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8-09-13
Geelong • 罗长姐:隐没自然之乡村女性疼痛书写
关于此前媒体上对于纪录片《罗长姐》的言论评价，窃较为欣赏的是李小飞老师在深焦撰写的一稿城市、乡村与女性拯救，但纵然这样，文中主要强调的，罗长姐作为母亲多年悉心照料精神失常儿子的伟大，遮掩了其女性的悲情色彩，笔者不能完全认同。而且在与观众交流过程中，窃也发现他们中的大部分都将影片焦点放诸母性而忽视了影片中两位女主人公的渐次失语和对轮回命运的无力感。其实导演自己也认为，电影本身就是从母亲角度出发述说，这也是为什么影片英文名字为mama的原因。那么是否真如大众所认知的那样，罗长姐所做的不可思议的一切都可以归结为母性的合理阐释，而那些没有被表示出的隐忍伤疤，是否又可印证女性本身压抑的沉默者形象？本文力图从关怀女性视角出发，着力去解开乡村女性命运的蒙纱。
罗长姐的人物形象很容易让人赋予大地母亲的符合标签，因其故事发生在偏远的乡村山区，随处人们都从事着简单的农耕劳作。比如影片中有一处非常有寓意性的剪辑便是当罗长姐完成了对儿子的喂食哺育后，又开始从事给新芽播种的简单劳作，从中很明显感受出罗长姐的守望者和哺育者形象。但当我们从母亲身份去解读罗长姐时，其实更应该回归人物身份本质，从女性角度进行元观察。影片中有多处展现罗长姐面部容貌的近景和特写镜头，通过对这些局部细致的观看，那些皱褶，类似时间年轮的呈现，我们感受到了罗长姐的衰老。衰老之余，影片其实更多了呈现了罗长姐对于自己儿子这样一个“家庭灾难”的失语和无奈悲伤。片中多次出现了罗长姐偏画面一侧坐在板凳上目光呆滞忘向远方，而另一侧是无边黑暗的镜头，那半边的黑暗的意蕴在开始出现时观众不得而知，直到影片出现了母亲去看望被锁在“囚牢“里的儿子，处在黑暗，被禁锢住的儿子时，我们会忽然明白，儿子，那大片黑暗寓意着的，正是母亲的心病，也是她无法言说的悲哀。孙儿的离世让她感到痛苦，而她更加害怕祁才政的离去，她显得无法接受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事实。“我没有一天愉快。”这是罗长姐对摄影机诉说的原话，她的哭泣也只能诉诸黑暗。她每天所做的简单重复劳作，包括洗碗做饭种地，一方面出于自身乡村女性的身份需要，另一方面毫无避免的是为了祁才政，那些衰老的皱纹也是为其牺牲年少年华的证明。从一开始，母亲为儿子船鞋穿衣时，摄影机的低视角与虚焦，都显示了母亲的低位和这样一种女性疼痛的普遍性，而后儿子毫无保留的彰显了自己的生殖器官，暗含一种欲望和威慑力的彰显，除去母亲本身关爱儿子的天性，其中更隐侧的是，身为女性不可避免的顺从和服帖。
如果说罗长姐这样一种女性疼痛是可以被母性所全然掩盖，是可以理解为母亲为子女所牺牲的必然的话，那么儿媳妇在影片的存在，则没有理由诉诸说她有一种义务的必然。她所要承接照顾祁才政的内在动力，据导演所询问得知，是因其丈夫在去世前曾嘱咐过令其好好对待叔叔，她身上的背负的是一种来自夫权的压力。而她去做这件事的外驱，导演理解为农村基本道德，现场金导曾举了民国时期女性被休却依然终于夫君的例子阐明了这样的概念，如果说基于男性导演角度理解这样的事情可以称其为“社会之必然”的话，那么从女权角度分析，毫无疑问这样的举动正代表了女性命运的被动和悲哀。在影片中自然捕捉到的罗长姐与孙媳妇促膝而谈到片段中，我们可以看到作为母亲的罗长姐苦口婆心的诉说将照顾祁才政的责任托付给孙媳，而孙媳所做的只能是间接表明害怕但不得不接受的系列举动。在照顾祁才政的始端，孙媳妇对着镜子仔细梳理自己的头发和整理耳环，而背景后的祁才政正似乎是凶神恶煞的等待，女性处在一个被男性凝望的视角，如同一个猎物一般。这份被传递的责任可以被柔情阐释为母爱的传递，但笔者更愿意戳其为，女性苦情命运的轮回。片中最后一个镜头可以清晰看到，处在黑暗一端的罗长姐正慢慢走向一个自我的归宿，一个牺牲和奉献了的一生，而年轻一代的孙媳正处在光明中，而最后毫无疑问的，她也将走向黑暗边缘，不单喻指老去，更言说了女性在男权社会间次作为了“牺牲品”的存在。
