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7-03-03
魏晓波 • 笨鸟:小镇与隐秘青春
小镇与隐秘青春
文：魏晓波
《笨鸟》不同于大多数国内的独立电影。可能国内拍摄低成本电影的男性导演更多一些，他们表达的内容更倾向于社会、情怀或者边缘群体，而且在美学和表达上很多都有第六代的影子，拍摄地点也大多在北方，而《笨鸟》以女孩的视角来展示了一个南方小镇女孩的绝望和成长。
它的影像风格缓慢、冷峻，有些压抑，整部电影似乎都弥漫着南方冬春时节阴冷的潮气。它让观众看完有话想说，但大多数观众会觉得自己想说的可能不是新鲜的话题，甚至像微博上某个社会新闻或者娱乐新闻的短评，比如留守儿童、残酷青春、校园霸凌、非职业演员、导演经历、拍摄动机、长镜头、电影节……但影片好像又不是讲这个的，和这些话题有一定的距离。
电影的作用或许就在于此，它能够呈现出语言没法说明白的东西。
当然，《笨鸟》电影本身并不复杂。故事发生在一个南方的小镇，留守女孩林森正在读高中，她想考警察大学。在学校，她经常被同学霸凌，回到家，家里的爷爷奶奶和几个表弟也让她想逃离。另一个女孩梅子是她的朋友，她偷了班主任没收的手机后，梅子带她去卖掉。卖掉手机后她们去做发型，被灌醉，醒来后不见梅子，从此她不再和林森联系。
之后林森继续偷手机，买她手机的是同校的男生大威。他们两个认识后，开始有身体接触。这个过程并没有给她带来改变，林森依旧困惑迷茫，又不得不独自去面对这个复杂的世界。
《笨鸟》以留守女孩的视角把留守老人、同样留守的同学、小镇上的年轻人、小镇上的成年人以及她自己展示在屏幕上，展现出了他们的困惑、矛盾或者隐私，以及在主流媒体上永远看不到的完整的社会图景。
影片在湖南安化县一个叫梅城的小镇拍摄。小镇的名字似乎会给人一种清新、文雅的感觉，但这里像中国大多数乡村一样，年轻人大多都外出，老人和孩子留守在这里。导演黄骥出生在这里，女主角红贵也出生在这里，影片中其他的人也大都生活在这里。他们熟悉这里的人的真实生活，不需要像德高望重的艺术家那样到田间地头采风，只要原原本本的把生活呈现出来，影片就足够具有现实感。
可能因为直面当下现实的电影不是很多，而现实又并非如想象中美好，我们常常会觉得对现实的表现是对现实的解释或者批判。但我觉得《笨鸟》好像不应该打上“现实主义”或者更立场鲜明的“批判现实主义”的标签，导演的初衷也并非如此。《笨鸟》确实能够呈现出很多问题，也可能是影片中反映的问题太多太复杂，“批判”都不知道从何着手。
在《笨鸟》之前，黄骥还在这里拍过短片《橘子皮的温度》和长片《鸡蛋和石头》，这两部影片的主人公同样是女孩，这些主人公身上都多多少少有导演的影子。导演在一个采访中说《笨鸟》的故事是源于她自己在少女时代的性经历以及采访的这里的很多女孩子的类似的经历。
这些秘密大都随着成长被隐藏或者遗忘，或者难以启齿，还好有电影这样一种媒介，它可以把秘密呈现出来，以看上去是虚构的方式。
影片中的林森经历了侵犯、欺凌以及因为物质诱惑带来的惩罚后，懵懂的性成了唯一能够让她摆脱压抑处境的手段。在她眼中，这个小镇不是向外敞开的，她没法逃离，也不会有外来的因素给她带来出路，考上警察学校的理想也虚无缥缈。她做出的尝试让她尴尬而痛苦，她依旧孤独，依旧觉得所有这些问题都是自己的原因导致的，但她开始主动的面对这个世界。
导演通过审视“林森”的经历应该也可以得到某种程度的解脱。
虽然影片在柏林影展获得了奖项，我不知道国外的观众是否真正能够了解影片中的松垮的中国式校服、高中女生的紧身牛仔裤、自行车、小镇上的三星VIVO小米手机、摆着一排排电脑的网吧、黄发青年和理发店、打工在外的父母……这些都有什么“涵义”，应该也不会真正体会到这种只有生活在当下的中国才会体会到的社会变迁带来的茫然无措。
在国内，能够看到这类影片的人也只是一小撮，其实，更应该给“林森”们、“林森”的父母们看一下。
