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8-09-26
云霓纱 • 罗长姐:母爱光环下的昏暗家里
以一个名叫“罗长姐”的真实人物为题材的纪录片，拍摄下她常年悉心照顾患病儿子的事迹，凸显出她身为一名母亲的人生况味，描摹了母性作为一种感情的表现。像《罗长姐》这样的农村妇女，整整一生所扮演的角色，就是使女性成为“母亲”的传统性别角色。可看似自然而然的母亲养育孩子，却在她这段非同寻常的母子关系里，被镜头不断放大地观察、凝视着，继而让观者从中产生更多对于“母亲”的认知。以下的行文，将会结合影像画面的表述与素材剪辑的架构，写一写笔者看到的，影片中有关“母爱”意象的几层阐释。
罗长姐儿子出场，最先映入眼帘的，是罗长姐在为赤身裸体的儿子一件一件穿衣，给咀嚼困难的儿子一口一口喂饭。一个生活无法自理的成年人，被母亲无微不至地照料，跟幼年时期受到的喂养一模一样。大概在罗长姐心目中，残疾的儿子也就是相当于婴儿，所以她把儿子叫做“宝宝”。但这种情况仍然是非常特殊和极端的，因为罗长姐儿子已经肯定是永远养不大的“小孩”，而罗长姐正在不可避免地一天一天变老，八十多岁的年迈的她，虽然平日里保持劳作，不过身体状态也早已到了需要别人照料的时候。从儿子病得不再是常人开始，这对母子之间的关系便失去了平衡。
如此地舐犊情深，罗长姐对儿子的照顾，似乎与她家母猪产崽喂奶的场景，存在某种联系。那样的母性，是人类身为哺乳动物的天性吗？又或者，所谓“母爱”，只是单方面的情感投射？儿子对待罗长姐，就如他独自于长廊徘徊不定地走动，即使有母亲在那里，也是一种若即若离的感觉。罗长姐儿子的脑部损伤及精神状况，令他丧失了常人的思维和知觉，当他面对罗长姐，他并不能意识到这是他的母亲，而且他的举止反应，更只剩下动物性的挣扎和叫唤，丝毫没有幼儿与母亲间乖巧、依偎的温馨一面。
并且相反的是，伴随罗长姐儿子病情发作而至的，是他的暴力行为和跑路倾向。经过长期的碰撞和忍耐，罗长姐一家想到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将这个病人锁在围起来的房间和走道里，用栏杆把他和外界隔开一段距离。于是这个仿佛笼子般的空间，就代表了罗长姐养育儿子经历的所有艰辛、苦难，它既是以血缘为内核的亲子关系固化，也是对母亲处于家庭内部的禁锢。当罗长姐想要将照料儿子起居的事项传递予孙媳妇，跟她讲如何适时出入围栏打扫清洁，孙媳妇是颇为被动地交接下这项任务，作为家庭里女性性别角色的延续和替代。
轮到孙媳妇来照料罗长姐儿子，她打理家务的体现，其实和罗长姐的母性关爱又有所差别。正如罗长姐所言，她第一个想起的总是儿子，她在围栏边照看儿子的时候，目光是全部聚集到儿子身上的，每次儿子进入她的视线，她都要表示出关怀和叮咛。不过在孙媳妇接班后的一个镜头里，她站在围栏外照着镜子梳妆，罗长姐儿子虽然在孙媳妇的视野范围，但是她更多的注意力是留在她自己身上的。她并没有如同罗长姐那般全身心放在照顾别人，负责罗长姐儿子的温饱，对于孙媳妇来说，更像是完成家务事。
乡村里来到了收成的季节，罗长姐一家种下的幼苗、养大的猪崽，都到了收获劳动成果，换来利益回报之时。种植、养殖的农活要付出大量辛劳，不过尚且可以获得收入。可是罗长姐辛苦地养育残疾儿子，情感劳动却只有日复一日、遥遥无期的无条件付出。唯一有点回馈的，是社会保障系统为帮扶残疾人提供的抚恤金，足够罗长姐儿子甚至是一家人的基本生活开支。除此以外，罗长姐并没有把儿子送去由社会福利体系照料，而是一直将他当作母亲的专有，放在了自己身边抚养，直到她颤颤巍巍地几近为此耗费尽自身的生命。
片中没有提及、处理到，罗长姐被评为全国“孝老爱亲”道德模范的事，可以说是这部影片的一大缺陷。尽管导演规避了使用官方话语对罗长姐的生平进行自上而下地叙述，但是指向“母亲”的落脚点，依旧充满了主流文化对于女性以及“母爱”的想象和建构。可即使是维护家庭伦理的儒家教义，“母慈”也是需要“子孝”为现实基础的，子女孝顺是对母亲慈爱的反哺，这才是对双方都有好处的代际轮回，母爱从来不应当是单向、无度、无以为继的“献祭”。
