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1-09-11
東方不親 • 太阳照常升起:残酷物语与诗意世界
王小波先生说：“我活在世上，无非想要明白些道理，遇见些有趣的事。”还说：“问题不在于该不该写性，而在于不该写得没劲儿。”
姜文的这部电影正是用诗意有趣的方式来写性，进而阐明一些道理。可惜影片的叙事结构和剪辑风格对大多数观众而言太过先锋晦涩，别说品味有趣、体悟道理了，观影者甚至连故事的来龙去脉都难以捋清。
既如此，我们不妨绕过复杂的结构形式，从分析剧中的主要人物入手，先来看看姜文在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疯妈：
“我知道，我知道……”是影片中出现频率极高的一句话，这句话最初出现在哪呢？是疯妈跟志愿军战士开始相爱那年，更具体一点，是他们第一次发生性关系的时候，疯妈羞怯地说：“不……”而战士却说着“我知道，我知道……”强行将她推到，从此她成了他的女人。所以这句话是初次开启疯妈灵肉之门的一把密匙，虽非誓言，却胜于誓言。
第二次出现这句话，是在边境接收丈夫遗物时疯妈的喃喃自语，疯妈不相信丈夫已死，认定丈夫是去找别的女人，因为丈夫曾说:“不怕记不住，就怕忘不了。忘不了，太熟，太熟了，就要跑。”还因为她在丈夫的遗物里发现了别的女人的辫子。
她的丈夫死于1958年，她是从苏联人手中接过丈夫遗物的，苏联人叫他的丈夫阿廖沙，她的丈夫给她写过很多信，但是她从来没有收到，信到最后也是由苏联人交给她的。后来她让她的儿子拆了一封信念，信里写满的只是一句话：就叫我阿廖沙吧！她问他儿子懂吗？儿子说不懂，她说：“只能说你不懂，不能说你没看见。”这句话说明了有些隐情不是人们从表面能看出来的。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中苏开始交恶，边境上的战事一触即发。从苏联人交给疯妈遗物以及丈夫的苏联名字可以看出，阿廖沙的公开身份是一个投靠苏联的叛徒。那么是否能说明阿廖沙是被中国人打死的呢？别急，我们来看看苏联人是怎么说的。苏联人说，经过调查，阿廖沙死于天真浪漫，还是跟一个叫娜塔莎的女人一起死的，遗物中还有几条颜色各异的辫子。这一切都说明在苏联人眼中阿廖沙是个风流成性的人，且死于一场桃色事件，也许是他上了不该上的女人，被苏联人打死了。
这应该是苏联人的调查结果，但是如果这种说法成立的话，在那个讲究出生及社会成分的年代，疯妈跟她的儿子是不可能过上安生日子的，更别说儿子还能当上小队长。所以疯妈的丈夫其实是中方打入苏方的卧底，或许因为执行秘密任务，不幸泄露身份，被苏联人打死了。又有别的卧底同伴帮他将此掩盖成了一起桃色事件，苏联人对此也有所怀疑，所以做了大量的调查工作，最终还是被瞒了过去。在此之前苏联人对阿廖沙也有所戒备，所以他寄往家中的信一封都没有投递成功。
因为中苏两方的紧张关系，所以即便阿廖沙已死，也不能暴露阿廖沙的卧底身份，或许疯妈跟儿子回去的根本不是丈夫真正的家乡，只是上面安排下来，让李叔他们照顾这对母子。或许上面给李叔他们的说法是虽然疯妈的丈夫是叛徒，但是她丈夫的父亲是烈士，丈夫做了叛徒母子俩不好回丈夫真正的家乡，就安排到他们那里。
其实李叔他们对阿廖沙的家族历史根本不了解，所以才会在跟小队长讲起其家族史时自相矛盾，漏洞百出。阿廖沙在接受卧底任务前，应该是隐匿了一切社会关系，才去苏联的，所以才会有那张剪去头像的照片，但是因为太过思念疯妈，写了大量的信，才暴露了这层社会关系，于是只好扮作风流成性，在苏联人面前假意冲淡这层家庭关系，以获取信任。所以疯妈在所谓的丈夫家乡生活了十八年，其实是饱受歧视与误解的，人人都知道她是叛徒的妻子。
疯妈自己知道阿廖沙是卧底吗？我的看法是开始不知道，读了信以后懂了。她让儿子念的那封信反反复复就只有一句，那是一种无奈到极致的狂躁，有这种心境的人，是无论如何不会主动投敌的，后来她又找到被丈夫剪去头像的合照，就彻底明白了。所以她在家中挂李铁梅的画像，这是在证明自己及其丈夫的清白，是对身边歧视与误解的一种无言反击。但是她虽然坚信丈夫对国家的忠诚，却宁可相信丈夫对自己的不忠，一方面这是唯一能逃避丈夫已死这一现实的合理解释，另一方面丈夫在苏联人面前的故布疑阵与假装风流也彻底迷惑到了疯妈。
