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6-08-22
暖 • 爱与黑暗的故事:私人记忆与历史记忆的误差
把《爱与黑暗的故事》的小说改编成电影并非易事，即便是对历史题材大师来说也是如此。曾经还是《这个杀手不太冷》中叛逆小女孩的娜塔莉·波特曼给自己设下了一个挑战，这大概和她自己的出身有关。1981年，波特曼出生于以色列耶路撒冷，犹太血统让她对《爱与黑暗的故事》有着更深的认同感，执导这部处女作，或许也是她找寻自我的过程。
从500页到97分钟
《爱与黑暗的故事》原著小说长达500多页，用希伯来语写成，被译成近30种语言，堪称鸿篇巨制。作者阿摩司·奥兹生于1939年，是以色列文学界当之无愧的巨匠。耶路撒冷作为一个有着其独特宗教与政治意义的地点，有着我们无法忽视的过去与历史，自我身份与故乡意义的双重模糊状态也让奥兹始终着眼于创作犹太民族题材和以色列国家题材文学。和本片导演娜塔莉·波特曼同样出身于耶路撒冷的奥兹在这本自传体式的小说里描写了太多的苦痛。这种苦痛既是属于父亲出轨、母亲自杀的奥兹自己的，同时也是整个犹太民族和耶路撒冷的。私人与历史，城市与民族都被文字描写出情绪，化成铅字印在这本500多页的小说里。
奥兹12岁时母亲自杀，此后他离开父亲，前往想要建立犹太民族乌托邦社会的以色列集体农场基布兹，与小说中类似，奥兹的家庭深受犹太复国主义影响，同为知识分子的父母都是原住于东欧的犹太人，在30年代来到耶路撒冷，渴求与同胞们一起重建“犹太国度”。其父掌握十几门语言，在图书馆工作，闲暇之余创作希伯来语小说；母亲出身于犹太富裕磨坊主家庭，熟练七八门语言，即便在反犹主义兴盛时期，也依旧能在波兰大学和布拉格大学就读；奥兹的叔叔更是著名的犹太复国主义学者、以色列总统候选人、《近代希伯来文学简史》作者约瑟夫·克劳斯纳。土地具有着神奇的力量，即便身处耶路撒冷，奥兹以及奥兹的父母仍旧对欧洲抱有复杂的情感，这种徘徊在抵抗与怀想间的情绪放在民族主义中便变得更为暧昧，这使得奥兹的父母只教给奥兹希伯来语。“也许他们害怕，即使我只懂一门欧洲语言，一旦长大成人，欧洲致命的吸引力就会诱惑我，使我如中花衣魔笛手的魔法前往欧洲，在那里遭欧洲人杀害”，奥兹如是说。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能在奥兹的小说中看到这种文化间的裂缝与摇摆，他的父母无疑是流亡的知识分子，流亡让他们失去根基，在拥有知识的奢华财富与现实的丑陋空虚之间站立不稳，长期居住在耶路撒冷的地下室中躲避空袭，在混合着多人体味和排泄物的污浊空气中入睡，但却也会在睡前为小儿子奥兹轻声打开文学世界的大门。夹在历史与宗教之间的耶路撒冷并不能被称之为真正的家园，它甚至都不是一座真正的城市，它是朝圣者心中的应许之地，但却不是奥兹母亲心中文化与爱情的安置点，因此她在一次雨中散步以后服药自尽，这段记忆也成为奥兹心中的巨大黑暗。自己对母亲、母亲对自己的爱也让黑暗变得更为真实，直到小说写就以后，奥兹才觉得自己能再去面对这段回忆，而娜塔莉·波特曼则要把500多页的私人历史浓缩到97分钟的影像，这是勇气之举，但显然也会有不少问题。
从男性到女性的视角转换
男性的自传体小说改为女性导演自编自导自演，很容易就会落入对女性主角的极致刻画中，从影片看来，波特曼显然在极力避免这一点，影片由采用了奥兹的视点，在他的回忆中展开叙事，兼有打破线性时间的插叙部分，这样的讨巧叙事技巧让故事具有了一种悬疑感，关于家庭和个人的秘密在画外音的舒缓中一点点被揭开，父亲与母亲的形象一点点被拼凑起来，在某种程度上，这可以被看做是一种对记忆的碎片化特质的叙事化再现。观众们和年幼的奥兹一样，并不真正明白父母婚姻失败、母亲自杀的真正缘由，只能在观看中，与奥兹的成长同步，一点点去拼凑、尝试还原回忆的历史。与这种回忆补全与个人成长同步的，还有时代背景的成长。
