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4-10-13
何不叫我土豆 • 红河:咬指、火车、表链、智障的形象意义
《红河》是中国导演章家瑞“云南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影片以越南智障女子阿桃和云南瑶族男子阿夏两人的感情故事为依托，关注底层人的生存状态，散发出令人心动的人性之光。导演章家瑞是中国为数极少的关注人性的导演，无论是《诺玛的十七岁》，还是《芳香之旅》，一直将直面人性、呼唤人性，将人性光辉照耀生活与命运当成他不懈的努力与追求，甚至是在具有主旋律格调的《花腰新娘》中，他也执着地把人性光耀命运的理念注入到女主角之中，并成为女主角反叛性格的内在基础和该片最闪亮的戏眼。而在《红河》之中，他更是对生存与人性的关系，做了一次哲学式的拷问，将生活、价值、情感、命运等沉重的话题，做了一定章家瑞式的剖析，虽然结局是悲剧，却充满美好人性之光。可以说，这部电影标志着章家瑞导演个人艺术风格的成熟。
文化猎奇，是近年来中国低成本影片的取材倾向。《红河》中设定了“咬指”这一细节，“咬指”是瑶族婚礼上的一个重要仪式，深深根植于瑶族世代相传的婚礼仪式里，深深根植于瑶族这一片保持着农耕文明之纯净土地里。但导演并不单纯地走向猎奇，过分的猎奇只会影响影片的人文深度和人文厚度，而是将“咬指”这一细节融入到影片的叙事和影像富有人性张力的世界中。影片中瑶族的婚礼拍得非常质朴而红火喜庆，却又并不可以铺张。咬指，这个细节先后在影片中出现三次：一次是阿夏在电视上看到唱滇剧的段子，由唱词点醒；第二次是在瑶族山寨的婚礼上，新娘掀起盖头咬新郎一下，以此象征生死相依之情（这里给了阿桃一个微蹙眉头俨然也有疼痛感的反应镜头）；第三次是渐懂世事的阿桃在囚车后，透过车窗的缝栏，狠狠地咬了做了囚徒的阿夏一口。这个童蒙未开的越南女孩，一点点地意会从心底里认同异国瑶族“咬指”的文化习俗，融入到瑶族的人文之根中。
与“云南三部曲”中其他两部影片不同，《红河》的奇观性更多不是来自少数民族，而是设置了一个“越南”背景，并且把女主角设置为智障。据章家瑞口述，这一灵魂人物的出现，来自于他和编剧袁大举三易其稿的坚持以及多次亲自来到越南边境感受民族文化氛围的结果。这里有一个小故事：一次，他们在老街街头偶遇一个穿着军装的老兵给人理发。经交流，他们得知这个老兵曾参加越战，战时打残了一条腿。老人家说现在地雷到处皆是，都是战争留下的。他说“这个战争太惨了，我恨死美国人了！”他说“他不理解现在的社会了，我们那个时候还打美国人呢，现在好像什么都是美国的吃香呢。”这一次谈话，给了章家瑞导演很大的触动，他设想：一个女孩子，她父亲踩到地雷，从此给她留下了阴影，然后这个女孩怎样在这个物欲的社会里保持着一颗没有被污染的心灵？什么样的越南女孩能吸引住影片中的这个中国男人？在这种考虑下，智障女孩形象就出现了。
“咬指”和战争孤儿的生命形态，这两个叙事点支撑着这部作品，从而超越了《诺玛的十七岁》和《花腰新娘》，这部电影在作品系列中，标志着一种在文化上的悟性、坚守和趋于成熟。
一部影片是否能够从形象中找到意义，是成功的标志，因此一些精明的创作者往往有意识地为自己塑造的形象赋予一些特定的意义。《红河》中除却“咬指”的意义外，“火车”和“表链”的反复出现也值得探讨一番。