在这样一种身心压抑的环境中，疯妈梦到的那双绣着鱼的鞋，用精神分析法来看，鞋口象征着女性的阴户，而鞋子的整体则可看成女性的子宫，鱼则象征了儿子。梦境都是现实心理的投影，为什么会梦见这些意象呢？
一是疯妈十八年没有过性生活，她跟儿子所说的阿廖沙的枪象征了男性的阴茎，枪由长到短，说明阿廖沙离她越来越远，因为长期的性压抑她梦到了鞋；二是这一年他的儿子刚刚好十八岁，刚刚好长大成人，十八年前的那一场虚惊给她的心理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阴影，这十八年来她担惊受怕地总算将儿子拉扯成人。在此期间，她动辄动手打儿子，也是为了把儿子拴在身边，怕他出什么意外，所以她梦到了鱼。她去买鞋是对那种夫妻和睦、母子平安的生活的向往。
在疯妈心目中，阿廖沙一直都没有死，只是去找别的女人了，眼看着孩子十八岁了，她愈发殷切地盼望丈夫能早日归来，她想把儿子成年的好消息告诉阿廖沙。所以她要反复上树高呼十八年前侥幸捡回儿子时，站在火车顶上反复高呼的那句话：“阿廖沙，不要怕！火车在上面停下啦！他一笑天就亮啦！”
十八年前这么喊，是要告诉阿廖沙他们的儿子没有死；十八年后这么喊，是要告诉阿廖沙他们的儿子已成年。登高，一方面是因为她不知道丈夫跟别的女人跑去哪里，希望声音能传向四面八方，也希望丈夫不论在何方都能一眼看到她；另一方面是因为她在丈夫给自己的信中读到了普希金写的“树上的疯子”，这是她的心结，也是潜意识的一种迎合。她担心树长不直，长不高，其实是担心自己登的不够高，自己的声音传得不够远，阿廖沙听不到自己的呼唤。于是她刨坑，将阻碍大树往高往直生长的鹅卵石全都挖出来。
这时候，李叔回村子了。李叔是最初带她和她儿子进村的人，也是最早散布她丈夫是叛徒这一谣言的人。所以她要骗她儿子李叔是鬼不是人，李叔的话不能信，这也是她不让儿子读书、工作的原因。他害怕儿子受到伤害，更怕村里的人跟他儿子说阿廖沙的坏话，自己又无法言明阿廖沙的真实身份，只好靠装疯卖傻来给儿子制造麻烦，从而保持儿子与外界的隔离。
她因为儿子的不理解而与儿子发生争吵，甚至砸坏了家里的家具，她用从树下刨出的鹅卵石砌了一座石屋，这是她封闭内心的外化表现。她将摔碎的家具粘合好放入石屋中，还在石屋中粘了一张两个人的“合影”，男的是她的儿子，女的是李铁梅，她置身其中，儿子的样子减去她的样子就是阿廖沙的样子，再加上对国家的忠心，对革命的赤诚，就是根正苗红、和睦圆满的一家子。
期望很快变成了绝望，疯妈认识到阿廖沙是不可能回来了，她反复吟诵着那首《黄鹤楼》：“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在儿子发现石屋，并且几个喷嚏将石屋里的家具重新打个粉碎的那一天，疯妈不疯了，她告诉儿子以后不会再打他，让儿子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不会再束缚他，等儿子离开了家，疯妈便投河自尽了。
对于疯妈的自尽我是这样理解的，虽然表面上疯妈认定阿廖沙并没有死，其实这么多年下来，她内心深处已经接受阿廖沙已死的事实，相信现在的自己已经比阿廖沙老了。只是因为这侥幸逃生的儿子还未长大，疯妈还不能追随阿廖沙而去。终于，儿子长大成人，疯妈在感到完成使命的同时最后一次幻想着一家三口可以团聚。在最后的疯狂之后，疯妈很快清醒过来，知道该怎么办了：儿子已经不再需要自己的庇护，能够独立生活，而自己也是时候去另外一个世界同爱人相聚。
这段剧情我阅读到了一些政治隐喻：1958年到1976年，从“大跃进”运动到文化大革命，中国处于一个极度非理性的时代，就像疯妈一样，别说当时的外国人理解不了，就连现在我们这一代中国的年轻人也很难理解。疯妈虽疯，但是她的所有努力都是在呵护她的儿子能够安全茁壮地成长，哪怕往往起到的是反作用。同样的，中国虽疯，也是在摸索一条富国强国之路，哪怕实际上是历史的倒退。阿廖沙的遗物中有本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著的《怎么办》，书名似乎代表了那个年代所有中国人的困境：当同样信仰马克思主义，同样身处社会主义阵营的两个大国剑拔弩张，反目成仇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我们的信仰该怎么办？