影片背景中的以色列，就像是一个成长中的少女，散发着迫切成熟的荷尔蒙气息。当奥兹的父母在抗争时，以色列也在为自己的独立而抗争。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巴勒斯坦专门委员会”进行表决，以美国、苏联等33票赞成，阿拉伯等13票反对，通过了巴勒斯坦分治的决议。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宣布独立。影片亦对决议通过的一刻进行了表现，俯拍镜头下众人殷切的眼神是对家国归处的渴望，投票通过后，众人欢呼，不再因为犹太身份而被区别对待似乎成为触手可得的现实，然而现实的讽刺来得如此迅捷，几个小时内，耶路撒冷被炮火点亮，家国之梦依旧遥远。
曾为《哈利·波特与凤凰社》、基耶洛夫斯基的《蓝》担任摄影的著名摄影师斯拉沃米尔·埃迪扎克担纲了《爱与黑暗的故事》的摄影，在他那缓慢移动的镜头下，耶路撒冷以压抑的青蓝色调呈现，显得阴暗而潮湿，这恰好与影片私人而隐秘的叙事视角构成呼应，母亲法尼亚睡前为奥兹讲故事的场景在波特曼自己的声场下也真的具有了一种催眠力量，文学世界在声音中如子夜的酣梦一般被打开，我们也因此有理由相信，是法尼亚赐予了奥兹解开文学创作之锁的钥匙。
影片的后半段叙述更加集中于法尼亚身上，波特曼则以其女性特有的细腻忧伤来引导角色和叙事，以色列独立并没与带来民族主义的新生，国度的建立从另一个反面佐证着信仰破裂，耶路撒冷也没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城市，它依旧是历史的样子，但法尼亚却不再有影片开始时候的魅力了，她开始变得孤僻沉默，疏于表达。婚姻的失败、生活条件的恶劣、好友的离世都不足以成为法尼亚自杀的理由，杀死法尼亚的，是状态的庸俗。就像奥兹写到的，“她或许能够咬紧牙关，忍受艰辛、失落、贫穷，或婚姻生活的残酷。但我觉得，她无法忍受庸俗。”
影片前半段所规避的女性自怜心态在这里被打破，从演员的角度看来，波特曼的表演并无太大问题，她精准地演绎出了法尼亚身上褪去的生气与活力，甚至还包括那被她自己扼杀的母性，她也需要扼杀掉自己的母性，才能够抛下奥兹，真正在生理上完成“去死”的行动。但这种过度沉迷于女性自我命运的自恋式表现如果是从导演的角度看来，无疑淡化了影片整体宏大的历史背景。
诚然，只把故事做成一个私人化的女性故事并不是不可以，但《爱与黑暗的故事》的问题在于在自怜的同时又不够私人，由于篇幅的限制，范妮亚的前史与过去的生活极少展现，偶有的段落几乎都在台词和画外音中补充，缺乏影像表现力的“过去”悬置在故事上，使得记忆中的“现在”缺乏说服力，法尼亚的转变、隐忍与痛苦都因为“过去”的缺乏而难以让人代入，这不仅让人物在行为上缺乏动机，也同沉浸内化的表演风格背道而驰。从这一点上来说，波特曼身为导演对原著的取舍并不够成功。
个人与历史的失语
我们可以谈论未来，但我们也应该谈论过去；我们可以回望过去，但我们不应该成为过去的奴隶；我们可以回避历史，但历史不会回避我们；我们应该活在现在，但我们更应该去往未来。
