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8-03-19
非虚构 • 我这一辈子:导演说
1982年在意大利都灵举行的中国电影回顾展上，法国电影史学家米特里说：“我参加了这次‘回顾展’，发现了中国电影，也发现了石挥。”日本电影评论家佐藤忠男说：“过去我只知道中国有个赵丹，现在我发现还有石挥。”香港《中外影画》（1985年7期）在《论述中国电影导演》一文中认为石挥既是中国杰出的电影演员之一，也是在短短时间里表现了他是天才的导演；从1948年开始执导的第一部影片《母亲》开始，到1957年离世，在导演的《我这一辈子》、《鸡毛信》、《天仙配》、《雾海夜船》等片中，《我这一辈子》既是优秀的新写实主义作品，又是当时最卖座的影片之一。随着对中国电影史的介绍和研究工作的不断展开，石挥及其作品越来越引起国内外的瞩目，这是必然的。《我这一辈子》是中国电影史上闪耀着现实主义艺术光辉的不朽之作，它的艺术成就成为中国电影的优秀传统，是后人公认的经典之作。
影片的成功首先归于剧作基础的厚实、独到。
这得益于老舍原著里深厚的现实主义内涵，在影片改编中既保持了原作的精神风貌，又加以扩展和充实。故事的时间跨度从原作止于1921年延伸到1948年，人物增加了原作中没有的一位职业革命家申远。主人公“我”的巡警身份既独特又普通。巡警是任何朝代统治阶级专政最基层的工具，而充当者大都是贫苦的城市居民。从这样一个既服务于统治阶级又心牵平民百姓，既能忍耐应付又老实善良的人的视角，去看、去听、去想40多年里所经历的一切，不仅真实可信，而其中所揭示的事实，也是当时各种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的缩影。全片着力展现的虽是“我”的个人命运，映射的却是时代的历史沧桑。
“我”22岁当上巡警时，生活有着，踌躇满志；清末兵变，拿枪的警察怕拿大刀的辫子兵，“我”困惑、愤懑；共和了，目睹秦大人家生活骄奢淫逸，而老百姓越来越遭罪，心里憋气、不解；结识了申远，碰到真正为老百姓说话的好人，可这好人反倒投进了大狱；倒了台的秦大人又上了台，官位更大，而老百姓的日子更苦，“我”心里的“空儿”越来越大；海福被逼出走去打游击，杳无音讯，“我”逆来顺受，万事认命；抗战胜利了，“我”却因儿子参加八路军横遭酷刑被关进监狱；在呼天不应、呼地不灵的时候，又在被捕入狱的申远的开导下，总算有些明白了自己所经历的一切。可是，经不住又冻又饿的熬煎的“我”终于倒下了。把这个小人物放在近50年的历史变迁中，相当充分地体现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好的剧作又依靠了娴熟自如的导演手法成功地化为银幕形象。影片在“北京啊！北京啊！这是咱们的古城……”苍凉的“我”的旁白中开始了故事。镜头舒缓地横移，北京恢宏的名胜古迹在白色的晨雾中，一一展现。随着旁白的话锋一转，“北京的老百姓，真苦啊！”镜头落在一根电线杆上，接着下移，“我”出现在达智桥旁一条窄窄的街道上，灰暗的天色里，苍老无力衣着褴褛的“我”孤独地站着。这一场景既以纪实性手法再现古城北京全景，又以精练的蒙太奇镜头由远及近，由虚到实，表现出主人公独特的境遇，使观众很快进入规定情境中去关注主人公的命运。
影片着力纪实性和生活实感。旧北京街头的景色、老巡警“我”潦倒后追着三轮车要饭的景象，都从实景中抢拍得来。人物的全部装束严格按照生活的原样，衣服是从市民手中买来的当年穿过的旧衣服，石挥扮演的老巡警流浪街头时穿的破棉袄、头上裹的包头布，也是向一老乞丐买下的。风土人情、生活习俗处处流溢着浓郁的北京味。“我”的嗜好就是北京市民的特色，到小酒铺喝两盅，或拉半斤肉吃顿炸酱面。“我”的语言具有京派的调侃味，当孙元夸“我”当上巡警，穿着制服挺神气时，“我”幽默地说：“别打哈哈了，这叫做秃子当和尚，将就材料。”
