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9-04-02
红灯下桃二娘 • 罗长姐:《罗长姐》女性命运：生命赞歌与道德困境
《罗长姐》是金远征导演的“乡村三部曲”中的最终曲，前两部分别为《消失在黎明前》和《离开》。“三部曲”无一不关注着村土世界在现代城市化浪潮中发生的现世变迁与精神变迁。在对于乡村地域空间关注的同时，也表现着乡村人物的命运处境与生存困境。导演在对城市、乡村、城镇三个象限的注视中，从边缘个体以及边缘群体出发，深切聚焦这些被裹挟在时代洪流中的人类命运。
一、生命赞歌
罗长姐是一个中国传统式母亲的角色，她牺牲了自己三十多年的时间去全心照顾自己患病的儿子。“再艰难不找政府，不问国家要一分钱”是她顺应新时代美德对崇高道德的坚守，也是她身为一个母亲形象的自觉与对责任的无理由承担。片中多次出现的罗长姐那张被苦难洗练后淡然的脸庞，像极了罗中立《父亲》那幅油画中父亲的形象，那是张情感真挚，纯朴憨厚的脸，是被生命洪流拍打的脸，是愁苦、喜悦、沉思、从容、无可奈何，是种种情绪泛滥其中深不可测的脸，上面的皱纹清晰地像是被刻上去的一般，宛若一尊雕像。特写镜头的不断逼近，让观众在视觉上直视母亲这个伟大的形象，在心理上贴近感受一个坚强生命体本身。
片中充斥着大量的符号隐喻，这些符号是导演对大自然多元生命的全景式展现。首先，片中画外音一直都是虫鸣鸟叫，不同于城市的车鸣人嚷，这片地域是一个未受城市化/现代化强弩的阉割，是一片洁净并保持原始生命力的处女地带，一个充满生命的地方。这里万物共生存，林深虫鸟鸣，草木遍山野。而生活在其中的人也不是故事片中那种为了表现戏剧张力与人地矛盾而故意刻画出的被生活击倒的人物形象，他们是活生生的真实的勇猛地活着的人，是没有被生活打倒的人。罗长姐是，祁才政亦是。
其次，物与人的交替展现，对比之中互相衬托着对方强盛亦或衰弱的“生命”体征。地锅中沸腾的水声与罗长姐呼吸的频率同期录音，象征着罗长姐生命的滚动；罗长姐行走在茫茫的田埂间，仿佛能听到她沉重的呼吸声，这亦是生命的脉搏展现；儿子祁才政被关在门里/栅栏内，从窗口被母亲喂食，吃相的原始，传达的虽是一种活着的机械性，却又透露着生命本体对于活着的努力；镜头对玉米苗栽育、贝母播种的长时间且详细的过程记录，传达出这片土地的农民对生命的尊重以及对土地的敬畏，对自然的信任；母猪受精，飞行的蜜蜂，行走的鸡展示了生命存在的多样性形态，而地头间那些仿佛永远都割不完的猪草同时透露着野蛮的生命力；雨水滋润农田象征着土地孕育粮仓的希望；八十多岁的罗长姐仍旧称呼躁狂症儿子为“宝宝”，母猪产仔后小猪们抢食吃奶，仿佛在说母爱是一种天性，人亦动物，这更是在表达一种导演对于生命本身的歌颂，对母爱的歌颂。
生活在日复一日的单调重复中进行，看似是一幅静止像，而不觉间时间与生命却永不止息的在其中流淌挣扎。四季轮回行进，春天的播种也迎来秋天的收获。小猪们成长到出栏的阶段，玉米苗变成了一颗颗成熟饱满的玉米。在生命的不停息更替中，罗长姐旺盛坚韧的生命力也通过她劈柴、剥玉米等桥段展现出来，一个强大的母亲形象跃然而出。
祁才政的躁狂情绪无处安置只能面对它给身体带来的不可控，无缘故的咒骂，掌掴自己，把自己的牙齿全部打掉，使劲咬自己的手指，躁动紧张的面部肌肉与咬牙切齿的神情都在展现着这个生命存活的不舒适与艰难。他被视为“危险分子”只能在锁闭的屋子里来回踱步，像头困兽，似乎永远都没有走出牢笼的可能。而当镜头拉到远景观众才发现，人（个体）被屋子困囿，屋子被山困囿，这片地域相对于外面的世界来说好像也如同一头毫无战斗力的困兽。有一处画面，那是月圆之夜，祁才政情绪异常激动不睡觉，镜头隔着栅栏拍摄狭窄屋子中的祁才政，你看到了一个无法自处的病人，看到了生命存活的困境，更看到了人对生命的渴望。他几次舔舐木头以及与罗长姐共哭的一处画面也终于令人确证了祁才政拥有情感的一面，于共情之处体悟出生命的赞歌。