唐叔：
“搞鞋”跟“放枪”是唐叔最喜欢做的两件事。他在南洋追求唐妻的时候就喜欢帮唐妻把小一号的鞋搞大了穿，在大学里与林医生鬼混的时候也喜欢帮林医生搞鞋。唐妻去新疆找唐叔时，唐叔拿着一把枪在“路的尽头”等待唐妻，他一手拥住唐妻，一手对着天空鸣枪，嘴里却对唐妻说着：“你的肚子像天鹅绒。”在下放期间，他更是天天拿着枪跟一帮孩子在林间打猎，甚至为了打猎而夜不归宿，他的枪法很准，总能打到很多猎物交给小队长，赚取公分。
为何唐叔会如此热衷于“搞鞋”跟“放枪”呢？因为他是个性无能。如果说鞋象征了女性的子宫，因为他搞不大女人的肚子所以只能拼命地靠搞大女人的鞋来证明自己的本事的话，那枪则象征着男性的阴茎，他因为自身的阴茎无法勃起而热衷于用枪声来宣泄自己的愤懑，他用猎杀动物的快感来代替自己永远无法获得的性快感。因为自卑，所以他在与女人见面时都不忘手握钢枪；因为无能，所以他只能意淫与女人云雨的场面，隔着衣服拥抱后说女人的肚子像天鹅绒，所以连所谓的偷情也不过是跟情人一起洗头。
因为唐叔的性无能，唐妻与唐叔长期两地分居，最后看在夫妻情分上送唐叔下放。作为一个生理正常的女性，唐妻极度渴望有性生活，进村路上那一句“知子莫若母”还充分体现了在唐妻潜意识里极度渴望有自己的孩子，甚至因此而产生了很浓的伊俄卡斯特情结（恋子情结），这也为日后她与小她二十多岁的小队长的偷情埋下了伏笔。
唐叔因为性无能而彻夜不归，虽然能享受到打猎的乐趣，可他依旧过得很苦闷，他想过自杀。他看着那群天真烂漫的孩子，问：“一个人死了，他还会再笑吗？”孩子们用爽朗的笑声做出了回答，他也因此打消了自杀的念头。可是在回家后却撞破了自己老婆与小队长的奸情，他像不杀交配时的动物一样，默默走开了。
第二天他告诉老婆这样做是要出人命的，便与唐妻离了婚。他找到小队长，哪知小队长根本不怕死，只是想弄明白天鹅绒是什么，他答应小队长去弄一块天鹅绒。在与北京朋友的交谈中他明白了这一切只能怪自己是性无能，他打算原谅小队长跟自己的老婆。
其实他根本不想带天鹅绒回去，“肚子像天鹅绒”只不过是自己的一场意淫，并非实情，所以朋友说不好弄，他也就没再强求。回去时他带了一面镜子给唐妻，似乎是在说：“我无能为力，以后只能靠你自己。”他又找到小队长，哪知小队长已经自己找到了天鹅绒，迫不及待地展示出来，并且非常认真地说，唐妻的肚子根本不像天鹅绒。恼羞成怒的唐叔感觉自己的性无能遭到了暴露，尊严蒙受了羞辱，遂枪杀了小队长。
这段剧情中有较多政治隐喻。1958年“大跃进”运动开始，影片安排性无能的唐叔带着枪在这一年与唐妻结婚，暗讽浮夸的运动雷声大雨点小，中看不中用。而会演李铁梅的小姑娘来找去过南洋的唐妻讨教穿衣之道，则象征着计划经济的中国开始有了开放改革的诉求，暗喻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唐妻说苏联的大炮起了个女人的名字，暗喻外强中干的苏联必将走向解体。崔健演的唐叔好友所说的：“我又不是领导，哪来的天鹅绒？”以及小队长最后扯出的锦旗则是对政府官员好大喜功，好搞面子工程的辛辣揶揄。
梁老师：
梁老师多才多艺爱唱歌，最喜欢弹唱的是一首叫“美丽的梭罗河”的印尼民歌。为什么最喜欢弹唱这首歌？是因为他异常怀念当年的南洋生活。为什么异常怀念南洋的生活?是因为在那里他认识了自己最心爱的女人。他最心爱的女人是谁?是唐妻。这不但体现在他反复弹唱的印尼民歌里，还体现在1958年唐妻归国去新疆与唐叔成亲，在狂欢舞会上，梁老师先是鸣枪，然后冲到唐叔身边将唐妻抱走。这看似是欢庆时的玩笑，实则真切地反应出梁老师压抑已久的欲望。
朋友妻，不可欺。梁老师因此而长年压抑着自己的欲望。但因为忠于自己的感情，又不肯娶其他女人为妻。长久的性压抑让梁老师在接收一切有关于性的讯息时都变得异常敏感，所以在厨房发生性骚扰电话事件时他会如此的心神不宁，以至于用菜刀切烂了自己的手指。在亲手接到性骚扰电话时他恶狠狠地丢了一句：“屌你老母！”这算是压抑中的一种宣泄吧。
