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0-02-01

吐槽的小虚 • 外出偷马:文学改编还是“原著粉碎机”？

2019年，曾三次获得柏林金熊奖最佳影片提名的挪威电影导演汉斯·皮特·莫朗（Hans Petter Moland）改编了著名作家帕特森（Per Petterson）的代表作《外出偷马》，并获得了第六十九届杰出艺术贡献银熊奖。而笔者看完此片，并不能说电影本身的失误，更多的是意识到未有与小说同样感受的怅然若失感。简单来说是近来文学改编的“文艺电影”的“通病”——与小说给人的感觉相去甚远，而这种“感觉”究其缘由则与受众的“共情”程度有关。
作为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更多表现的是人物的行为，文学作品中则更多地表现为人物的心理活动。从这个微小的区别衍生出电影观众与小说读者逻辑上的不同。电影观众更多地是通过人物的行为来判断人物的心理活动从而达到“共情”状态，而小说的读者更多的是通过人物的心理描写在大脑中构建出适合人物这种心理的场景，即从“共情”状态衍生出心中的情境。可以说小说读者的“共情”先于电影观众，随着故事的展开，必然“共情”的程度上也深于电影观众。
诚如作者所言“于是，我们只看到人物在行动，看到人物最直接的愤怒，悲伤，失落——一切情绪都清晰到了一种近乎单调的程度，我们看不到文字对这些激烈情绪的接纳和发酵。”电影的语言只呈现了人物单层的情感，而不能完整地模拟人物内心的“情感立方体”，“闪回是电影介入回忆最便利的方式，一如这部电影重复所做的那样。它足够凌厉和直接，却也因此剪切掉文学描述中最暧昧的心理意识，只剩下冷淡的人物信息”，即便使用了例如“闪回”、“蒙太奇”、“长镜”等镜头手法，仍不能触及人物内心那种朦胧与暧昧的状态，透过这种朦胧与暧昧的滤镜，我们得以模糊一些现实中令人无法接受的现实——例如电影中朋友的误杀、父亲的出轨行为，让我们能感知到人的韧性以及柔软性，在那波澜不惊细水长流的叙事下，隐藏的是惊涛骇浪的二战发展以及男孩“失去”的半生。但这种模糊放在电影中反而会成为误导观众事实的绊脚石，所以很多文学改编电影被人打上“主题不明，暧昧不清”的标签。
另外，电影对其他作品的改编本身就是一种对文本的解构，从解构出来的零部件进行再整合，从而梳理出“起承转合”这样的“情节”，将高潮和电影的主题内涵放在影片最后是一贯的处理方法，也是引导观众产生“共情”最有效的手段。而文学作品中从一开始就将“五十年的厚重感与往昔的情谊”这样的主题与内涵均匀地铺散在字里行间，读者从一开始就处于“共情”的氛围之中欣赏整部作品，得到的精神食粮自然是比电影观众更上一乘。
但是并不是说文学与电影、原生的作品与解构后的文本就一定是二元对立的状态，那些无法刻画人物心理活动的大型场景其实可以用具现化的虚拟场景进行表现，例如一些恐怖电影中将不存在的受害人心理活动场景化。
如果是随着剧情推进进行的零碎化的人物心理活动，可以直接以添加文字辅以转场的方式配合出演，例如新房昭之对于西尾维新的《化物语》改编，把小说中的氛围通过超现实主义的虚拟场景加上文字闪回的方式，精准捕捉人物的心理状态，从而把一段看似无聊的小说对白原汁原味地呈现。电影开始时即是冷色的挪威森林之景。主人翁Trond作为一位独居老人站在木屋前，皱纹疲惫，大雪纷飞。他往前走，撒尿，并且看向一旁的枯枝败叶，画面突然切到极暖的夏天，同样的景别和构图，换成了绿色的嫩叶，然后又迅速回到冬天。老人接着回屋，换衣，洗漱，上床睡觉，然后被邻居半夜找狗的声音吵醒。接着是两人在雪中对话，并且这场对话带出了老人关于五十年前那个夏天重要的人际脉络。小说中十几页的描写电影两分钟就演绎完成了，如果将主人翁置身于一个虽是冬天但处处充满五十年前夏天回忆物件的虚拟场景，并辅以文字闪回进行解释说明的方式，可能更加精准地剖析角色的心理状态，而不是浪费两分钟忠于原著表现一下老人的流水账日常生活。
另一种方式则是在场景中关键物件的表现上下功夫，比如造梦大师今敏就非常灵活地运用玻璃制品或镜子直接表现人物的心理活动，因为这一类物品可以映射人物的身像，但镜中的人物又非真正现实中的本人，只是展现了另外一个层次的本人，作为心理活动的暗喻精准且微妙。再如《千年女优》中“门”作为隔离两个不相关空间的隔离板，也可以看做是连接两个不同空间的连接器，化作实际的镜头则是主人公推开门进入回忆，关上门则回到现实。门的作用放在《外出偷马》中可以运用为独居老人打开小木屋是现实的冬天，再次打开邻居的门攀谈则回到五十年前那个回忆的夏天。
如上所言，现实题材的电影处理模糊与暧昧的心理活动总是导演与影迷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尤其是文学作品中人物的心理活动尤为重要，甚至可以称作是作品文学性的体现。“文艺电影”的标签总是一些文学改编电影挥之不去的阴影，也许现实电影没有必要完全遵照动画电影那样拍摄非现实场景与夸张的人物造型，但是从文学改编电影中，观众“共情”电影人物心理活动的角度出发，多一些心理活动展示的转场与镜头，不但不伤害电影的真实性，反而比电影本身的演绎更简单、更立体地表现出这份“五十年的孤独感与再也无法重来的少年情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