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08-07-21

东遇西 • 三峡好人:《三峡好人》：后殖民语境里的田园挽歌

在《三峡好人》中，贾樟柯刻画了两个互为参照的人物：韩三明饰演的山西汉子三明来奉节寻找女儿，赵涛饰演的山西女人沈红来奉节寻找两年未归的丈夫。两人的行动虽然相同，出发点以及结果却迥异：三明来奉节寻找女儿或者前妻，是为了重拾昔日美好；沈红来奉节寻找丈夫，则是为了告别名存实亡的婚姻、作别昔日美好。审视两人此刻处境，过去是美好的，现状是彷徨的，未来是未明的。这种彷惶的内心，在奉节旧城正拆新城正起的空间背景下，也是外来者第一次面对这座毁灭与新生、魔幻与现实之城时的无所适从。

对于两个外来者而言，奉节这座城有着特殊的象征意义。他们寻找的人栖身在这座城市的某个角落里，与之相关的昔日记忆，也栖息在这座城内，或者被封存在这座城市之内。尽管他们此前从未涉足过这座城市，但在对昔日爱人的怀念中，这座城却无数次被触及、无数次被想象，于是就诞生了一座由印象构建而成的城，同时也是寄托之城。因此，这座城是熟悉的，至少心理上是熟悉的。但当两人真的溯水而上、直面这座城市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的记忆、想象已经落后于变化的时间了。

两人的记忆，以想象的方式存活于三峡里的奉节城内。相对于两人身处的变化的时空、变幻的心情以及日常生活而言，這里的时空是凝滞的，因为这种凝滞，想象与记忆才得以存在。但两人一旦面对真实的巨变中的奉节城，一切可感可触时，凝滞的美好记忆瞬间就被解冻。在被拆掉的旧城中，两人是彷惶的，还是矛盾的。他们追寻着昔日美好，期待过去与现在、想象与真实交会的一刻，但当这一刻真的来临时，却发现寻找的事物正在无可挽回的消逝。是该继续追寻、等待，还是坦然面对、微笑告别？

愈接近，就愈远离；是追寻，也是告别。这种对立又包容的人物行动与心态，大约就是导演贾樟柯面对大时代下奉节这座小城时的矛盾心态。某种角度上，它还代表着此地或者所有因三峡工程而接受迁移命运的人们此刻的心境。在《三峡好人》平静的叙事中，作为导演也是外来者的贾樟柯细腻把握住人物命运的交集，以重叠的意象营造出一个意蕴深远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作者以静的人与物为镜，映照出其后时空的动，写人的同时也描绘出一个动荡中的中国大时代。

在这个动荡的大时代里，以宏伟的三峡工程建设为印记，昭示着一个改革开放、高速发展的现代中国。与这种剧变的外部世界比较，贾樟柯镜头下兼具魔幻与现实的奉节县城、封闭而自成一体的时空、静谧的山与水、凝滞的人与物以及残存着昔日记忆的断垣残壁种种，显然是一个后工业化时代下消逝中的田园意象，其背后所代表的，不仅是奉节人、也是无数中国人在一个瞬息万变的大时代里的迷失与彷惶。透过这一隅山水的沉静意象，作为他者的贾樟柯巧妙的表现了我们身处时代的某种特质，化客为主又主客合一，不期然间就流露出一丝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

审视贾樟柯的这种作者情怀，内里同样有着多层的指涉。其间首先是一种传统中国文人的儒家式关怀。这种情怀以儒家哲学里的“天人合一”思想为主，追求人与自然的调和、协和、和谐，体现在电影中，可见的层面观就是现代人文景观与山水景观的冲突，例如虹桥、山顶的几何雕塑等等。单纯的看，这些景观近似奇观，自身也具有美的特征，但与“天人合一”的融合却有些格格不入。情节中，山顶的几何雕塑以超现实的方式消失，大约就代表了贾樟柯的所思。另外三峡自古以来就寄托着文人骚客的山水情怀，但工业化的进程却令到山川改观，这种“人定胜天”的现代观显然背离了“天人合一”的传统观。但无可否认的，这种改变有它积极的一面。基于这种矛盾的心态，贾樟柯并未给出肯定或否定的结论，而是细致描绘身处其中的变幻，这是相对成功的处理，因为无论哪种倾向所表现的思想，都会有损作品整体的丰富与多义。在这种儒家的思想影响里，小我最终必然要服从大我，虽有留恋、隐痛中也要坦然向前，这显然也是结局所包含的积极一面。

如果退得更远一点再审视这种情怀，内里则有着更广义的背景。贾樟柯所描画的还未完全改观的奉节城或者三峡，相对于山外的、工业化进程中的现代中国是落后的，其间参照物是现代中国；而现代中国又如何定义呢？其参照物显然是现代西方。也就是说，贾樟柯最终是站在他者的视角、以现代性的尺度（西方）为参照，表现了此刻奉节城里的人们的彷惶——移民的彷惶——也是此刻绝大多数中国人所面临的彷惶。因此，这种人文关怀某种意义上还是全球化进程里后殖民话语的一种体现。在此种角度下，关于三峡曾经的文本神话就在贾樟柯镜头下表现为死亡与新生、魔幻与现实的奇异共聚，其间对于无可挽回的消逝所表现的追寻与缅怀，俨然就是一曲忧伤的田园挽歌。

这种消逝的香格里拉神话，在现代大工业文明的入侵下，喻示了人类精神家园的逐一消逝。这种主题，在全球化进程如火如荼的今天显然也是世界性的。在已完成工业化进程的西方人眼中，《三峡好人》所表现的矛盾与多义，隐隐也契合了他们对当代中国的心态。这种带有后殖民特征的期待，一方面表现为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忧虑，另一方面也是对崛起中国的一种消极对待，西藏问题显然就是这种心态下的政治副产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