林医生虽然跟唐叔不清不白，但由于唐叔的无能根本没法满足自己的欲望，所以对来打针的梁老师百般挑逗。包扎好伤口的梁老师在学校露天影院偷摸了一个女同学的屁股，这也是长久性压抑所致，在一片“抓流氓”的喊打声中，梁老师慌不择路地跑到了唐叔的住所，撞见了正在给唐叔洗头的林大夫。两个人一起从窗口逃走，梁老师落地时不慎将腿摔断，住了院。
对梁老师心生爱慕的林医生向校方谎称自己也是被骚扰的对象，并想设计指认梁老师，未遂，于是有了那段在医院病床边如泣如诉的表白。那真是我听过的顶好听的情话，可梁老师却对林大夫说：“你今年可能三十六，也可能四十六了，可是说的话却像是个十六岁女孩的感觉。”
梁老师最浓烈的性格特点就是严肃刻板，不逾矩。他认定三四十岁的女人说出这样的话是不合理的，就像他认为对自己朋友的老婆是不能动任何念想的一样。人不能不守规矩。
林大夫走了以后，接着是骚扰电话的拨打者的真情告白。这两个女人的表白像莎士比亚的爱情诗一样动人心魄，她们为爱而制定的计划，采取的行动，充分证明了爱情的魔力有多么巨大，可这一切只能变本加厉地转化成梁老师的性压抑，压抑到他喘不过气来。
在梁老师招供不久，校方却宣称抓到了肇事者，为梁老师洗刷了“冤屈”。也恰在此时，梁老师彻底看穿了唐叔与林大夫的奸情。在最后的狂欢后，自缢身亡。
对于梁老师的自杀，我是这样理解的。他是个讲规矩的人，明明自己耍了流氓，却免于责难，这虽然让他感到侥幸，却更让他感到困惑，不能理解这个世界，这是其一；更重要的是这其二，那就是这性压抑已经深入骨髓，性的苦闷导致生的苦闷，他看到自己爱的女人跟了自己的朋友，爱自己的女人也跟自己的这个朋友在一起鬼混，他们可以自由的享受性（这里假定他并不知道唐叔是性无能），自己却除了自我压抑以外别无选择，不堪重荷的他彻底走投无路了，除死之外，不得解脱。
这段剧情也充满了政治隐喻。梁老师有一把枪，他只在唐妻回国的那个狂欢夜放过两枪，就没再使用。更多的时候不是被他拆散了扔在床底，就是让唐叔这个性无能拿去充威风。影片中梁老师藏枪、弃枪象征着压抑性欲，关照到现实恰恰象征了文化大革命期间，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人间惨象。真正的有识之士不仅才华得不到施展，反而倍受打压，而那些才疏学浅的无能之辈却威风八面，不仅是占着茅坑不拉屎，而且还一占就占两个茅坑。梁老师最终是被母亲传下来的枪带给勒死的，这也象征了那个年代獐死于麝，鹿死于角，有识之士往往为自己的才识所累，惹来杀身之祸。
梁老师明明耍了流氓却免于责难，这讽刺了当时中国司法的混乱，冤假错案层出不穷。吴主任抓流氓时只会出荒唐昏招，在办公室里只知道高唱红歌，为了维护自身的形象，不仅所抓的流氓都不是本校的师生，就连被侵犯的女性也都不是本校的师生。这讽刺了政府部门不办实事，空喊口号，只讲政绩，颠倒黑白……
以上是我对影片基本剧情的概述以及对隐藏剧情和政治隐喻的揣摩，下面我想谈谈我对影片整体立意的理解。
“太阳的升起跟希望没有任何的关系，”我仿佛看到了姜文板着面孔冷冰冰地说道。没错，他呈现给我们的就是这样一种残酷，当疯妈在铁轨上托起九死一生的儿子，歇斯底里地喊着“他一笑天就亮啦”的时候，怎么会料想到，这个耗尽她余生精力呵护成长的孩子，会在成长到十八岁那年，在她刚刚认为可以了无挂碍地随孩子他爸共赴黄泉那年，被人用猎枪轰爆了脑袋？
太阳照常升起，这是影片名。当我看完影片时最强烈的感受是：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不论是最好的时代，还是最坏的时代，终将成为历史，一切终将过去，逝者如斯，不舍昼夜。
古人说：“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古人还说：“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没错，与日月星辰、江河湖海相比，人类是渺小的，人生是短暂的。我们无法羁绊历史的脚步，也无力压制时间的成长。既然如此，我们不如谨记王小波先生的这句话：一个人只拥有今生今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