石挥曾对人讲：“干电影儿过瘾……过瘾就过在一把剪刀上。”本片对一些表现性场面，蒙太奇跳接处理得干净利落，洗练流畅。“我”决定当巡警到被挑上，当巡警的过程只用了三个镜头：①孙元妻在院子里对大妞妈说：“要是挑上了得剪辫子啊！”话音刚落，“我”的辫子便被人剪下；②“我”伸手穿警服；③“我”站在巡警队里向右看齐。如此浓缩，又恰到好处。一些对比蒙太奇的运用匠心独具，细节的选择典型有力。像买香水与卖孩子两个细节：先出现秦姨太在店铺里向秦大人耍脾气，非要买50元一瓶的进口香水，秦大人出钱；接着镜头从洋钱的特写拉出，跳到孙元家，一个胖女人向孙妻点钱：“10，20，30，你卖不卖？”人贩子以廉价逼人卖子。一瓶香水与一条生命，50元与30元，对比鲜明强烈。还有像一声枪响，衔接两个决然不同的场景画面的例子：狱中申远走出牢房去赴刑场，“我”目送他远去；枪声一响，画面跳出现申远倒在和海福从战壕里跳起奔向战场两个镜头，猛一看突兀，其实内涵却富有联想力。总之，全片突出地显示导演在对时空结构的整体把握上以及对蒙太奇的运用上显见的艺术功力。
影片的成功还在于石挥充分发挥其杰出的表演才能，创造了“我”这一真实可信、熠熠生辉的典型形象。
石挥扮演的“我”形神兼备，能充分体现“这一个”独特人物的性格。他对“我”40多年里不同年代特有的精神状态和心理依据，都能清晰而又恰当地把握。青年时的踌躇满志，壮年时的练达刚强，老年时的畏葸认命……无一不是一个十足的“我”。石挥在镜头面前表现的“我”，既是生活的、充满激情的，又是技巧高超、精心设计的。人物的内心活动和外在表现是统一的，使“我”有血有肉，具有充分的可信性。
石挥是20世纪40年代以来中国话剧舞台上的泰斗，有“话剧皇帝”之称。他在对“我”的银幕形象创造中，更是倾注了全部艺术激情，知难而上。他在自述中曾说过：“要把握这个人物的思想感情或许没什么大困难……但要把他塑造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典型，由这个典型体现出广大的一般，由‘我’身上体现出北京人近50年来所遭受的封建军阀、官僚以及帝国主义统治的迫害就困难了。”为塑造这一形象，他向生活学习，一方面专门去访问一些退了休的老警察，了解他们在旧社会的具体处境，熟悉他们执勤时的各种规则；另一方面充分发掘自身跟角色相近的生活积累。他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熟悉大杂院市民的思想感情，特别是他从一位当过巡警的童年好友身上加深了对“我”的理解。他感到像他的好友和“我”，其职业虽是统治阶级的奴才，可与老百姓的关系往往是好街坊；服的虽是‘公’家的务，住的仍是大杂院，吃的仍是窝窝头，思想感情没离开劳苦大众。
他对角色的创造既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对角色的经历、教育、爱好、习俗等等都反复琢磨，在镜头前表现生活，不是简单地模仿生活，而是在生活中塑造人物。他特别注意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使自己完全沉浸于角色的规定情境中。从内在情感到外部动作，哪怕一个眼神、一个手势，都有充实的内心依据。看看跟儿子海福争吵的那场戏：“我”冲着儿子发作：“你不汉奸，我他妈的汉奸，我愿意给日本人当巡警啊！你要走走你的，等你打完仗回来，把你这汉奸爸爸枪毙喽！你要不走，呆在家里头，让我这汉奸爸爸养活你。”这番愤慨之言道出了满腹的委屈，为什么感情的爆发如此强烈，直接的原因是恼怒于连儿子都不理解为父的艰难处境，只凭血气方刚一走了之才算爱国；更深层的原因是在现实困境压迫下一种悲苦无奈心境的宣泄。念白的音调、节奏、轻重随着情绪的起伏一泻而下，对人物那种特有的久压心底、一旦爆发非吐个痛快不可的凄苦心情表现得丝丝入扣，令人不得不为之震撼和叹服！