个人与历史的关系如此复杂，它不仅交织着我们对自我的认识，同时也交织着我们对父辈的认识，更携带着整个民族对自我从何处来的认识。这种成长的困境游离在生理和世代之外，也是《爱与黑暗的故事》难以改编的原因，它直指整个犹太民族和欧洲间暧昧的血缘关系，也指向阿拉伯民族内部的种族冲突，犹太复国主义从来就没有想要给犹太人提供一个物理意义上的家国，它更想要做的，是带领这个颠沛流离但又才华横溢的民族走出失语的困境，提供一种言语与平等对话的可能。
影片中，奥兹的父母之间是缺乏交流的，法尼亚的情绪越来越不稳定，与母亲争吵后，只能在房中抽自己的耳光来发泄情绪，并咬紧双唇避免发出声音，这样的自虐行为显然是失语的一种表现。同样的，法尼亚反复给奥兹讲述的睡前故事，以奇幻段落插叙的影像场景，也是失语状态在另一层面的表征。作为知识分子女性内心的恐慌与渴望，作为母亲而想要传达给孩子的哲理，都只能通过虚构故事的场景实现，语言与交流在这里后退，成为服务于“讲故事”的工具。
《爱与黑暗的故事》的核心既是个人的也是历史的，它的困境同样也既是个人的也是历史的，这种困境也成为了娜塔莉·波特曼的困境，在历史与个人叙述的抉择间，她意识到必须抗拒着太过私人，却又无可抵制地太沉浸于私人，故事虽然从一个家庭讲起，却应该能做到管窥时代，但娜塔莉·波特曼并没能做到。她对个人与历史的困惑，就像是犹太民族对欧洲的心态的困惑，耶路撒冷绝不只是一个故事的发生地，它承担着比故事背景更为重要的位置，它勾连起了个人与历史，也勾连起了家庭与时代，它具有着形似《飘》里面的一抔红土般的力量与意义。
就像奥兹在小说中写的，“我们等了两千年才在耶路撒冷找到了立足之地，实在不愿立刻离开。我们一抬脚，别人就会立刻把我们那一小块地方夺走。”
原载《看电影》午夜场2016年5月刊
从500页到97分钟
《爱与黑暗的故事》原著小说长达500多页，用希伯来语写成，被译成近30种语言，堪称鸿篇巨制。作者阿摩司·奥兹生于1939年，是以色列文学界当之无愧的巨匠。耶路撒冷作为一个有着其独特宗教与政治意义的地点，有着我们无法忽视的过去与历史，自我身份与故乡意义的双重模糊状态也让奥兹始终着眼于创作犹太民族题材和以色列国家题材文学。和本片导演娜塔莉·波特曼同样出身于耶路撒冷的奥兹在这本自传体式的小说里描写了太多的苦痛。这种苦痛既是属于父亲出轨、母亲自杀的奥兹自己的，同时也是整个犹太民族和耶路撒冷的。私人与历史，城市与民族都被文字描写出情绪，化成铅字印在这本500多页的小说里。
奥兹12岁时母亲自杀，此后他离开父亲，前往想要建立犹太民族乌托邦社会的以色列集体农场基布兹，与小说中类似，奥兹的家庭深受犹太复国主义影响，同为知识分子的父母都是原住于东欧的犹太人，在30年代来到耶路撒冷，渴求与同胞们一起重建“犹太国度”。其父掌握十几门语言，在图书馆工作，闲暇之余创作希伯来语小说；母亲出身于犹太富裕磨坊主家庭，熟练七八门语言，即便在反犹主义兴盛时期，也依旧能在波兰大学和布拉格大学就读；奥兹的叔叔更是著名的犹太复国主义学者、以色列总统候选人、《近代希伯来文学简史》作者约瑟夫·克劳斯纳。土地具有着神奇的力量，即便身处耶路撒冷，奥兹以及奥兹的父母仍旧对欧洲抱有复杂的情感，这种徘徊在抵抗与怀想间的情绪放在民族主义中便变得更为暧昧，这使得奥兹的父母只教给奥兹希伯来语。“也许他们害怕，即使我只懂一门欧洲语言，一旦长大成人，欧洲致命的吸引力就会诱惑我，使我如中花衣魔笛手的魔法前往欧洲，在那里遭欧洲人杀害”，奥兹如是说。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能在奥兹的小说中看到这种文化间的裂缝与摇摆，他的父母无疑是流亡的知识分子，流亡让他们失去根基，在拥有知识的奢华财富与现实的丑陋空虚之间站立不稳，长期居住在耶路撒冷的地下室中躲避空袭，在混合着多人体味和排泄物的污浊空气中入睡，但却也会在睡前为小儿子奥兹轻声打开文学世界的大门。