感有时候在公羊某个愣愣的眼神或姿态里，在黎明出殡时两个男孩来不及追问的疑惑里，在女主角烈日下手中的那盆水的晃影中，在男主角达杰游荡在市集中的背影上，在红气球越飘越远没有尽头的天空中，在不同的剧中人在各自的路途上停驻仰望的静谧的脸孔上——这些是只有电影才可以表现的东西。我认为基耶斯洛夫斯基或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都懂这种精神焦虑中所映射出的复杂性和空间感，阿巴斯可能是最懂这种空间感的人，他甚至将这个空间感发展到了平凡诗意的极致。在《樱桃的滋味》里他会让观众花上几分钟去看男主角躺进坟墓时所经受的黑暗和闪电，他会把空中的飞机云和鸟群与男主角的脸庞接连起来，他知道如何将某种内在的感知空间投映到我们周遭的外部生活活动里。《气球》的确会让我关联到这样的伊朗电影，一个简单故事里所包含的的最质朴最原始的精神问题，它当然直接挂钩生死的问题，爱的问题，但它作为故事性的功能不是在于给出一个结果，与智性和奖赏无关，而是仅仅给出一个问题，一个暂时你看来不是问题但即将为止受苦的问题，拉长这个问题形成并逐渐被度过的空间层次，最后放掉这根气球的细线，这是一个导演对人的精神关照最诚实、最慈悲的态度，用导演自己的话说他认为他只能拍到这里，因为他确实无法为卓嘎做选择，或是说放入希望她留下孩子还是生下来这样的愿望。

相比《塔洛》，《气球》更处在一种不快也不慢的完美节奏中，一种外部和内部得以同步运作并徐徐展现的实际的速度，它的整体如此真实可靠，情感充沛，推进得自然而饱满。即便《气球》中有所谓魔幻现实主义的部分，比如梦中剥痣、度亡时刻的水面倒影，但我认为它不是让整部电影得以成立的关键，关键反而是万玛才旦如何处理现实的部分，我想魔幻现实主义是完全包含在现实之中的，它们不是两个分离的东西，如果可以准确的表达现实，魔幻的部分就已经长在里面，一个懂魔幻现实主义的作者恰会一头扎进真实生活里，比如马尔克斯。艺术家只需要在某些地方稍稍挑选出、拉丝出一两根元素将它们效果化即刻，是点到为止的装饰音符，如果影片没有对达杰赶回家之后那段出殡前的精彩的纪实性描绘，那后面那段河面倒影的行路就只是一段精彩的“影像”而已，它无法挥发出如今这般深的情感能量。达杰进门后所持有的短暂的呆滞，随后上前迅速的点酥油灯、磕头，我们在时间迅速流逝的日常中接应不同速度的到来，处理过亲人离世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在有信仰的藏地，这一系列的动作更在一种流畅沉默下的紧张无措中进行，然后影片既非常简略、但给足了这些真实生活的片段：僧人们念经、出殡时间的商定、抬动尸体从房间送上车、两个男孩问父亲“爷爷这是去了就不再回来吗”但达杰无法回答的部分，都是相当厉害的对人、对镜头与节奏的把握。

《气球》的节奏是万玛才旦的作品中最好的一部。电影其实不是关于时间的艺术，而是一种是关于空间的艺术（戈达尔语？），好的电影导演懂得“连接空间”，影片的节奏就是这些空间以何种机制被连接。他对空间之间关系的理解必然是独到而隐秘的，是完全自洽确信的，不是某种范式可以产出的，如果仅仅是处理一个好的场景，那一个广告导演或许也能做，但在两个小时里将故事的各种时空进行连接，这里面的节奏辑可以是无穷的，作者导演的差别和特征性也就在其中，对空间的铺展和连接方式，也就是影片的节奏反映了导演他眼中所看到的最重要、并希望我们也看到的生活的发生方式，它完全是体感的。

