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7-11-17
[已注销] • 蓝色骨头:崔健的一颗红心vs下一代的蓝色骨头
说崔健的电影《蓝色骨头》前，先看看他为这部电影写的歌词《迷失的季节》。
“太可惜，也太可气，我刚刚遇到你，你是春天里的花朵，开在秋天里。为什么没有人告诉你，这个迷失的季节，你说你对爱已经不在乎，你还说你愿意。”
关键词：我/你，错位/迷失，爱。
有了这几个关键词，再看崔健写的另一首歌《花房姑娘》。
“我独自走过你身旁，并没有话要对你讲，我不敢抬头看着你，姑娘，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
很容易看出，《迷失的季节》和《花房姑娘》没有实质区别。我爱你/你爱我，时代有病，我必须往前走，我错过你/你错过我。“我”是我们、这一代人，“你”则双关：1，爱人，2，祖国。
崔健的歌词自始至终都贯穿着一个隐喻，爱情与爱国。我和你，我们和祖国，有互文关系。
崔健发行于1980、1990年代的那些歌，用这个隐喻还是很有效的。那时刚刚改革开放，经济的开放伴随思想的开放。文革过去了，可以去谈它。那是父辈与青年人两代人的伤痕。
世界是父辈的，世界是年轻人的，世界终究是年轻人的。对那个时代的反思，成为那一代年轻人的使命。有一些人开始写诗，叫做“朦胧诗派”。尽管朦胧诗派的标志人物如舒婷、顾城实际上风格相差很大，连止于爱情的诗歌本身都带有了政治解构意义，更不必说那些带有祖国、土地、光明等词语符号的诗歌。还有一些人开始写小说，被人叫做“寻根文学”。
大院子女崔健应该属于写歌词的朦胧诗人。就因为他大院子女身份的特殊性，他早早具备了音乐启蒙，在关键的时候一嗓子就能够名声大噪。也因为他身份的特殊性，后来人们越来越发现：他歌词里的立场其实有着隐秘的暧昧。
人们希望崔健的歌词，要么就留下来和姑娘在一起，要么就往前走继续好好做一面摇滚旗帜。看那张叫做《红旗下的蛋》的专辑，有多暧昧。
这种暧昧体现在《迷失的季节》里。开篇就是“太可惜，也太可气……”这首歌放在了《蓝色骨头》电影的前半段，被安排为主人公钟华的母亲施堰萍年轻时所写的歌。
为什么施堰萍如此怨恨？因为她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由于单纯长得漂亮而被部队首长选为“太子妃”；追求爱情，却不幸受到权力（文工团领导）和爱情（所爱对象是同性恋）的双重否定。施堰萍的憋闷暗示了那个年代的氛围。所有的寻常逻辑都被认为是错位的。
但施堰萍的儿子、男主人公钟华，在成年后将母亲的歌《迷失的季节》改编为《蓝色骨头》。曲风摇滚了，歌词内容却不再纠结，开头就是“并不可惜，也并不可气……”，丝毫不再“迷失”，“我就是一个春天的花朵，正好长在一个春天里。”
接下来的歌词，崔健借钟华的身份，描述了一个当下年轻人的中产阶级中国梦：身体健康、工作独立、人格也被恰到好处地控制为红、黄、蓝三种，分别代表人的身体、心、智慧。崔健最推崇的是智慧，所以给电影起名《蓝色骨头》。
崔健的逻辑是简单的，生在红旗下，长在春天里，正面直视父辈的荒唐年代，然后理性面对当下，做一个酷酷的、自由而独立的中产阶级。这种简单的逻辑写到歌词里还好，可以因为抽象而模糊掉人们进一步思考的欲望；放到一部复杂的电影故事里就会暴露——假如将这种简单的逻辑抽离，那么剩下并不成熟的枝枝蔓蔓的思维还能否站得住脚呢？
电影里，钟华明确表示，他崇拜一个在北京苹果社区的今日美术馆做生意的商人，这个商人做的生意包括倒卖盗版音乐、在免费下载的音乐中置入电脑病毒以赚取杀毒软件的钱、让并不会看谱的小女朋友假装是专业歌手、在得知钟华是制造电脑病毒的黑客之后为了拉拢合作而将小女朋友大方地拱手相让，三人之间竟然还形成了一种和谐的商业合作关系！因为这些“混乱”的价值观是钟华的，而钟华又大义凌然地痛骂收红包的记者，所以“混乱”就这样被“洗白”了。