原载《晨报周刊》401期
文：魏晓波
《笨鸟》不同于大多数国内的独立电影。可能国内拍摄低成本电影的男性导演更多一些，他们表达的内容更倾向于社会、情怀或者边缘群体，而且在美学和表达上很多都有第六代的影子，拍摄地点也大多在北方，而《笨鸟》以女孩的视角来展示了一个南方小镇女孩的绝望和成长。
它的影像风格缓慢、冷峻，有些压抑，整部电影似乎都弥漫着南方冬春时节阴冷的潮气。它让观众看完有话想说，但大多数观众会觉得自己想说的可能不是新鲜的话题，甚至像微博上某个社会新闻或者娱乐新闻的短评，比如留守儿童、残酷青春、校园霸凌、非职业演员、导演经历、拍摄动机、长镜头、电影节……但影片好像又不是讲这个的，和这些话题有一定的距离。
电影的作用或许就在于此，它能够呈现出语言没法说明白的东西。
当然，《笨鸟》电影本身并不复杂。故事发生在一个南方的小镇，留守女孩林森正在读高中，她想考警察大学。在学校，她经常被同学霸凌，回到家，家里的爷爷奶奶和几个表弟也让她想逃离。另一个女孩梅子是她的朋友，她偷了班主任没收的手机后，梅子带她去卖掉。卖掉手机后她们去做发型，被灌醉，醒来后不见梅子，从此她不再和林森联系。
之后林森继续偷手机，买她手机的是同校的男生大威。他们两个认识后，开始有身体接触。这个过程并没有给她带来改变，林森依旧困惑迷茫，又不得不独自去面对这个复杂的世界。
《笨鸟》以留守女孩的视角把留守老人、同样留守的同学、小镇上的年轻人、小镇上的成年人以及她自己展示在屏幕上，展现出了他们的困惑、矛盾或者隐私，以及在主流媒体上永远看不到的完整的社会图景。
影片在湖南安化县一个叫梅城的小镇拍摄。小镇的名字似乎会给人一种清新、文雅的感觉，但这里像中国大多数乡村一样，年轻人大多都外出，老人和孩子留守在这里。导演黄骥出生在这里，女主角红贵也出生在这里，影片中其他的人也大都生活在这里。他们熟悉这里的人的真实生活，不需要像德高望重的艺术家那样到田间地头采风，只要原原本本的把生活呈现出来，影片就足够具有现实感。
可能因为直面当下现实的电影不是很多，而现实又并非如想象中美好，我们常常会觉得对现实的表现是对现实的解释或者批判。但我觉得《笨鸟》好像不应该打上“现实主义”或者更立场鲜明的“批判现实主义”的标签，导演的初衷也并非如此。《笨鸟》确实能够呈现出很多问题，也可能是影片中反映的问题太多太复杂，“批判”都不知道从何着手。
在《笨鸟》之前，黄骥还在这里拍过短片《橘子皮的温度》和长片《鸡蛋和石头》，这两部影片的主人公同样是女孩，这些主人公身上都多多少少有导演的影子。导演在一个采访中说《笨鸟》的故事是源于她自己在少女时代的性经历以及采访的这里的很多女孩子的类似的经历。
这些秘密大都随着成长被隐藏或者遗忘，或者难以启齿，还好有电影这样一种媒介，它可以把秘密呈现出来，以看上去是虚构的方式。
影片中的林森经历了侵犯、欺凌以及因为物质诱惑带来的惩罚后，懵懂的性成了唯一能够让她摆脱压抑处境的手段。在她眼中，这个小镇不是向外敞开的，她没法逃离，也不会有外来的因素给她带来出路，考上警察学校的理想也虚无缥缈。她做出的尝试让她尴尬而痛苦，她依旧孤独，依旧觉得所有这些问题都是自己的原因导致的，但她开始主动的面对这个世界。
导演通过审视“林森”的经历应该也可以得到某种程度的解脱。
虽然影片在柏林影展获得了奖项，我不知道国外的观众是否真正能够了解影片中的松垮的中国式校服、高中女生的紧身牛仔裤、自行车、小镇上的三星VIVO小米手机、摆着一排排电脑的网吧、黄发青年和理发店、打工在外的父母……这些都有什么“涵义”，应该也不会真正体会到这种只有生活在当下的中国才会体会到的社会变迁带来的茫然无措。
在国内，能够看到这类影片的人也只是一小撮，其实，更应该给“林森”们、“林森”的父母们看一下。
原载《晨报周刊》40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