姜文的这部电影正是用诗意有趣的方式来写性，进而阐明一些道理。可惜影片的叙事结构和剪辑风格对大多数观众而言太过先锋晦涩，别说品味有趣、体悟道理了，观影者甚至连故事的来龙去脉都难以捋清。
既如此，我们不妨绕过复杂的结构形式，从分析剧中的主要人物入手，先来看看姜文在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疯妈：
“我知道，我知道……”是影片中出现频率极高的一句话，这句话最初出现在哪呢？是疯妈跟志愿军战士开始相爱那年，更具体一点，是他们第一次发生性关系的时候，疯妈羞怯地说：“不……”而战士却说着“我知道，我知道……”强行将她推到，从此她成了他的女人。所以这句话是初次开启疯妈灵肉之门的一把密匙，虽非誓言，却胜于誓言。
第二次出现这句话，是在边境接收丈夫遗物时疯妈的喃喃自语，疯妈不相信丈夫已死，认定丈夫是去找别的女人，因为丈夫曾说:“不怕记不住，就怕忘不了。忘不了，太熟，太熟了，就要跑。”还因为她在丈夫的遗物里发现了别的女人的辫子。
她的丈夫死于1958年，她是从苏联人手中接过丈夫遗物的，苏联人叫他的丈夫阿廖沙，她的丈夫给她写过很多信，但是她从来没有收到，信到最后也是由苏联人交给她的。后来她让她的儿子拆了一封信念，信里写满的只是一句话：就叫我阿廖沙吧！她问他儿子懂吗？儿子说不懂，她说：“只能说你不懂，不能说你没看见。”这句话说明了有些隐情不是人们从表面能看出来的。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中苏开始交恶，边境上的战事一触即发。从苏联人交给疯妈遗物以及丈夫的苏联名字可以看出，阿廖沙的公开身份是一个投靠苏联的叛徒。那么是否能说明阿廖沙是被中国人打死的呢？别急，我们来看看苏联人是怎么说的。苏联人说，经过调查，阿廖沙死于天真浪漫，还是跟一个叫娜塔莎的女人一起死的，遗物中还有几条颜色各异的辫子。这一切都说明在苏联人眼中阿廖沙是个风流成性的人，且死于一场桃色事件，也许是他上了不该上的女人，被苏联人打死了。
这应该是苏联人的调查结果，但是如果这种说法成立的话，在那个讲究出生及社会成分的年代，疯妈跟她的儿子是不可能过上安生日子的，更别说儿子还能当上小队长。所以疯妈的丈夫其实是中方打入苏方的卧底，或许因为执行秘密任务，不幸泄露身份，被苏联人打死了。又有别的卧底同伴帮他将此掩盖成了一起桃色事件，苏联人对此也有所怀疑，所以做了大量的调查工作，最终还是被瞒了过去。在此之前苏联人对阿廖沙也有所戒备，所以他寄往家中的信一封都没有投递成功。
因为中苏两方的紧张关系，所以即便阿廖沙已死，也不能暴露阿廖沙的卧底身份，或许疯妈跟儿子回去的根本不是丈夫真正的家乡，只是上面安排下来，让李叔他们照顾这对母子。或许上面给李叔他们的说法是虽然疯妈的丈夫是叛徒，但是她丈夫的父亲是烈士，丈夫做了叛徒母子俩不好回丈夫真正的家乡，就安排到他们那里。
其实李叔他们对阿廖沙的家族历史根本不了解，所以才会在跟小队长讲起其家族史时自相矛盾，漏洞百出。阿廖沙在接受卧底任务前，应该是隐匿了一切社会关系，才去苏联的，所以才会有那张剪去头像的照片，但是因为太过思念疯妈，写了大量的信，才暴露了这层社会关系，于是只好扮作风流成性，在苏联人面前假意冲淡这层家庭关系，以获取信任。所以疯妈在所谓的丈夫家乡生活了十八年，其实是饱受歧视与误解的，人人都知道她是叛徒的妻子。
疯妈自己知道阿廖沙是卧底吗？我的看法是开始不知道，读了信以后懂了。她让儿子念的那封信反反复复就只有一句，那是一种无奈到极致的狂躁，有这种心境的人，是无论如何不会主动投敌的，后来她又找到被丈夫剪去头像的合照，就彻底明白了。所以她在家中挂李铁梅的画像，这是在证明自己及其丈夫的清白，是对身边歧视与误解的一种无言反击。但是她虽然坚信丈夫对国家的忠诚，却宁可相信丈夫对自己的不忠，一方面这是唯一能逃避丈夫已死这一现实的合理解释，另一方面丈夫在苏联人面前的故布疑阵与假装风流也彻底迷惑到了疯妈。