正因为钟华有这样不成熟的错误价值观，因此他会凭借手中的写歌的本事、写病毒的本事，最终拿到大哥给他的两个10万元，并且对大哥的小女朋友、真正底层的、比他还弱的弱者指手画脚。当他发掘了小女朋友会跳舞后，小女朋友竟然马上感激涕零、终于有了存在感，刚刚还在鄙视拿红包的记者，演出成功后就立即与前来拉关系的女记者谈笑风生了。
至于钟华通过抢来大哥的小女朋友而离奇解开了自己纠结二十年的父辈留下的压抑感，就更加让人无法理解。也许，崔健读过一些心理学，认为心理的阴影与生理的快感能够构成暗喻的关系？
钟华的心理阴影是如何落下的？崔健设定，是钟华童年时玩了“特工”父亲的手枪，导致父母之间积攒的矛盾爆发，成为战争。
母亲施堰萍的爆发可以理解。父亲为什么爆发？我试图在电影中寻找隐秘的线索。
父亲老钟是首长的司机，在首长替儿子“选妃”看中施堰萍时，当时的小钟就先一步认为施堰萍“真是漂亮”了。影片中，有一个略显突兀的父亲修车、不被允许接电话、被看管起来的镜头。作为首长的司机兼特工，父亲是因为首长“倒台”受到牵连而被看管？还是因为看上了太子妃的“僭越”之举而被看管？从这部被减掉的影片中，已无从得知。但父亲既深爱施堰萍，不惜重新回到施堰萍的老家找到她并娶了她，为何仅仅因为一把枪就与施堰萍大吵？
因为他的权力不再，特权的权。如果说施堰萍作为女人，经历过压抑的青春期希望继续这样压制着回归平凡的生活。那么老钟作为从小被训练的特工，虽然表面是司机，但其实历来享受着“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种种特权，让他交出那象征着权柄与威慑的手枪，他是不肯的。
正是因为这把枪，他与施堰萍分开；也正是这把枪，他摆脱了组织对他的控制，并顺利与其合谋，有了大房子，有了让钟华学音乐的资本，有了赖以生存的钱。
得了绝症将死之时，钟华父亲在一个开发中的楼盘里，用枪指着开发商、他的“老大”，敲诈出了一笔留给儿子的钱。这个场景是这部电影最重要的几分钟，暗示了，在经济开放之初，这个国家究竟是让哪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
老钟给自己办葬礼，追求一个英雄式的落幕，这是崔健的理想主义。在那次争吵中，老钟不小心被施堰萍一枪打成残疾。实际上，残疾的不仅是身体，老钟这一代人混到这么老，从内到外都是残疾的。
遗产平平安安落到钟华卡里，从此三十年开放的第一桶金背后的肮脏就被洗白了，让下一辈人拿去，去实现中产阶级的中国梦吧。
崔建的价值观是混乱、简单而真实的。有他自己的大院子女身份所局限的部分（爱春天，爱祖国），有他娱乐圈经历所影响的部分（爱商业），也有他自己理想主义的部分（爱那个为了感情默默付出的同性恋身份的、因为失望而放弃跳舞的年轻的舞者，对害怕权力、出卖朋友的黄轩所扮演的弹钢琴的年轻人，则通过剪掉他出卖施堰萍后的所有戏份，而表达他的不喜欢。）
但崔健还有既不迷失、也不妥协的那一部分，他反思了自己那一辈（xiaocuo）人的发家史，不期期艾艾（片尾施堰萍重新编唱《迷失的季节》，是一种对过去的坦然与放下），不像当下高喊打倒一切文革余孽的公知——毕竟，所有的错误在反思之后，都必然是被原谅。崔健认为过去是痛苦的，但过去的已经过去，年轻一辈的宿命就是继承，并且独立地直面未来。
至于说电影中批判记者收红包、以及崔健的另一部微电影中批判修复处女膜，因而认为崔健并未批判到这个时代的真正痛点，我不以为然。这些现象，难道不存在吗？