而所有这一切所发生的土壤，是建构在封闭保守的乡村山区环境中的。导演显然习惯运用乡村语境去讲述故事和诉说人情，他的乡村三部曲，其余两部《离开》与《消失在黎明前》都是在乡村的环境下，建构其中与城镇的勾连。金行征谈及城镇与乡村区别时，说到比起乡村的真实，城镇给人的感觉更加冗杂和摇摆，更加琢磨不透。但我们尝试以这样一个角度去看，乡村的真实的确从一方面表明了村中人们的善良淳朴，因为他们很难接触到复杂多元的外来文化，习惯过着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下的“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生活，但如此，也就被迫默认了男尊女卑的这样一种观念。罗长姐的故事发生的不可复制性，很大原因在于其依托了乡村的环境背景，在城镇我们看不到这样的事件，一方面表明人情的流逝，另一方面的是，大家更加开始接受现代的观念，尤其女性有了自我的意识，开始认识到自己并非单单为男性的附属品。在本片中，导演所展现的乡村其实更像一个大囚牢，尽管片中无意识去牵连乡村与城镇的关系，但从具象的囚牢，祁才政的封闭区域，和祁才政本人无数次想要冲破囚牢的举动来看，其实也倾诉了男主人公想要摆脱乡村对自我精神冲动的束缚，对外来世界的极度渴望，而两代女性罗长姐和孙媳妇则并未意识到乡村对她们的封闭与禁锢，她们安于遵循传统女性所要维持的基本道德。哪怕在影片通过新闻联播的方式提及到了乡村外世界的发展变化时，摄影机也迅速将其虚焦而转移到了前景正在观看的罗长姐上。罗长姐似乎并未过多在意，而后她又开始了洗碗等简单的家务劳作。因而不难揣测出，正是由于片中所处的地域性，这一切的发生才被人看之为理所当然的伟大。这其实有点类似于中西方社会关于男权女权的不同认知和看法，比如在中国传统社会看来，戏曲《武家坡》的故事是那么感人肺腑，一个女子可以为一负心郎寒窑苦等18年，而在西方人的眼中而看，这几乎是难以理解和荒谬的。
除却上述所书写的女性与乡村的问题，回溯本源进行探究，片子其实总体彰显了一种对生命本身姿态的理解和大自然环境呈现，其中也不少蕴涵了许多希望和遐想。也许正由于影片拍摄于乡村，《罗长姐》运用了不少笔墨去着手表现主人公一家在田园里播种和收获的场景，同时，导演还安排了大量诸如竹林、山雾、雪景等空镜，塑造了一种平缓舒适的自然氛围。而片中各种动物的出现，尤其是猪的养育与成长的过程，除却呈现时间流逝的作用，也明显的喻指了罗长姐对儿子的庇护和爱。村里的狗、猫、鸡等动物都安然其乐过着好似无忧的生活，一种祥和的喜悦自然泄漏在影片中，给人一种向往与期待。关于生死的讨论则也被影片着重拎出进行描绘，罗长姐在儿子的陪伴下，哭诉了孙儿意外去世的遭遇，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坚强的罗长姐在摄影机前留下了眼泪，而一向凶悍的儿子，也忍不住悲伤而一同哭泣。在面对生死无常的问题时，所有人都一致表现出了情绪上无法挽救的无奈无力，只是片中所有人物都选择了被动接受，从而以坚强的生命姿态过好当下每一刻的生活。