被奉为正面模范的罗长姐，实际上她坦言一生过得并不快乐，儿子患病、孙儿早逝的不幸遭遇，显然不会是她感到被爱或成就的来源。她只是无奈地接受了生活的摧残，并用一己之力去勉强承担。笔者无意质疑罗长姐养育儿子的作为，但是当外界给她戴上象征伟大的“母爱”光环时，往往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她在昏暗的屋里，为了照顾儿子而经受的痛苦和悲伤。这种“母爱”的光辉，是在将女性承受的悲苦合理化、正当化，还是对结尾身处光亮阴影下衰弱无力的母亲，对比式、选择性地掩盖遮蔽。
罗长姐儿子出场，最先映入眼帘的，是罗长姐在为赤身裸体的儿子一件一件穿衣，给咀嚼困难的儿子一口一口喂饭。一个生活无法自理的成年人，被母亲无微不至地照料，跟幼年时期受到的喂养一模一样。大概在罗长姐心目中，残疾的儿子也就是相当于婴儿，所以她把儿子叫做“宝宝”。但这种情况仍然是非常特殊和极端的，因为罗长姐儿子已经肯定是永远养不大的“小孩”，而罗长姐正在不可避免地一天一天变老，八十多岁的年迈的她，虽然平日里保持劳作，不过身体状态也早已到了需要别人照料的时候。从儿子病得不再是常人开始，这对母子之间的关系便失去了平衡。
如此地舐犊情深，罗长姐对儿子的照顾，似乎与她家母猪产崽喂奶的场景，存在某种联系。那样的母性，是人类身为哺乳动物的天性吗？又或者，所谓“母爱”，只是单方面的情感投射？儿子对待罗长姐，就如他独自于长廊徘徊不定地走动，即使有母亲在那里，也是一种若即若离的感觉。罗长姐儿子的脑部损伤及精神状况，令他丧失了常人的思维和知觉，当他面对罗长姐，他并不能意识到这是他的母亲，而且他的举止反应，更只剩下动物性的挣扎和叫唤，丝毫没有幼儿与母亲间乖巧、依偎的温馨一面。
并且相反的是，伴随罗长姐儿子病情发作而至的，是他的暴力行为和跑路倾向。经过长期的碰撞和忍耐，罗长姐一家想到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将这个病人锁在围起来的房间和走道里，用栏杆把他和外界隔开一段距离。于是这个仿佛笼子般的空间，就代表了罗长姐养育儿子经历的所有艰辛、苦难，它既是以血缘为内核的亲子关系固化，也是对母亲处于家庭内部的禁锢。当罗长姐想要将照料儿子起居的事项传递予孙媳妇，跟她讲如何适时出入围栏打扫清洁，孙媳妇是颇为被动地交接下这项任务，作为家庭里女性性别角色的延续和替代。
轮到孙媳妇来照料罗长姐儿子，她打理家务的体现，其实和罗长姐的母性关爱又有所差别。正如罗长姐所言，她第一个想起的总是儿子，她在围栏边照看儿子的时候，目光是全部聚集到儿子身上的，每次儿子进入她的视线，她都要表示出关怀和叮咛。不过在孙媳妇接班后的一个镜头里，她站在围栏外照着镜子梳妆，罗长姐儿子虽然在孙媳妇的视野范围，但是她更多的注意力是留在她自己身上的。她并没有如同罗长姐那般全身心放在照顾别人，负责罗长姐儿子的温饱，对于孙媳妇来说，更像是完成家务事。
乡村里来到了收成的季节，罗长姐一家种下的幼苗、养大的猪崽，都到了收获劳动成果，换来利益回报之时。种植、养殖的农活要付出大量辛劳，不过尚且可以获得收入。可是罗长姐辛苦地养育残疾儿子，情感劳动却只有日复一日、遥遥无期的无条件付出。唯一有点回馈的，是社会保障系统为帮扶残疾人提供的抚恤金，足够罗长姐儿子甚至是一家人的基本生活开支。除此以外，罗长姐并没有把儿子送去由社会福利体系照料，而是一直将他当作母亲的专有，放在了自己身边抚养，直到她颤颤巍巍地几近为此耗费尽自身的生命。
片中没有提及、处理到，罗长姐被评为全国“孝老爱亲”道德模范的事，可以说是这部影片的一大缺陷。尽管导演规避了使用官方话语对罗长姐的生平进行自上而下地叙述，但是指向“母亲”的落脚点，依旧充满了主流文化对于女性以及“母爱”的想象和建构。可即使是维护家庭伦理的儒家教义，“母慈”也是需要“子孝”为现实基础的，子女孝顺是对母亲慈爱的反哺，这才是对双方都有好处的代际轮回，母爱从来不应当是单向、无度、无以为继的“献祭”。
被奉为正面模范的罗长姐，实际上她坦言一生过得并不快乐，儿子患病、孙儿早逝的不幸遭遇，显然不会是她感到被爱或成就的来源。她只是无奈地接受了生活的摧残，并用一己之力去勉强承担。笔者无意质疑罗长姐养育儿子的作为，但是当外界给她戴上象征伟大的“母爱”光环时，往往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她在昏暗的屋里，为了照顾儿子而经受的痛苦和悲伤。这种“母爱”的光辉，是在将女性承受的悲苦合理化、正当化，还是对结尾身处光亮阴影下衰弱无力的母亲，对比式、选择性地掩盖遮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