在这样一种身心压抑的环境中，疯妈梦到的那双绣着鱼的鞋，用精神分析法来看，鞋口象征着女性的阴户，而鞋子的整体则可看成女性的子宫，鱼则象征了儿子。梦境都是现实心理的投影，为什么会梦见这些意象呢？
一是疯妈十八年没有过性生活，她跟儿子所说的阿廖沙的枪象征了男性的阴茎，枪由长到短，说明阿廖沙离她越来越远，因为长期的性压抑她梦到了鞋；二是这一年他的儿子刚刚好十八岁，刚刚好长大成人，十八年前的那一场虚惊给她的心理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阴影，这十八年来她担惊受怕地总算将儿子拉扯成人。在此期间，她动辄动手打儿子，也是为了把儿子拴在身边，怕他出什么意外，所以她梦到了鱼。她去买鞋是对那种夫妻和睦、母子平安的生活的向往。
在疯妈心目中，阿廖沙一直都没有死，只是去找别的女人了，眼看着孩子十八岁了，她愈发殷切地盼望丈夫能早日归来，她想把儿子成年的好消息告诉阿廖沙。所以她要反复上树高呼十八年前侥幸捡回儿子时，站在火车顶上反复高呼的那句话：“阿廖沙，不要怕！火车在上面停下啦！他一笑天就亮啦！”
十八年前这么喊，是要告诉阿廖沙他们的儿子没有死；十八年后这么喊，是要告诉阿廖沙他们的儿子已成年。登高，一方面是因为她不知道丈夫跟别的女人跑去哪里，希望声音能传向四面八方，也希望丈夫不论在何方都能一眼看到她；另一方面是因为她在丈夫给自己的信中读到了普希金写的“树上的疯子”，这是她的心结，也是潜意识的一种迎合。她担心树长不直，长不高，其实是担心自己登的不够高，自己的声音传得不够远，阿廖沙听不到自己的呼唤。于是她刨坑，将阻碍大树往高往直生长的鹅卵石全都挖出来。
这时候，李叔回村子了。李叔是最初带她和她儿子进村的人，也是最早散布她丈夫是叛徒这一谣言的人。所以她要骗她儿子李叔是鬼不是人，李叔的话不能信，这也是她不让儿子读书、工作的原因。他害怕儿子受到伤害，更怕村里的人跟他儿子说阿廖沙的坏话，自己又无法言明阿廖沙的真实身份，只好靠装疯卖傻来给儿子制造麻烦，从而保持儿子与外界的隔离。
她因为儿子的不理解而与儿子发生争吵，甚至砸坏了家里的家具，她用从树下刨出的鹅卵石砌了一座石屋，这是她封闭内心的外化表现。她将摔碎的家具粘合好放入石屋中，还在石屋中粘了一张两个人的“合影”，男的是她的儿子，女的是李铁梅，她置身其中，儿子的样子减去她的样子就是阿廖沙的样子，再加上对国家的忠心，对革命的赤诚，就是根正苗红、和睦圆满的一家子。
期望很快变成了绝望，疯妈认识到阿廖沙是不可能回来了，她反复吟诵着那首《黄鹤楼》：“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在儿子发现石屋，并且几个喷嚏将石屋里的家具重新打个粉碎的那一天，疯妈不疯了，她告诉儿子以后不会再打他，让儿子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不会再束缚他，等儿子离开了家，疯妈便投河自尽了。
对于疯妈的自尽我是这样理解的，虽然表面上疯妈认定阿廖沙并没有死，其实这么多年下来，她内心深处已经接受阿廖沙已死的事实，相信现在的自己已经比阿廖沙老了。只是因为这侥幸逃生的儿子还未长大，疯妈还不能追随阿廖沙而去。终于，儿子长大成人，疯妈在感到完成使命的同时最后一次幻想着一家三口可以团聚。在最后的疯狂之后，疯妈很快清醒过来，知道该怎么办了：儿子已经不再需要自己的庇护，能够独立生活，而自己也是时候去另外一个世界同爱人相聚。
这段剧情我阅读到了一些政治隐喻：1958年到1976年，从“大跃进”运动到文化大革命，中国处于一个极度非理性的时代，就像疯妈一样，别说当时的外国人理解不了，就连现在我们这一代中国的年轻人也很难理解。疯妈虽疯，但是她的所有努力都是在呵护她的儿子能够安全茁壮地成长，哪怕往往起到的是反作用。同样的，中国虽疯，也是在摸索一条富国强国之路，哪怕实际上是历史的倒退。阿廖沙的遗物中有本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著的《怎么办》，书名似乎代表了那个年代所有中国人的困境：当同样信仰马克思主义，同样身处社会主义阵营的两个大国剑拔弩张，反目成仇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我们的信仰该怎么办？