夹在历史与宗教之间的耶路撒冷并不能被称之为真正的家园，它甚至都不是一座真正的城市，它是朝圣者心中的应许之地，但却不是奥兹母亲心中文化与爱情的安置点，因此她在一次雨中散步以后服药自尽，这段记忆也成为奥兹心中的巨大黑暗。自己对母亲、母亲对自己的爱也让黑暗变得更为真实，直到小说写就以后，奥兹才觉得自己能再去面对这段回忆，而娜塔莉·波特曼则要把500多页的私人历史浓缩到97分钟的影像，这是勇气之举，但显然也会有不少问题。
从男性到女性的视角转换
男性的自传体小说改为女性导演自编自导自演，很容易就会落入对女性主角的极致刻画中，从影片看来，波特曼显然在极力避免这一点，影片由采用了奥兹的视点，在他的回忆中展开叙事，兼有打破线性时间的插叙部分，这样的讨巧叙事技巧让故事具有了一种悬疑感，关于家庭和个人的秘密在画外音的舒缓中一点点被揭开，父亲与母亲的形象一点点被拼凑起来，在某种程度上，这可以被看做是一种对记忆的碎片化特质的叙事化再现。观众们和年幼的奥兹一样，并不真正明白父母婚姻失败、母亲自杀的真正缘由，只能在观看中，与奥兹的成长同步，一点点去拼凑、尝试还原回忆的历史。与这种回忆补全与个人成长同步的，还有时代背景的成长。
影片背景中的以色列，就像是一个成长中的少女，散发着迫切成熟的荷尔蒙气息。当奥兹的父母在抗争时，以色列也在为自己的独立而抗争。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巴勒斯坦专门委员会”进行表决，以美国、苏联等33票赞成，阿拉伯等13票反对，通过了巴勒斯坦分治的决议。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宣布独立。影片亦对决议通过的一刻进行了表现，俯拍镜头下众人殷切的眼神是对家国归处的渴望，投票通过后，众人欢呼，不再因为犹太身份而被区别对待似乎成为触手可得的现实，然而现实的讽刺来得如此迅捷，几个小时内，耶路撒冷被炮火点亮，家国之梦依旧遥远。
曾为《哈利·波特与凤凰社》、基耶洛夫斯基的《蓝》担任摄影的著名摄影师斯拉沃米尔·埃迪扎克担纲了《爱与黑暗的故事》的摄影，在他那缓慢移动的镜头下，耶路撒冷以压抑的青蓝色调呈现，显得阴暗而潮湿，这恰好与影片私人而隐秘的叙事视角构成呼应，母亲法尼亚睡前为奥兹讲故事的场景在波特曼自己的声场下也真的具有了一种催眠力量，文学世界在声音中如子夜的酣梦一般被打开，我们也因此有理由相信，是法尼亚赐予了奥兹解开文学创作之锁的钥匙。
影片的后半段叙述更加集中于法尼亚身上，波特曼则以其女性特有的细腻忧伤来引导角色和叙事，以色列独立并没与带来民族主义的新生，国度的建立从另一个反面佐证着信仰破裂，耶路撒冷也没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城市，它依旧是历史的样子，但法尼亚却不再有影片开始时候的魅力了，她开始变得孤僻沉默，疏于表达。婚姻的失败、生活条件的恶劣、好友的离世都不足以成为法尼亚自杀的理由，杀死法尼亚的，是状态的庸俗。就像奥兹写到的，“她或许能够咬紧牙关，忍受艰辛、失落、贫穷，或婚姻生活的残酷。但我觉得，她无法忍受庸俗。”
影片前半段所规避的女性自怜心态在这里被打破，从演员的角度看来，波特曼的表演并无太大问题，她精准地演绎出了法尼亚身上褪去的生气与活力，甚至还包括那被她自己扼杀的母性，她也需要扼杀掉自己的母性，才能够抛下奥兹，真正在生理上完成“去死”的行动。但这种过度沉迷于女性自我命运的自恋式表现如果是从导演的角度看来，无疑淡化了影片整体宏大的历史背景。