石挥一生积累了丰富的表演经验，一些学者、专家指出，石挥是一名卓越的性格演员，并认为他的成功在于：既具备体验派所强烈的对人物强烈、敏锐的感受力；同时又兼备表现派所强调的对人物要保持的“两个自我”说，总是能让自己留着一点清醒的创作意识去观察、控制和调节自己的创造。因此，他善于把自己敏锐的感应力和高度的控制力结合起来进行创作。当代一些有成就的青年演员一致认为《我这一辈子》里石挥创造的“我”是他们经常学习、借鉴的范例。
影片的成功首先归于剧作基础的厚实、独到。
这得益于老舍原著里深厚的现实主义内涵，在影片改编中既保持了原作的精神风貌，又加以扩展和充实。故事的时间跨度从原作止于1921年延伸到1948年，人物增加了原作中没有的一位职业革命家申远。主人公“我”的巡警身份既独特又普通。巡警是任何朝代统治阶级专政最基层的工具，而充当者大都是贫苦的城市居民。从这样一个既服务于统治阶级又心牵平民百姓，既能忍耐应付又老实善良的人的视角，去看、去听、去想40多年里所经历的一切，不仅真实可信，而其中所揭示的事实，也是当时各种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的缩影。全片着力展现的虽是“我”的个人命运，映射的却是时代的历史沧桑。
“我”22岁当上巡警时，生活有着，踌躇满志；清末兵变，拿枪的警察怕拿大刀的辫子兵，“我”困惑、愤懑；共和了，目睹秦大人家生活骄奢淫逸，而老百姓越来越遭罪，心里憋气、不解；结识了申远，碰到真正为老百姓说话的好人，可这好人反倒投进了大狱；倒了台的秦大人又上了台，官位更大，而老百姓的日子更苦，“我”心里的“空儿”越来越大；海福被逼出走去打游击，杳无音讯，“我”逆来顺受，万事认命；抗战胜利了，“我”却因儿子参加八路军横遭酷刑被关进监狱；在呼天不应、呼地不灵的时候，又在被捕入狱的申远的开导下，总算有些明白了自己所经历的一切。可是，经不住又冻又饿的熬煎的“我”终于倒下了。把这个小人物放在近50年的历史变迁中，相当充分地体现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好的剧作又依靠了娴熟自如的导演手法成功地化为银幕形象。影片在“北京啊！北京啊！这是咱们的古城……”苍凉的“我”的旁白中开始了故事。镜头舒缓地横移，北京恢宏的名胜古迹在白色的晨雾中，一一展现。随着旁白的话锋一转，“北京的老百姓，真苦啊！”镜头落在一根电线杆上，接着下移，“我”出现在达智桥旁一条窄窄的街道上，灰暗的天色里，苍老无力衣着褴褛的“我”孤独地站着。这一场景既以纪实性手法再现古城北京全景，又以精练的蒙太奇镜头由远及近，由虚到实，表现出主人公独特的境遇，使观众很快进入规定情境中去关注主人公的命运。
影片着力纪实性和生活实感。旧北京街头的景色、老巡警“我”潦倒后追着三轮车要饭的景象，都从实景中抢拍得来。人物的全部装束严格按照生活的原样，衣服是从市民手中买来的当年穿过的旧衣服，石挥扮演的老巡警流浪街头时穿的破棉袄、头上裹的包头布，也是向一老乞丐买下的。风土人情、生活习俗处处流溢着浓郁的北京味。“我”的嗜好就是北京市民的特色，到小酒铺喝两盅，或拉半斤肉吃顿炸酱面。“我”的语言具有京派的调侃味，当孙元夸“我”当上巡警，穿着制服挺神气时，“我”幽默地说：“别打哈哈了，这叫做秃子当和尚，将就材料。”
石挥曾对人讲：“干电影儿过瘾……过瘾就过在一把剪刀上。”本片对一些表现性场面，蒙太奇跳接处理得干净利落，洗练流畅。“我”决定当巡警到被挑上，当巡警的过程只用了三个镜头：①孙元妻在院子里对大妞妈说：“要是挑上了得剪辫子啊！”话音刚落，“我”的辫子便被人剪下；②“我”伸手穿警服；③“我”站在巡警队里向右看齐。如此浓缩，又恰到好处。一些对比蒙太奇的运用匠心独具，细节的选择典型有力。像买香水与卖孩子两个细节：先出现秦姨太在店铺里向秦大人耍脾气，非要买50元一瓶的进口香水，秦大人出钱；接着镜头从洋钱的特写拉出，跳到孙元家，一个胖女人向孙妻点钱：“10，20，30，你卖不卖？”人贩子以廉价逼人卖子。一瓶香水与一条生命，50元与30元，对比鲜明强烈。还有像一声枪响，衔接两个决然不同的场景画面的例子：狱中申远走出牢房去赴刑场，“我”目送他远去；枪声一响，画面跳出现申远倒在和海福从战壕里跳起奔向战场两个镜头，猛一看突兀，其实内涵却富有联想力。总之，全片突出地显示导演在对时空结构的整体把握上以及对蒙太奇的运用上显见的艺术功力。