相较起其他女性电影来说，纪录片《罗长姐》的确并未局限在单纯表现女性悲情色彩上，它在此基础上，着重渲染了女性的坚毅包容，即纵然无法逃脱家庭与环境的束缚，却也能以乐观豁达的心态面对周遭。而在现实依据下，本片借以罗长姐的女性形象窥探了当今中国落后乡村全貌，并且以土地包容的胸怀凸显了生命姿态的朝气活力与自然的安宁祥和。我们借以本片应该意识到，乡村女性在命运救赎的道路上始终多舛，这不仅是个体，更是整个社会都需担起的职责，而作为电影人，我们更应履行好自身义务，为女性权力的争取负起应有的责任。
罗长姐的人物形象很容易让人赋予大地母亲的符合标签，因其故事发生在偏远的乡村山区，随处人们都从事着简单的农耕劳作。比如影片中有一处非常有寓意性的剪辑便是当罗长姐完成了对儿子的喂食哺育后，又开始从事给新芽播种的简单劳作，从中很明显感受出罗长姐的守望者和哺育者形象。但当我们从母亲身份去解读罗长姐时，其实更应该回归人物身份本质，从女性角度进行元观察。影片中有多处展现罗长姐面部容貌的近景和特写镜头，通过对这些局部细致的观看，那些皱褶，类似时间年轮的呈现，我们感受到了罗长姐的衰老。衰老之余，影片其实更多了呈现了罗长姐对于自己儿子这样一个“家庭灾难”的失语和无奈悲伤。片中多次出现了罗长姐偏画面一侧坐在板凳上目光呆滞忘向远方，而另一侧是无边黑暗的镜头，那半边的黑暗的意蕴在开始出现时观众不得而知，直到影片出现了母亲去看望被锁在“囚牢“里的儿子，处在黑暗，被禁锢住的儿子时，我们会忽然明白，儿子，那大片黑暗寓意着的，正是母亲的心病，也是她无法言说的悲哀。孙儿的离世让她感到痛苦，而她更加害怕祁才政的离去，她显得无法接受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事实。“我没有一天愉快。”这是罗长姐对摄影机诉说的原话，她的哭泣也只能诉诸黑暗。她每天所做的简单重复劳作，包括洗碗做饭种地，一方面出于自身乡村女性的身份需要，另一方面毫无避免的是为了祁才政，那些衰老的皱纹也是为其牺牲年少年华的证明。从一开始，母亲为儿子船鞋穿衣时，摄影机的低视角与虚焦，都显示了母亲的低位和这样一种女性疼痛的普遍性，而后儿子毫无保留的彰显了自己的生殖器官，暗含一种欲望和威慑力的彰显，除去母亲本身关爱儿子的天性，其中更隐侧的是，身为女性不可避免的顺从和服帖。
如果说罗长姐这样一种女性疼痛是可以被母性所全然掩盖，是可以理解为母亲为子女所牺牲的必然的话，那么儿媳妇在影片的存在，则没有理由诉诸说她有一种义务的必然。她所要承接照顾祁才政的内在动力，据导演所询问得知，是因其丈夫在去世前曾嘱咐过令其好好对待叔叔，她身上的背负的是一种来自夫权的压力。而她去做这件事的外驱，导演理解为农村基本道德，现场金导曾举了民国时期女性被休却依然终于夫君的例子阐明了这样的概念，如果说基于男性导演角度理解这样的事情可以称其为“社会之必然”的话，那么从女权角度分析，毫无疑问这样的举动正代表了女性命运的被动和悲哀。在影片中自然捕捉到的罗长姐与孙媳妇促膝而谈到片段中，我们可以看到作为母亲的罗长姐苦口婆心的诉说将照顾祁才政的责任托付给孙媳，而孙媳所做的只能是间接表明害怕但不得不接受的系列举动。在照顾祁才政的始端，孙媳妇对着镜子仔细梳理自己的头发和整理耳环，而背景后的祁才政正似乎是凶神恶煞的等待，女性处在一个被男性凝望的视角，如同一个猎物一般。这份被传递的责任可以被柔情阐释为母爱的传递，但笔者更愿意戳其为，女性苦情命运的轮回。片中最后一个镜头可以清晰看到，处在黑暗一端的罗长姐正慢慢走向一个自我的归宿，一个牺牲和奉献了的一生，而年轻一代的孙媳正处在光明中，而最后毫无疑问的，她也将走向黑暗边缘，不单喻指老去，更言说了女性在男权社会间次作为了“牺牲品”的存在。