唐叔：
“搞鞋”跟“放枪”是唐叔最喜欢做的两件事。他在南洋追求唐妻的时候就喜欢帮唐妻把小一号的鞋搞大了穿，在大学里与林医生鬼混的时候也喜欢帮林医生搞鞋。唐妻去新疆找唐叔时，唐叔拿着一把枪在“路的尽头”等待唐妻，他一手拥住唐妻，一手对着天空鸣枪，嘴里却对唐妻说着：“你的肚子像天鹅绒。”在下放期间，他更是天天拿着枪跟一帮孩子在林间打猎，甚至为了打猎而夜不归宿，他的枪法很准，总能打到很多猎物交给小队长，赚取公分。
为何唐叔会如此热衷于“搞鞋”跟“放枪”呢？因为他是个性无能。如果说鞋象征了女性的子宫，因为他搞不大女人的肚子所以只能拼命地靠搞大女人的鞋来证明自己的本事的话，那枪则象征着男性的阴茎，他因为自身的阴茎无法勃起而热衷于用枪声来宣泄自己的愤懑，他用猎杀动物的快感来代替自己永远无法获得的性快感。因为自卑，所以他在与女人见面时都不忘手握钢枪；因为无能，所以他只能意淫与女人云雨的场面，隔着衣服拥抱后说女人的肚子像天鹅绒，所以连所谓的偷情也不过是跟情人一起洗头。
因为唐叔的性无能，唐妻与唐叔长期两地分居，最后看在夫妻情分上送唐叔下放。作为一个生理正常的女性，唐妻极度渴望有性生活，进村路上那一句“知子莫若母”还充分体现了在唐妻潜意识里极度渴望有自己的孩子，甚至因此而产生了很浓的伊俄卡斯特情结（恋子情结），这也为日后她与小她二十多岁的小队长的偷情埋下了伏笔。
唐叔因为性无能而彻夜不归，虽然能享受到打猎的乐趣，可他依旧过得很苦闷，他想过自杀。他看着那群天真烂漫的孩子，问：“一个人死了，他还会再笑吗？”孩子们用爽朗的笑声做出了回答，他也因此打消了自杀的念头。可是在回家后却撞破了自己老婆与小队长的奸情，他像不杀交配时的动物一样，默默走开了。
第二天他告诉老婆这样做是要出人命的，便与唐妻离了婚。他找到小队长，哪知小队长根本不怕死，只是想弄明白天鹅绒是什么，他答应小队长去弄一块天鹅绒。在与北京朋友的交谈中他明白了这一切只能怪自己是性无能，他打算原谅小队长跟自己的老婆。
其实他根本不想带天鹅绒回去，“肚子像天鹅绒”只不过是自己的一场意淫，并非实情，所以朋友说不好弄，他也就没再强求。回去时他带了一面镜子给唐妻，似乎是在说：“我无能为力，以后只能靠你自己。”他又找到小队长，哪知小队长已经自己找到了天鹅绒，迫不及待地展示出来，并且非常认真地说，唐妻的肚子根本不像天鹅绒。恼羞成怒的唐叔感觉自己的性无能遭到了暴露，尊严蒙受了羞辱，遂枪杀了小队长。
这段剧情中有较多政治隐喻。1958年“大跃进”运动开始，影片安排性无能的唐叔带着枪在这一年与唐妻结婚，暗讽浮夸的运动雷声大雨点小，中看不中用。而会演李铁梅的小姑娘来找去过南洋的唐妻讨教穿衣之道，则象征着计划经济的中国开始有了开放改革的诉求，暗喻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唐妻说苏联的大炮起了个女人的名字，暗喻外强中干的苏联必将走向解体。崔健演的唐叔好友所说的：“我又不是领导，哪来的天鹅绒？”以及小队长最后扯出的锦旗则是对政府官员好大喜功，好搞面子工程的辛辣揶揄。
梁老师：
梁老师多才多艺爱唱歌，最喜欢弹唱的是一首叫“美丽的梭罗河”的印尼民歌。为什么最喜欢弹唱这首歌？是因为他异常怀念当年的南洋生活。为什么异常怀念南洋的生活?是因为在那里他认识了自己最心爱的女人。他最心爱的女人是谁?是唐妻。这不但体现在他反复弹唱的印尼民歌里，还体现在1958年唐妻归国去新疆与唐叔成亲，在狂欢舞会上，梁老师先是鸣枪，然后冲到唐叔身边将唐妻抱走。这看似是欢庆时的玩笑，实则真切地反应出梁老师压抑已久的欲望。
朋友妻，不可欺。梁老师因此而长年压抑着自己的欲望。但因为忠于自己的感情，又不肯娶其他女人为妻。长久的性压抑让梁老师在接收一切有关于性的讯息时都变得异常敏感，所以在厨房发生性骚扰电话事件时他会如此的心神不宁，以至于用菜刀切烂了自己的手指。在亲手接到性骚扰电话时他恶狠狠地丢了一句：“屌你老母！”这算是压抑中的一种宣泄吧。
