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3-09-03
MK@1Q84 • 独生子:无望的辩解更要直言不讳
独生子的剧情相当简单：单亲妈妈为了供孩子去东京上学，变卖家产和田地，自己也沦为清洁工，不料十三年后到了东京，发现儿子并没有像她想象中的那样出人头地，只是成为了一个寒酸的夜校老师，不免不悦，儿子耐心解释也是徒劳。为了招待母亲，儿媳卖掉了结婚时的和服，但这时邻居家的孩子腿摔断了，儿子便把钱拿去充医药费，母亲感受到儿子的善良和平凡中的伟大，谅解了儿子，但回到家乡后，不免满心委屈，老泪纵横。
这当然是个有普遍性的话题，生活在当今中国的我们特别容易理解这种“渴望知识改变命运，却发现连自己的生活都很难改变”的心情。但小津当时拍摄此片，其实有独特的时代背景。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来到东京的青年学习了文化之后，要成为医生这样比较有社会地位的人士还比较容易，但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东京苦读的结果可能只是成为一个朝不保夕的推销员，1936年1月15日的《国民新闻》就报道了这么一个案件：父亲起诉儿子，要脱离父子关系，理由是自己供儿子上大学是要他成为一名法官，而不是贫穷的保险推销员。看一组数字就明白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1900年日本的大学生为3240人，1930年突增到69605人，大学扩招带来的“毕业就是失业”之恶果当今的天朝学子再清楚不过了。但作为倾家荡产甚至借钱帮助子女迈入高等学府的父母来说，这样的结果在感情上显然难以接受。这三十年正好连接着两代人，可以想象为了草鸡变凤凰殊死一搏的父母心理落差有多大了，而当孩子是独生子的时候这个问题就更为突出。
对此，在战后担任日本最高法院法官的塚崎直义认为违背父母亲意愿的长子需要为不孝之罪道歉，而投资失败的父母亲也要负一半责任。这是当时被认为理性的声音。父母供子女念书，当然不完全是投资的心态，更包含着出于天性的自然感情，我理解这样的说法来自日本民族中对施恩与受恩的传统，孝的恩情需要回报，而施恩又不应当要求回报，所以这样的结论被称为理性。然而，当一个只能为三千多个高等教育人才提供就业岗位的社会出现了数以十几倍的人来竞争，那岂不总有几万个人是“有罪”的“不孝之人”？如果一个社会90%以上的人都有罪那是人的问题还是社会的问题呢？
所以小津为本片做的设定极好。饭田蝶子饰演的母亲及其困苦，甚至落俗套地遵循《小丘之上》的传统把母亲设定为从女工到清洁工，而另一面，儿子又表现地非常懂事和诚心诚意地尽孝，给母亲买好吃的，带母亲看电影，尽力让母亲不虚此行，不惜支付同事利息也要借钱，笠智众饰演的老师这条线也从侧面反映了个人在社会大势下的无力，将无奈的结果不由分说地推向观众。
母子俩在烟囱前空地上的对谈是母子俩捅破窗户纸的一场戏，也是本片的一个转折，很经典的一个场面，儿子努力辩解着，母亲的失望却写在脸上，怎么也挥不去——对于感情受创的老人来说，这样的辩解无疑是徒劳的。但不这样做，母亲就会感到不甘和后悔，唯有直言不讳，才能获得理解，这样虽然无奈，即使伤心，整个家庭也算是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又一次开始。
我想这是小津想通过这部影片带给这个社会的，一种看待子女教育没有转化成功名的视角，相比林芳雄的《茧》中期待的“手术”，这也算是一针缓解创伤的安慰剂吧。
这当然是个有普遍性的话题，生活在当今中国的我们特别容易理解这种“渴望知识改变命运，却发现连自己的生活都很难改变”的心情。但小津当时拍摄此片，其实有独特的时代背景。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来到东京的青年学习了文化之后，要成为医生这样比较有社会地位的人士还比较容易，但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东京苦读的结果可能只是成为一个朝不保夕的推销员，1936年1月15日的《国民新闻》就报道了这么一个案件：父亲起诉儿子，要脱离父子关系，理由是自己供儿子上大学是要他成为一名法官，而不是贫穷的保险推销员。看一组数字就明白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1900年日本的大学生为3240人，1930年突增到69605人，大学扩招带来的“毕业就是失业”之恶果当今的天朝学子再清楚不过了。但作为倾家荡产甚至借钱帮助子女迈入高等学府的父母来说，这样的结果在感情上显然难以接受。这三十年正好连接着两代人，可以想象为了草鸡变凤凰殊死一搏的父母心理落差有多大了，而当孩子是独生子的时候这个问题就更为突出。
对此，在战后担任日本最高法院法官的塚崎直义认为违背父母亲意愿的长子需要为不孝之罪道歉，而投资失败的父母亲也要负一半责任。这是当时被认为理性的声音。父母供子女念书，当然不完全是投资的心态，更包含着出于天性的自然感情，我理解这样的说法来自日本民族中对施恩与受恩的传统，孝的恩情需要回报，而施恩又不应当要求回报，所以这样的结论被称为理性。然而，当一个只能为三千多个高等教育人才提供就业岗位的社会出现了数以十几倍的人来竞争，那岂不总有几万个人是“有罪”的“不孝之人”？如果一个社会90%以上的人都有罪那是人的问题还是社会的问题呢？
所以小津为本片做的设定极好。饭田蝶子饰演的母亲及其困苦，甚至落俗套地遵循《小丘之上》的传统把母亲设定为从女工到清洁工，而另一面，儿子又表现地非常懂事和诚心诚意地尽孝，给母亲买好吃的，带母亲看电影，尽力让母亲不虚此行，不惜支付同事利息也要借钱，笠智众饰演的老师这条线也从侧面反映了个人在社会大势下的无力，将无奈的结果不由分说地推向观众。
母子俩在烟囱前空地上的对谈是母子俩捅破窗户纸的一场戏，也是本片的一个转折，很经典的一个场面，儿子努力辩解着，母亲的失望却写在脸上，怎么也挥不去——对于感情受创的老人来说，这样的辩解无疑是徒劳的。但不这样做，母亲就会感到不甘和后悔，唯有直言不讳，才能获得理解，这样虽然无奈，即使伤心，整个家庭也算是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又一次开始。
我想这是小津想通过这部影片带给这个社会的，一种看待子女教育没有转化成功名的视角，相比林芳雄的《茧》中期待的“手术”，这也算是一针缓解创伤的安慰剂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