而所有这一切所发生的土壤，是建构在封闭保守的乡村山区环境中的。导演显然习惯运用乡村语境去讲述故事和诉说人情，他的乡村三部曲，其余两部《离开》与《消失在黎明前》都是在乡村的环境下，建构其中与城镇的勾连。金行征谈及城镇与乡村区别时，说到比起乡村的真实，城镇给人的感觉更加冗杂和摇摆，更加琢磨不透。但我们尝试以这样一个角度去看，乡村的真实的确从一方面表明了村中人们的善良淳朴，因为他们很难接触到复杂多元的外来文化，习惯过着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下的“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生活，但如此，也就被迫默认了男尊女卑的这样一种观念。罗长姐的故事发生的不可复制性，很大原因在于其依托了乡村的环境背景，在城镇我们看不到这样的事件，一方面表明人情的流逝，另一方面的是，大家更加开始接受现代的观念，尤其女性有了自我的意识，开始认识到自己并非单单为男性的附属品。在本片中，导演所展现的乡村其实更像一个大囚牢，尽管片中无意识去牵连乡村与城镇的关系，但从具象的囚牢，祁才政的封闭区域，和祁才政本人无数次想要冲破囚牢的举动来看，其实也倾诉了男主人公想要摆脱乡村对自我精神冲动的束缚，对外来世界的极度渴望，而两代女性罗长姐和孙媳妇则并未意识到乡村对她们的封闭与禁锢，她们安于遵循传统女性所要维持的基本道德。哪怕在影片通过新闻联播的方式提及到了乡村外世界的发展变化时，摄影机也迅速将其虚焦而转移到了前景正在观看的罗长姐上。罗长姐似乎并未过多在意，而后她又开始了洗碗等简单的家务劳作。因而不难揣测出，正是由于片中所处的地域性，这一切的发生才被人看之为理所当然的伟大。这其实有点类似于中西方社会关于男权女权的不同认知和看法，比如在中国传统社会看来，戏曲《武家坡》的故事是那么感人肺腑，一个女子可以为一负心郎寒窑苦等18年，而在西方人的眼中而看，这几乎是难以理解和荒谬的。
除却上述所书写的女性与乡村的问题，回溯本源进行探究，片子其实总体彰显了一种对生命本身姿态的理解和大自然环境呈现，其中也不少蕴涵了许多希望和遐想。也许正由于影片拍摄于乡村，《罗长姐》运用了不少笔墨去着手表现主人公一家在田园里播种和收获的场景，同时，导演还安排了大量诸如竹林、山雾、雪景等空镜，塑造了一种平缓舒适的自然氛围。而片中各种动物的出现，尤其是猪的养育与成长的过程，除却呈现时间流逝的作用，也明显的喻指了罗长姐对儿子的庇护和爱。村里的狗、猫、鸡等动物都安然其乐过着好似无忧的生活，一种祥和的喜悦自然泄漏在影片中，给人一种向往与期待。关于生死的讨论则也被影片着重拎出进行描绘，罗长姐在儿子的陪伴下，哭诉了孙儿意外去世的遭遇，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坚强的罗长姐在摄影机前留下了眼泪，而一向凶悍的儿子，也忍不住悲伤而一同哭泣。在面对生死无常的问题时，所有人都一致表现出了情绪上无法挽救的无奈无力，只是片中所有人物都选择了被动接受，从而以坚强的生命姿态过好当下每一刻的生活。
相较起其他女性电影来说，纪录片《罗长姐》的确并未局限在单纯表现女性悲情色彩上，它在此基础上，着重渲染了女性的坚毅包容，即纵然无法逃脱家庭与环境的束缚，却也能以乐观豁达的心态面对周遭。而在现实依据下，本片借以罗长姐的女性形象窥探了当今中国落后乡村全貌，并且以土地包容的胸怀凸显了生命姿态的朝气活力与自然的安宁祥和。我们借以本片应该意识到，乡村女性在命运救赎的道路上始终多舛，这不仅是个体，更是整个社会都需担起的职责，而作为电影人，我们更应履行好自身义务，为女性权力的争取负起应有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