二、道德困境
可能是导演性别身份所限制，他确实是站在客观的角度在记录罗长姐，记录母子之情这件事。但对于孙媳妇这个女性形象内心的探讨本人感觉片子缺乏了，或者挖掘浅了。当然导演的着墨点可能并不在此，但笔者却被这个人物戳中了痛点。虽然孙媳妇只是影片中所谓的罗长姐的“接班人”，是“爱的延续”，但这是不是价值观的一种施加，从片子中很难看到孙媳妇内心最底层的声音。导演在映后交流中讲到，孙子去世前几天还跟孙媳妇念叨一定要好好照顾二叔，结果没几天就意外去世，孙媳妇本着答应了丈夫的原则，只得例行本分。但作为现代女性而言，这套传统价值观是否存在应该质疑的地方是值得商榷的。
传统道德不该成为捆绑女性命运的井绳，笔者对标榜存在质疑。在道德之前女人首先是个人，但在那片家本位的现代文明脱轨之地女性的自我觉醒又的确很难。纪录片表层呈现中，罗长姐“母亲”大爱式的自我牺牲——三十多年全然照顾躁狂症的儿子，看似是摒弃了「传统吃人」的历史嫌疑，表现了某种意义上人物的主动选择确定了片子的核心立场。但笔者却察觉那个“自觉”成为“美德继承人”的孙媳妇的底层心理是叫人想要探讨的更深层的东西。失去丈夫的寡妇因应允了丈夫与奶奶的托付要去照顾跟自己并无关系的且随时都会打人的病人“二叔”，期间她要承受恐惧/承受孤独/承受外界的道德压力（不能逃脱，要悬挂美德）等等一切的注视与囚禁。好，问题提出来了，摆放在那了，怎么办？
如同《都灵之马》中的那个女儿一般，纵使心中仍然都存在对美的渴望（女儿层层叠叠的一件件仔细穿好的衣服/儿媳妇耳上的耳环&对镜梳麻花辫）却因强劲的外界阻力（恶劣环境/道德压力）只能被拘留在原始地。巨大的现代化文明远在乡村现实之外，身为「无力的生命体/未觉醒的女性」与「地域空间/失语乡村」所能做的只有遥望，秉着无知的想象与混不吝的野蛮生长力旺盛存活，因为没有见过更大的世界，以为这就是最大的世界。因为没有见过真正觉醒的人，以为所有施加在自身之上的道德捆绑都是美德的优良子嗣。所以，问题没有解决的办法，问题最终仍然在问题之中。在“我们”眼中的问题不过也只是生命奇观/异相，是现代生活的异托邦。可在“当事人”身上，那是疼痛与爱的变奏体，是传统家族中某种粘合力与互贴式需要，是一种原始关系的自然形式。话归于此，女人终是可悲的，女人终是伟大的，女人能承载这个世界的灭亡亦能孕育这个世界的新生，但女人，自始至终都无法摆脱「钢铁强权」的冰冷与规约，注目与审视。
导演在映后交流中曾讲到纪录片最后一个镜头，孙媳妇很开心的接受了这个“爱的延续”的使命，一半光明一半黑暗，孙媳妇与罗长姐分别立于两边，镜头语言的强势隐喻毫不费力的交付了人物命运。笔者对此解释存在质疑，倒不是现实表象而是问题本质本身。孙媳妇作为一个女性（未独立精神崛起的女性）可能是不自知的，因为受到传统道德的规约而自觉认为善良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但是，在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女性身份而言，这实际上是可悲的。一个女人为什么没有为自己活着的权力？为什么没有争取的权力？从孙媳妇与罗长姐对话中可以察觉到她是惧怕且担忧的，但却是不得不为之的。作为人不可避免要接受普世价值的注视，而作为女人尤其是。