林医生虽然跟唐叔不清不白，但由于唐叔的无能根本没法满足自己的欲望，所以对来打针的梁老师百般挑逗。包扎好伤口的梁老师在学校露天影院偷摸了一个女同学的屁股，这也是长久性压抑所致，在一片“抓流氓”的喊打声中，梁老师慌不择路地跑到了唐叔的住所，撞见了正在给唐叔洗头的林大夫。两个人一起从窗口逃走，梁老师落地时不慎将腿摔断，住了院。
对梁老师心生爱慕的林医生向校方谎称自己也是被骚扰的对象，并想设计指认梁老师，未遂，于是有了那段在医院病床边如泣如诉的表白。那真是我听过的顶好听的情话，可梁老师却对林大夫说：“你今年可能三十六，也可能四十六了，可是说的话却像是个十六岁女孩的感觉。”
梁老师最浓烈的性格特点就是严肃刻板，不逾矩。他认定三四十岁的女人说出这样的话是不合理的，就像他认为对自己朋友的老婆是不能动任何念想的一样。人不能不守规矩。
林大夫走了以后，接着是骚扰电话的拨打者的真情告白。这两个女人的表白像莎士比亚的爱情诗一样动人心魄，她们为爱而制定的计划，采取的行动，充分证明了爱情的魔力有多么巨大，可这一切只能变本加厉地转化成梁老师的性压抑，压抑到他喘不过气来。
在梁老师招供不久，校方却宣称抓到了肇事者，为梁老师洗刷了“冤屈”。也恰在此时，梁老师彻底看穿了唐叔与林大夫的奸情。在最后的狂欢后，自缢身亡。
对于梁老师的自杀，我是这样理解的。他是个讲规矩的人，明明自己耍了流氓，却免于责难，这虽然让他感到侥幸，却更让他感到困惑，不能理解这个世界，这是其一；更重要的是这其二，那就是这性压抑已经深入骨髓，性的苦闷导致生的苦闷，他看到自己爱的女人跟了自己的朋友，爱自己的女人也跟自己的这个朋友在一起鬼混，他们可以自由的享受性（这里假定他并不知道唐叔是性无能），自己却除了自我压抑以外别无选择，不堪重荷的他彻底走投无路了，除死之外，不得解脱。
这段剧情也充满了政治隐喻。梁老师有一把枪，他只在唐妻回国的那个狂欢夜放过两枪，就没再使用。更多的时候不是被他拆散了扔在床底，就是让唐叔这个性无能拿去充威风。影片中梁老师藏枪、弃枪象征着压抑性欲，关照到现实恰恰象征了文化大革命期间，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人间惨象。真正的有识之士不仅才华得不到施展，反而倍受打压，而那些才疏学浅的无能之辈却威风八面，不仅是占着茅坑不拉屎，而且还一占就占两个茅坑。梁老师最终是被母亲传下来的枪带给勒死的，这也象征了那个年代獐死于麝，鹿死于角，有识之士往往为自己的才识所累，惹来杀身之祸。
梁老师明明耍了流氓却免于责难，这讽刺了当时中国司法的混乱，冤假错案层出不穷。吴主任抓流氓时只会出荒唐昏招，在办公室里只知道高唱红歌，为了维护自身的形象，不仅所抓的流氓都不是本校的师生，就连被侵犯的女性也都不是本校的师生。这讽刺了政府部门不办实事，空喊口号，只讲政绩，颠倒黑白……
以上是我对影片基本剧情的概述以及对隐藏剧情和政治隐喻的揣摩，下面我想谈谈我对影片整体立意的理解。
“太阳的升起跟希望没有任何的关系，”我仿佛看到了姜文板着面孔冷冰冰地说道。没错，他呈现给我们的就是这样一种残酷，当疯妈在铁轨上托起九死一生的儿子，歇斯底里地喊着“他一笑天就亮啦”的时候，怎么会料想到，这个耗尽她余生精力呵护成长的孩子，会在成长到十八岁那年，在她刚刚认为可以了无挂碍地随孩子他爸共赴黄泉那年，被人用猎枪轰爆了脑袋？
太阳照常升起，这是影片名。当我看完影片时最强烈的感受是：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不论是最好的时代，还是最坏的时代，终将成为历史，一切终将过去，逝者如斯，不舍昼夜。
古人说：“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古人还说：“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没错，与日月星辰、江河湖海相比，人类是渺小的，人生是短暂的。我们无法羁绊历史的脚步，也无力压制时间的成长。既然如此，我们不如谨记王小波先生的这句话：一个人只拥有今生今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