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Gracie在生活中扮演一段“旷世绝恋”，以爱/天真之名牢牢控制了Joe以及孩子二十几年。

在牢房的阴影下孕育新生命，迅速步入婚姻的殿堂，构筑起中产阶级梦寐以求的宽敞家园和理想生活，她以柔和的语调发出命令般的指令，用她的柔弱和泪水激发Joe的保护欲和愧疚感，这些都她情感操纵Joe的手段。

通过软硬兼施的手法，她让Joe从13岁起就无法也不愿离开她，甚至让他相信是他自己先引诱了她，错误在他不在她。在他们的关系中，她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站在了道德伦理的制高点。他们对于控制者与被控制者的角色早已习以为常，这种态度已是他们多年关系的本质。

她引导Joe相信：“如果我们不是真的相爱，又怎么会在一起二十几年”。她甚至策划了Joe与Elizabeth的出轨，因为她深知心智未成熟的Joe一旦面对"成人世界的残酷真相"，就会退缩，再次回到她身边。这讲是在孩子离家后，她用来继续情感勒索Joe的筹码。

在日常生活中，她对家人的无形控制令人窒息，而她本性暴露的一幕是，她手持猎枪瞄准猎物，猎物的生死完全掌握在她手中，她沉溺于那种碾压式的杀戮所带来的短暂宁静之中。

这与她最初写给Joe的信中的情感是一致的。她以爱的名义进行控制和情感勒索，享受着明知这是犯罪、明知会引起舆论的轩然大波，却还要装作一切都是出于爱。这场自恋和冷静的表演中，她是完全的胜利者。在看似走心伤痛的内心表白后，她甚至不忘提醒让Joe看完销毁那封信。

正如她在故事的尾声所揭示的，她内心深处最渴望的，是安全感。这种需求贯穿了她的行为和决策，如同一条不变的主线。她通过控制他人，试图在不稳定的世界中寻找一种虚假的稳定感。

2.Elizabeth的工作是要扮演Gracie，以艺术之名窥探隐私、勾引乔、勾引导演、甚至学习如何控制人

Elizabeth，同样是一个控制欲极强的女性，她带着预设的目标接近Gracie和Joe。她的目的并非追求真相，而是要获取"一个36岁女性如何诱惑13岁男孩，以及如何平息内疚之情"的确凿证据。她收集的照片、情书、信件，以及Joe的出轨行为，都是她的战利品。

Joe的出轨，根本不是一场意外，而是Elizabeth精心策划的，这是她研究的终极目标。她利用"年龄相仿"的借口拉近与Joe的关系，穿着性感，创造隐秘的独处机会（比如一起看X光片），对Joe养虫子的兴趣表示欣赏，甚至利用和Joe妹妹相似的哮喘症状并寻求他的帮助。她设计让Joe出轨自己，是为了完成自己的角色体验。

Elizabeth精妙地捕捉到了导演出轨的弱点，她挂断电话时那一秒钟内显露出的轻蔑表情，清楚地表明她对对方并无爱意。这种不屑一顾的态度，让她得以控制局面，使导演无法提出终止调研的要求。她的控制手法与Gracie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在宠物店的模拟偷情场景中，她那得意的笑容，同时也反映出她自己内心深处的黑暗面。当她演绎着情书，仿佛Gracie的灵魂附体，她似乎获得了某种至高的爽感，觉得自己完全参透了这个角色。

她以艺术的名义行使着控制，无视伦理和道德底线。和Gracie一样，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艺术，正如Gracie是为了爱，在这些大旗下，所有的有违人伦或者基本道德准则的做法都应该被原谅。这不禁让人思考：艺术真的可以超越道德的界限吗？真的可以将Joe真实的人生，当作故事来工具化地利用吗？

然而，她未曾预见的是，她所认为的真相，其实不过是虚假的幻象，如同镜中月、水中花，虚无缥缈。最终，真正的掌控者Gracie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狠狠地打破了她的幻想。

3.两个女性，一位是银幕上的戏精，另一位则是生活中的戏精。一个在电影的虚构世界里演绎角色，另一个在现实生活的舞台上扮演自我。从电影海报到影片中的各种象征性设置，我们不难发现这两位女性宛如镜像中的双重身影。

一个女人帮另一个人化妆的一幕中，Elizabeth仿佛穿越了现实与虚构的界限，完全化身为Gracie。这一幕不仅展示了她们在表演上的相似性，更深刻地揭示了她们内在欲望和动机的共鸣。她们的表演欲望和动机在彼此间相互映射，互为补充，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艺术共鸣。

在接受学校采访时，Elizabeth坦率地表达了自己的内心世界：发起者的欲望、被关注带来的渴望、以及周围人欲望的阻碍，这三重叠加的情感体验，最终转化为了她在扮演中的快感。梅雪风老师的分析文章深入探讨了这一点，清晰地阐释了两位女性在"扮演"中所共享的快感机制。

除了弥补缺失的安全感、表演的快感外，不要忘了Gracie通过电视采访赢得了名声，利用她的收入购买了房产，并通过出售故事版权再次获得了丰厚的名利。这个理由同样镜像Elizabeth，她的表演背后，不仅仅是对艺术表达的追求，同样也包含了对名利的渴望。她的每一次演出，都是对自我价值的肯定，也是对社会认可的渴望。

然而，Elizabeth拙劣的模仿最终以失败告终，正如《视与听》杂志对该片的评论所指出的："这部影片强有力地揭露了媒体（包括电影）服务于社会的谎言机器这一事实。"这不仅是对Elizabeth模仿失败的批判，更是对整个社会中媒体和艺术界道德底线的深刻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