换句话说，孙媳妇乐意并不代表这件事情的正确性，抛却“情”，问题更应该关注的是人之为个体的人，无关男人女人，到底如何实现人的进化才是最最重要的讨论命题。孙媳妇这个人物到底是在施行爱的延续还是说她无力挣脱命运的枷锁，是男权社会的牺牲品？这不是冷血的审问，而是炽热的思考，不是被指认，而是自我指认。女人要站起来，路长道阻，但得站起来不是吗？
一、生命赞歌
罗长姐是一个中国传统式母亲的角色，她牺牲了自己三十多年的时间去全心照顾自己患病的儿子。“再艰难不找政府，不问国家要一分钱”是她顺应新时代美德对崇高道德的坚守，也是她身为一个母亲形象的自觉与对责任的无理由承担。片中多次出现的罗长姐那张被苦难洗练后淡然的脸庞，像极了罗中立《父亲》那幅油画中父亲的形象，那是张情感真挚，纯朴憨厚的脸，是被生命洪流拍打的脸，是愁苦、喜悦、沉思、从容、无可奈何，是种种情绪泛滥其中深不可测的脸，上面的皱纹清晰地像是被刻上去的一般，宛若一尊雕像。特写镜头的不断逼近，让观众在视觉上直视母亲这个伟大的形象，在心理上贴近感受一个坚强生命体本身。
片中充斥着大量的符号隐喻，这些符号是导演对大自然多元生命的全景式展现。首先，片中画外音一直都是虫鸣鸟叫，不同于城市的车鸣人嚷，这片地域是一个未受城市化/现代化强弩的阉割，是一片洁净并保持原始生命力的处女地带，一个充满生命的地方。这里万物共生存，林深虫鸟鸣，草木遍山野。而生活在其中的人也不是故事片中那种为了表现戏剧张力与人地矛盾而故意刻画出的被生活击倒的人物形象，他们是活生生的真实的勇猛地活着的人，是没有被生活打倒的人。罗长姐是，祁才政亦是。
其次，物与人的交替展现，对比之中互相衬托着对方强盛亦或衰弱的“生命”体征。地锅中沸腾的水声与罗长姐呼吸的频率同期录音，象征着罗长姐生命的滚动；罗长姐行走在茫茫的田埂间，仿佛能听到她沉重的呼吸声，这亦是生命的脉搏展现；儿子祁才政被关在门里/栅栏内，从窗口被母亲喂食，吃相的原始，传达的虽是一种活着的机械性，却又透露着生命本体对于活着的努力；镜头对玉米苗栽育、贝母播种的长时间且详细的过程记录，传达出这片土地的农民对生命的尊重以及对土地的敬畏，对自然的信任；母猪受精，飞行的蜜蜂，行走的鸡展示了生命存在的多样性形态，而地头间那些仿佛永远都割不完的猪草同时透露着野蛮的生命力；雨水滋润农田象征着土地孕育粮仓的希望；八十多岁的罗长姐仍旧称呼躁狂症儿子为“宝宝”，母猪产仔后小猪们抢食吃奶，仿佛在说母爱是一种天性，人亦动物，这更是在表达一种导演对于生命本身的歌颂，对母爱的歌颂。
生活在日复一日的单调重复中进行，看似是一幅静止像，而不觉间时间与生命却永不止息的在其中流淌挣扎。四季轮回行进，春天的播种也迎来秋天的收获。小猪们成长到出栏的阶段，玉米苗变成了一颗颗成熟饱满的玉米。在生命的不停息更替中，罗长姐旺盛坚韧的生命力也通过她劈柴、剥玉米等桥段展现出来，一个强大的母亲形象跃然而出。
祁才政的躁狂情绪无处安置只能面对它给身体带来的不可控，无缘故的咒骂，掌掴自己，把自己的牙齿全部打掉，使劲咬自己的手指，躁动紧张的面部肌肉与咬牙切齿的神情都在展现着这个生命存活的不舒适与艰难。他被视为“危险分子”只能在锁闭的屋子里来回踱步，像头困兽，似乎永远都没有走出牢笼的可能。而当镜头拉到远景观众才发现，人（个体）被屋子困囿，屋子被山困囿，这片地域相对于外面的世界来说好像也如同一头毫无战斗力的困兽。有一处画面，那是月圆之夜，祁才政情绪异常激动不睡觉，镜头隔着栅栏拍摄狭窄屋子中的祁才政，你看到了一个无法自处的病人，看到了生命存活的困境，更看到了人对生命的渴望。他几次舔舐木头以及与罗长姐共哭的一处画面也终于令人确证了祁才政拥有情感的一面，于共情之处体悟出生命的赞歌。
二、道德困境