诚然，只把故事做成一个私人化的女性故事并不是不可以，但《爱与黑暗的故事》的问题在于在自怜的同时又不够私人，由于篇幅的限制，范妮亚的前史与过去的生活极少展现，偶有的段落几乎都在台词和画外音中补充，缺乏影像表现力的“过去”悬置在故事上，使得记忆中的“现在”缺乏说服力，法尼亚的转变、隐忍与痛苦都因为“过去”的缺乏而难以让人代入，这不仅让人物在行为上缺乏动机，也同沉浸内化的表演风格背道而驰。从这一点上来说，波特曼身为导演对原著的取舍并不够成功。
个人与历史的失语
我们可以谈论未来，但我们也应该谈论过去；我们可以回望过去，但我们不应该成为过去的奴隶；我们可以回避历史，但历史不会回避我们；我们应该活在现在，但我们更应该去往未来。
个人与历史的关系如此复杂，它不仅交织着我们对自我的认识，同时也交织着我们对父辈的认识，更携带着整个民族对自我从何处来的认识。这种成长的困境游离在生理和世代之外，也是《爱与黑暗的故事》难以改编的原因，它直指整个犹太民族和欧洲间暧昧的血缘关系，也指向阿拉伯民族内部的种族冲突，犹太复国主义从来就没有想要给犹太人提供一个物理意义上的家国，它更想要做的，是带领这个颠沛流离但又才华横溢的民族走出失语的困境，提供一种言语与平等对话的可能。
影片中，奥兹的父母之间是缺乏交流的，法尼亚的情绪越来越不稳定，与母亲争吵后，只能在房中抽自己的耳光来发泄情绪，并咬紧双唇避免发出声音，这样的自虐行为显然是失语的一种表现。同样的，法尼亚反复给奥兹讲述的睡前故事，以奇幻段落插叙的影像场景，也是失语状态在另一层面的表征。作为知识分子女性内心的恐慌与渴望，作为母亲而想要传达给孩子的哲理，都只能通过虚构故事的场景实现，语言与交流在这里后退，成为服务于“讲故事”的工具。
《爱与黑暗的故事》的核心既是个人的也是历史的，它的困境同样也既是个人的也是历史的，这种困境也成为了娜塔莉·波特曼的困境，在历史与个人叙述的抉择间，她意识到必须抗拒着太过私人，却又无可抵制地太沉浸于私人，故事虽然从一个家庭讲起，却应该能做到管窥时代，但娜塔莉·波特曼并没能做到。她对个人与历史的困惑，就像是犹太民族对欧洲的心态的困惑，耶路撒冷绝不只是一个故事的发生地，它承担着比故事背景更为重要的位置，它勾连起了个人与历史，也勾连起了家庭与时代，它具有着形似《飘》里面的一抔红土般的力量与意义。
就像奥兹在小说中写的，“我们等了两千年才在耶路撒冷找到了立足之地，实在不愿立刻离开。我们一抬脚，别人就会立刻把我们那一小块地方夺走。”
原载《看电影》午夜场2016年5月刊
爱与黑暗的故事סיפור על אהבה וחושך(2015)
又名：A Tale of Love and Darkness
上映日期：2015-05-16(戛纳电影节) / 2015-09-03(以色列)片长：95分钟
主演：娜塔莉·波特曼 Natalie Portman/马哈姆·胡里 Machram Huri/希拉·哈斯 Shira Haas/吉拉德·卡哈纳 Gilad Kahana/奈塔·里斯金 Neta Riskin/阿米尔·特斯勒 Amir Tessler/莫尔·科恩 Mor Cohen/阿里扎·本-莫哈 Aliza Ben-Moha/尤纳通·希雷 Yonaton Shiray
导演：娜塔莉·波特曼 Natalie Portman编剧：娜塔莉·波特曼 Natalie Portman/阿摩斯·奥兹 Amos Oz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