何况，崔健只是顺便批判这些社会怪想。而反思他自己那一辈人是与非，才是这部电影的真正指向所在。
“太可惜，也太可气，我刚刚遇到你，你是春天里的花朵，开在秋天里。为什么没有人告诉你，这个迷失的季节，你说你对爱已经不在乎，你还说你愿意。”
关键词：我/你，错位/迷失，爱。
有了这几个关键词，再看崔健写的另一首歌《花房姑娘》。
“我独自走过你身旁，并没有话要对你讲，我不敢抬头看着你，姑娘，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
很容易看出，《迷失的季节》和《花房姑娘》没有实质区别。我爱你/你爱我，时代有病，我必须往前走，我错过你/你错过我。“我”是我们、这一代人，“你”则双关：1，爱人，2，祖国。
崔健的歌词自始至终都贯穿着一个隐喻，爱情与爱国。我和你，我们和祖国，有互文关系。
崔健发行于1980、1990年代的那些歌，用这个隐喻还是很有效的。那时刚刚改革开放，经济的开放伴随思想的开放。文革过去了，可以去谈它。那是父辈与青年人两代人的伤痕。
世界是父辈的，世界是年轻人的，世界终究是年轻人的。对那个时代的反思，成为那一代年轻人的使命。有一些人开始写诗，叫做“朦胧诗派”。尽管朦胧诗派的标志人物如舒婷、顾城实际上风格相差很大，连止于爱情的诗歌本身都带有了政治解构意义，更不必说那些带有祖国、土地、光明等词语符号的诗歌。还有一些人开始写小说，被人叫做“寻根文学”。
大院子女崔健应该属于写歌词的朦胧诗人。就因为他大院子女身份的特殊性，他早早具备了音乐启蒙，在关键的时候一嗓子就能够名声大噪。也因为他身份的特殊性，后来人们越来越发现：他歌词里的立场其实有着隐秘的暧昧。
人们希望崔健的歌词，要么就留下来和姑娘在一起，要么就往前走继续好好做一面摇滚旗帜。看那张叫做《红旗下的蛋》的专辑，有多暧昧。
这种暧昧体现在《迷失的季节》里。开篇就是“太可惜，也太可气……”这首歌放在了《蓝色骨头》电影的前半段，被安排为主人公钟华的母亲施堰萍年轻时所写的歌。
为什么施堰萍如此怨恨？因为她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由于单纯长得漂亮而被部队首长选为“太子妃”；追求爱情，却不幸受到权力（文工团领导）和爱情（所爱对象是同性恋）的双重否定。施堰萍的憋闷暗示了那个年代的氛围。所有的寻常逻辑都被认为是错位的。
但施堰萍的儿子、男主人公钟华，在成年后将母亲的歌《迷失的季节》改编为《蓝色骨头》。曲风摇滚了，歌词内容却不再纠结，开头就是“并不可惜，也并不可气……”，丝毫不再“迷失”，“我就是一个春天的花朵，正好长在一个春天里。”
接下来的歌词，崔健借钟华的身份，描述了一个当下年轻人的中产阶级中国梦：身体健康、工作独立、人格也被恰到好处地控制为红、黄、蓝三种，分别代表人的身体、心、智慧。崔健最推崇的是智慧，所以给电影起名《蓝色骨头》。
崔健的逻辑是简单的，生在红旗下，长在春天里，正面直视父辈的荒唐年代，然后理性面对当下，做一个酷酷的、自由而独立的中产阶级。这种简单的逻辑写到歌词里还好，可以因为抽象而模糊掉人们进一步思考的欲望；放到一部复杂的电影故事里就会暴露——假如将这种简单的逻辑抽离，那么剩下并不成熟的枝枝蔓蔓的思维还能否站得住脚呢？
电影里，钟华明确表示，他崇拜一个在北京苹果社区的今日美术馆做生意的商人，这个商人做的生意包括倒卖盗版音乐、在免费下载的音乐中置入电脑病毒以赚取杀毒软件的钱、让并不会看谱的小女朋友假装是专业歌手、在得知钟华是制造电脑病毒的黑客之后为了拉拢合作而将小女朋友大方地拱手相让，三人之间竟然还形成了一种和谐的商业合作关系！因为这些“混乱”的价值观是钟华的，而钟华又大义凌然地痛骂收红包的记者，所以“混乱”就这样被“洗白”了。