可能是导演性别身份所限制，他确实是站在客观的角度在记录罗长姐，记录母子之情这件事。但对于孙媳妇这个女性形象内心的探讨本人感觉片子缺乏了，或者挖掘浅了。当然导演的着墨点可能并不在此，但笔者却被这个人物戳中了痛点。虽然孙媳妇只是影片中所谓的罗长姐的“接班人”，是“爱的延续”，但这是不是价值观的一种施加，从片子中很难看到孙媳妇内心最底层的声音。导演在映后交流中讲到，孙子去世前几天还跟孙媳妇念叨一定要好好照顾二叔，结果没几天就意外去世，孙媳妇本着答应了丈夫的原则，只得例行本分。但作为现代女性而言，这套传统价值观是否存在应该质疑的地方是值得商榷的。
传统道德不该成为捆绑女性命运的井绳，笔者对标榜存在质疑。在道德之前女人首先是个人，但在那片家本位的现代文明脱轨之地女性的自我觉醒又的确很难。纪录片表层呈现中，罗长姐“母亲”大爱式的自我牺牲——三十多年全然照顾躁狂症的儿子，看似是摒弃了「传统吃人」的历史嫌疑，表现了某种意义上人物的主动选择确定了片子的核心立场。但笔者却察觉那个“自觉”成为“美德继承人”的孙媳妇的底层心理是叫人想要探讨的更深层的东西。失去丈夫的寡妇因应允了丈夫与奶奶的托付要去照顾跟自己并无关系的且随时都会打人的病人“二叔”，期间她要承受恐惧/承受孤独/承受外界的道德压力（不能逃脱，要悬挂美德）等等一切的注视与囚禁。好，问题提出来了，摆放在那了，怎么办？
如同《都灵之马》中的那个女儿一般，纵使心中仍然都存在对美的渴望（女儿层层叠叠的一件件仔细穿好的衣服/儿媳妇耳上的耳环&对镜梳麻花辫）却因强劲的外界阻力（恶劣环境/道德压力）只能被拘留在原始地。巨大的现代化文明远在乡村现实之外，身为「无力的生命体/未觉醒的女性」与「地域空间/失语乡村」所能做的只有遥望，秉着无知的想象与混不吝的野蛮生长力旺盛存活，因为没有见过更大的世界，以为这就是最大的世界。因为没有见过真正觉醒的人，以为所有施加在自身之上的道德捆绑都是美德的优良子嗣。所以，问题没有解决的办法，问题最终仍然在问题之中。在“我们”眼中的问题不过也只是生命奇观/异相，是现代生活的异托邦。可在“当事人”身上，那是疼痛与爱的变奏体，是传统家族中某种粘合力与互贴式需要，是一种原始关系的自然形式。话归于此，女人终是可悲的，女人终是伟大的，女人能承载这个世界的灭亡亦能孕育这个世界的新生，但女人，自始至终都无法摆脱「钢铁强权」的冰冷与规约，注目与审视。
导演在映后交流中曾讲到纪录片最后一个镜头，孙媳妇很开心的接受了这个“爱的延续”的使命，一半光明一半黑暗，孙媳妇与罗长姐分别立于两边，镜头语言的强势隐喻毫不费力的交付了人物命运。笔者对此解释存在质疑，倒不是现实表象而是问题本质本身。孙媳妇作为一个女性（未独立精神崛起的女性）可能是不自知的，因为受到传统道德的规约而自觉认为善良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但是，在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女性身份而言，这实际上是可悲的。一个女人为什么没有为自己活着的权力？为什么没有争取的权力？从孙媳妇与罗长姐对话中可以察觉到她是惧怕且担忧的，但却是不得不为之的。作为人不可避免要接受普世价值的注视，而作为女人尤其是。
换句话说，孙媳妇乐意并不代表这件事情的正确性，抛却“情”，问题更应该关注的是人之为个体的人，无关男人女人，到底如何实现人的进化才是最最重要的讨论命题。孙媳妇这个人物到底是在施行爱的延续还是说她无力挣脱命运的枷锁，是男权社会的牺牲品？这不是冷血的审问，而是炽热的思考，不是被指认，而是自我指认。女人要站起来，路长道阻，但得站起来不是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