火车是现代工业的产物，它每次出现都带来了出人意表的变化。第一次是阿桃替阿夏买了一双新皮鞋回来，阿夏以为阿桃失踪了，担心她会被坏人抓走，很焦急。当火车轰隆隆驶过，隔在铁轨两侧的是两种不同的心情。阿夏不明就里责怪阿桃，鞋、零钱、钢币散落一地。阿夏看到新皮鞋震住了，这与之前阿桃拿他的鞋当“爸爸的船”来玩，后来因生气将鞋扔满大街，再后来在逃跑途中不小心将鞋冲走构成因果关系。阿桃因歉疚而买鞋，完全出乎观众意料，却又在情理之中，揭示出阿桃内心世界单一而纯净的美，又显示出阿桃与阿夏关系的升华。火车的第二次出现，直接导致了一个大的变故，阿夏与沙巴的两个打手生死相拼。再到第三次出现时，阿桃误以为阿夏已被打死，在沙巴驾车等待火车通过时，用沙巴的枪打死沙巴。这三次突发事件无不跟火车联系在一起，意味着生活的突变或灾变，以强烈的戏剧性吸引观众。
现实生活本身就是充满戏剧性的，特别是表链对于情节的串接。第一次是父亲从河里捞上来，后来阿桃不慎丢失，到了阿夏手上，阿夏又还回给阿桃，最后阿夏蹲监狱，阿桃又偷偷塞到阿夏手上。这个表链承载的是深层的人伦情感，在血缘或非血缘的关系上，一层层揭示出不同情感向度上多重意涵的过度。
影视作品中弱智者的行为模式被作为正常人的楷模，是基于一种假定：在金钱至上权力无所不在的社会，弱智者行为不按照一般社会规则行事，也许会少受世俗观念污染。他们拒绝一切权谋，不受现实利益驱使，不会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勾心斗角，展现出天真无邪、率直坦荡的一面，因此他们的本质是纯洁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大智若愚是一种备受赞誉的精神境界，聪明和愚笨并非截然对立，有“愚公移山“为证。”聪明者最愚笨，智残者很聪明“，是智残题材的基本设计，随着这种划分方式，决定了另外一些带有鲜明倾向的二元对立，如：无情与人性，贪婪与无私，刁钻与善良等等。影片中阿桃处于一种与自己性格对立的金钱环境中。她在卡拉OK陪唱赚钱，是一种”金钱交易“的商品环境；阿水以两百块一个月将阿桃卖给阿夏，这是一种金钱交换；沙巴出高价买阿桃，这也是一种交易关系。懵懵懂懂的阿桃，即使是被当做商品一样卖来卖去，她内心却纯净如孩童，葆有一颗本真、天然的”童心“，这也与复杂市场经济环境下阿水、沙巴、阿夏的世俗行为形成鲜明对照。《红河》像泥土一样质朴，却穿透观众的心灵。
张静初在影片中饰演阿桃一角，其表演功力可圈可点。智障人群是非常难饰演的人物，稍有眼神、动作、语言的不对，便会露出破绽。但同时他们又是相当讨巧的人物，好莱坞很多演员因饰演这类角色而得到奥斯卡的亲睐。例如汤姆克鲁斯饰演的阿甘、达斯订霍夫曼在《雨人》中扮演有自闭症的哥哥。张静初在演绎这个角色时，主要是靠眼睛和周围人交流，靠动作来表达心态。如阿桃被抓去帮沙巴按摩，面对沙巴背上的伤疤和假腿，她没有正常人的恐惧反应，这也为沙巴的内心世界的转变做出铺垫。又如，阿桃将阿夏短裤前面的开口缝上，让阿夏上厕所时遭遇尴尬，这些细节都一步步寻找到人物的轨迹，特别是影片多次用大特写镜头表现阿桃纯真的眼睛，不仅打动剧中人物，同时也吸引观众关注阿桃的命运变化。张静初用原始的身体语言和一双充满纯真的眼睛，将这个角色演绎得恰到好处，甚至可以说“增一分则长，减一份则短“。
夏衍先生在《写剧本》中写到，“一个艺术家重要的是观察和分析，一个从事编导工作的人，观察、分析、做笔记，这是一种积累，观察重要，分析更重要。“《红河》不仅讲述了一个好故事，而且通过故事找到了人类”共通价值“的东西，即对人性美好的认同感。《红河》给我们的启示是：艺术不排斥商业，当我们面对现实生活，关注底层、关注老百姓，以饱满的热情对待生活，并且以有效的叙事方式控制影片时，就能找到艺术和商业的衔接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