正因为钟华有这样不成熟的错误价值观，因此他会凭借手中的写歌的本事、写病毒的本事，最终拿到大哥给他的两个10万元，并且对大哥的小女朋友、真正底层的、比他还弱的弱者指手画脚。当他发掘了小女朋友会跳舞后，小女朋友竟然马上感激涕零、终于有了存在感，刚刚还在鄙视拿红包的记者，演出成功后就立即与前来拉关系的女记者谈笑风生了。
至于钟华通过抢来大哥的小女朋友而离奇解开了自己纠结二十年的父辈留下的压抑感，就更加让人无法理解。也许，崔健读过一些心理学，认为心理的阴影与生理的快感能够构成暗喻的关系？
钟华的心理阴影是如何落下的？崔健设定，是钟华童年时玩了“特工”父亲的手枪，导致父母之间积攒的矛盾爆发，成为战争。
母亲施堰萍的爆发可以理解。父亲为什么爆发？我试图在电影中寻找隐秘的线索。
父亲老钟是首长的司机，在首长替儿子“选妃”看中施堰萍时，当时的小钟就先一步认为施堰萍“真是漂亮”了。影片中，有一个略显突兀的父亲修车、不被允许接电话、被看管起来的镜头。作为首长的司机兼特工，父亲是因为首长“倒台”受到牵连而被看管？还是因为看上了太子妃的“僭越”之举而被看管？从这部被减掉的影片中，已无从得知。但父亲既深爱施堰萍，不惜重新回到施堰萍的老家找到她并娶了她，为何仅仅因为一把枪就与施堰萍大吵？
因为他的权力不再，特权的权。如果说施堰萍作为女人，经历过压抑的青春期希望继续这样压制着回归平凡的生活。那么老钟作为从小被训练的特工，虽然表面是司机，但其实历来享受着“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种种特权，让他交出那象征着权柄与威慑的手枪，他是不肯的。
正是因为这把枪，他与施堰萍分开；也正是这把枪，他摆脱了组织对他的控制，并顺利与其合谋，有了大房子，有了让钟华学音乐的资本，有了赖以生存的钱。
得了绝症将死之时，钟华父亲在一个开发中的楼盘里，用枪指着开发商、他的“老大”，敲诈出了一笔留给儿子的钱。这个场景是这部电影最重要的几分钟，暗示了，在经济开放之初，这个国家究竟是让哪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
老钟给自己办葬礼，追求一个英雄式的落幕，这是崔健的理想主义。在那次争吵中，老钟不小心被施堰萍一枪打成残疾。实际上，残疾的不仅是身体，老钟这一代人混到这么老，从内到外都是残疾的。
遗产平平安安落到钟华卡里，从此三十年开放的第一桶金背后的肮脏就被洗白了，让下一辈人拿去，去实现中产阶级的中国梦吧。
崔建的价值观是混乱、简单而真实的。有他自己的大院子女身份所局限的部分（爱春天，爱祖国），有他娱乐圈经历所影响的部分（爱商业），也有他自己理想主义的部分（爱那个为了感情默默付出的同性恋身份的、因为失望而放弃跳舞的年轻的舞者，对害怕权力、出卖朋友的黄轩所扮演的弹钢琴的年轻人，则通过剪掉他出卖施堰萍后的所有戏份，而表达他的不喜欢。）
但崔健还有既不迷失、也不妥协的那一部分，他反思了自己那一辈（xiaocuo）人的发家史，不期期艾艾（片尾施堰萍重新编唱《迷失的季节》，是一种对过去的坦然与放下），不像当下高喊打倒一切文革余孽的公知——毕竟，所有的错误在反思之后，都必然是被原谅。崔健认为过去是痛苦的，但过去的已经过去，年轻一辈的宿命就是继承，并且独立地直面未来。
至于说电影中批判记者收红包、以及崔健的另一部微电影中批判修复处女膜，因而认为崔健并未批判到这个时代的真正痛点，我不以为然。这些现象，难道不存在吗？
何况，崔健只是顺便批判这些社会怪想。而反思他自己那一辈人是与非，才是这部电影的真正指向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