影片的成功还在于石挥充分发挥其杰出的表演才能，创造了“我”这一真实可信、熠熠生辉的典型形象。
石挥扮演的“我”形神兼备，能充分体现“这一个”独特人物的性格。他对“我”40多年里不同年代特有的精神状态和心理依据，都能清晰而又恰当地把握。青年时的踌躇满志，壮年时的练达刚强，老年时的畏葸认命……无一不是一个十足的“我”。石挥在镜头面前表现的“我”，既是生活的、充满激情的，又是技巧高超、精心设计的。人物的内心活动和外在表现是统一的，使“我”有血有肉，具有充分的可信性。
石挥是20世纪40年代以来中国话剧舞台上的泰斗，有“话剧皇帝”之称。他在对“我”的银幕形象创造中，更是倾注了全部艺术激情，知难而上。他在自述中曾说过：“要把握这个人物的思想感情或许没什么大困难……但要把他塑造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典型，由这个典型体现出广大的一般，由‘我’身上体现出北京人近50年来所遭受的封建军阀、官僚以及帝国主义统治的迫害就困难了。”为塑造这一形象，他向生活学习，一方面专门去访问一些退了休的老警察，了解他们在旧社会的具体处境，熟悉他们执勤时的各种规则；另一方面充分发掘自身跟角色相近的生活积累。他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熟悉大杂院市民的思想感情，特别是他从一位当过巡警的童年好友身上加深了对“我”的理解。他感到像他的好友和“我”，其职业虽是统治阶级的奴才，可与老百姓的关系往往是好街坊；服的虽是‘公’家的务，住的仍是大杂院，吃的仍是窝窝头，思想感情没离开劳苦大众。
他对角色的创造既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对角色的经历、教育、爱好、习俗等等都反复琢磨，在镜头前表现生活，不是简单地模仿生活，而是在生活中塑造人物。他特别注意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使自己完全沉浸于角色的规定情境中。从内在情感到外部动作，哪怕一个眼神、一个手势，都有充实的内心依据。看看跟儿子海福争吵的那场戏：“我”冲着儿子发作：“你不汉奸，我他妈的汉奸，我愿意给日本人当巡警啊！你要走走你的，等你打完仗回来，把你这汉奸爸爸枪毙喽！你要不走，呆在家里头，让我这汉奸爸爸养活你。”这番愤慨之言道出了满腹的委屈，为什么感情的爆发如此强烈，直接的原因是恼怒于连儿子都不理解为父的艰难处境，只凭血气方刚一走了之才算爱国；更深层的原因是在现实困境压迫下一种悲苦无奈心境的宣泄。念白的音调、节奏、轻重随着情绪的起伏一泻而下，对人物那种特有的久压心底、一旦爆发非吐个痛快不可的凄苦心情表现得丝丝入扣，令人不得不为之震撼和叹服！
石挥一生积累了丰富的表演经验，一些学者、专家指出，石挥是一名卓越的性格演员，并认为他的成功在于：既具备体验派所强烈的对人物强烈、敏锐的感受力；同时又兼备表现派所强调的对人物要保持的“两个自我”说，总是能让自己留着一点清醒的创作意识去观察、控制和调节自己的创造。因此，他善于把自己敏锐的感应力和高度的控制力结合起来进行创作。当代一些有成就的青年演员一致认为《我这一辈子》里石挥创造的“我”是他们经常学习、借鉴的范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