还有一点是关于影片的结尾，不少朋友都认为结尾“太点题”因而略感失望，然而我简直太接受这个结尾了以至于我甚至没有去想它还可以有什么其他结尾。这和我们对影片和故事的期望有关，对我个人来说，这个故事的诗意在于，它又简单又深——换两个词说它非常的现代又非常古典。避孕套和气球真的太具有象征性或太点题？象征的不微妙？不高级？太直给？这是优点还是缺点我觉得完全取决于我们对这部电影的理解，理解决定了期待，我觉得这种“直给”在这里美妙极了、干净极了，就像万玛才旦的短篇小说，干净，平常之中的魔幻与诗意，这两词一写出来就过于重了。不过，电影还是个高度完形的东西，它的确是挑观众的，所以它的价值和最后的形象是不定的，因此是美妙的。

最后提一下万玛才旦的多元化身份，他既是电影导演，也是一位多产的短篇小说家，可以说是继扎西达娃之后最特别的藏族小说家。导演和小说家对万玛才旦来说似乎是一种贯通合一的状态，同时看过他电影和短篇的人会感觉到，他观察世界的方式，在文学和电影这两个媒介中都具有很强的相似性，这是非常作者型导演的特征，而且这两者的产出物之间的转换度非常高，比如《气球》最早是以剧本形式诞生的，但碍于当时的制作条件，万玛才旦就将它先改写成了短篇小说，被收录在《乌金的牙齿》这本短片小说集中出版了，然后到了两年前才有机会拍摄成电影，而且整体剧作走向上改动并不大，除了类似电影中达杰带着大儿子江洋冲进手术室的这样的比较戏剧化场景化的桥段是小说里没有的，但两者都是以气球收尾，可见气球飘浮在空中是影片最重要的原始动机意象。在这本短篇小说集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他的电影文本，比如《静静的嘛呢石》《塔洛》《撞死了一只羊》，不过区别于短篇小说的文风，万玛才旦在电影风格上的转变仍是较为显著的。《塔洛》作为一个形式实验的分水岭，似乎为他试炼出了一些方向的岔路，这部《气球》似乎验证了他在之后一个更为成熟、更深入其本质天赋的选择，更贴近真实自然的节奏但带有魔幻感觉的方式。此外，除了作为创作者的身份，他也是所谓“藏地新浪潮”的推动者，一批藏地后起之秀新导演都是从他的班底出来，比如这次在平遥国际影展上携《他与罗耶戴尔》亮相的新晋导演德格才让曾是他的录音师和作曲，又比如《阿拉姜色》的导演松太加曾经是他的摄影和美术，万玛才旦还是多部藏地先锋电影的监制，比如洛旦的《迷路》、拉加华的《旺扎的雨靴》等，一路上扶持了许多年轻导演。我们同时也能看到前辈王家卫对万玛才旦的支持，这样一种一代代相续和扶持的关系还是挺让人感动的。

对于藏地新浪潮这一说法，似乎最早是从影评人圈子里出现的，但此新浪潮非法国彼新浪潮，这种称谓一定程度上我认为也是出于一种文化叹息，当然也携带着隔岸欣赏的成分，相比中文电影市场的资本娱乐盛世和扁平化的保守尝试，近年来的藏地电影的确在题材的文化属性和制作的艺术水准上具有一定的特征和高度，虽然我并不想过度强化这个地域文化或这批导演的特殊性，但这就好比文章开篇提到的那个问题，有些现状是不可回避也无需回避的，它一直在那里，但我想我们需要以一个尽量放下凝视或文化的壁垒去进入这些具体的电影本身。其实从中国最沿海到喜马拉雅山最高处，我们到藏地在地理上仍然是一马平川的，尤其是现在公路修的那么好了，很多人都可以轻松的去到藏地去转个山什么的，看起来挺神圣，挺融入，尤其是今年疫情，藏地的旅游业似乎很不错，但你说实际的文化上，我们还是有各自不想进入对方的部分，这与历史和语言文化的很多原因促成的。电影这个东西是虚空的，现在连拷贝都没有了，你只要有网络和密钥， 我们在月球上放也可以。但这样一部电影会产生那么多的讨论，而且它在当下的中国显得如此特别，说明它蕴藏了很多我们需要停下来去感受和沉思的部分。

希望气球飘的更高一些，让更多的人看到天空。

（删减版刊载于《WS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