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巫剧照

阔别了10年，张吉安以《南巫》重新将马来西亚电影带回金马奖的舞台。《南巫》和邵氏在70到90年代的降头片不同，电影中没有人头降满屏飞，也没有降头师与解降师之间的斗法对决，取而代之的是极度写实化的长镜头和故事。1987年，阿燕的丈夫阿昌与暹罗裔的邻居发生争执。有一天，阿昌在稻田里捉鱼时突然晕倒，怪事也接连不断发生：阿昌食不下咽、从口中吐出生锈的铁钉、终日无精打采，疑似被下降头。来自南马的阿燕由最初的不信邪到最后四处求医问卜，希望能早日医好丈夫的‘怪病’。《南巫》乍听之下是一部邪典恐怖片，但骨子里是彻头彻尾政治片。张吉安通过不同意象的运用推展剧情，拍出了一部独属马来西亚华人的离散史。

电影中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意象就是降头。降头是怨恨的转移，是将自己对对方的怨恨通过某种神秘的力量转移到对方身上，让受害者生不如死的一种手段。电影中的阿昌因不小心冒犯了其他人而被人下降头。阿昌的身体在被下降头后就备受困在二楼的床上，无法自理生活。阿昌身上的降头所隐喻的是当时华人社群的失语症。当时的茅草事件是一个削弱华人社会地位的手段，通过关闭中文媒体和控制华人教育机构来以保障统治群体的特殊地位（status quo）。当时的排华情绪导致了华人社群有怒不敢言，以免五一三事件再度上演。通过电影中的降头让观众看到的是一个华人在高压政治氛围地下的压迫状态，是一个赤裸裸的政治隐喻。

但张吉安并非单纯地控诉社会的不公或清算历史，而是以此去探究潜藏于马来西亚华人身体里的身份认同问题，借以探讨华人离散身份与这片土地的关系。象屿山在电影中更是一种文化符号，同时也是对于马来西亚华人离散身份的诘问。象屿山的前身是一艘来自中国的船，载满的除了满仓的稻米还有无尽的、回到故乡的渴望。象屿山在电影更像是一种文化乡愁的符号，但是这个文化符号已被在地化：吉打州的人民，带着纱笼和槟郎来祭拜这位来自异乡的公主，仿若要将这件不属于她的衣服强硬穿到她的身上。象屿山与珂娘公主只是一个引子，张吉安通过这些符号的构建将观众引领到自我的身份认同。我们的祖先对于这片土地有着怎么样的感受？我们又是怎么看待我们与原乡之间的关系？我们应该怎么看待这片土地？张吉安将这些问题的答案放在两尊神像上。

电影中出现的两尊神像便是马来西亚华人离散史的标志。这两尊很常出现在东南亚华人家中神坛的神像分别是拿督公与土地公。拿督公是东南亚一带（尤其是马来西亚与新加坡）华人较常祭拜的神衹之一。拿督公是巫裔，而且通常都被安放在家门外；而土地公则是来自中国的神衹，通常都被安放于家中神坛。在《南巫》里的其中一个镜头，摄影机通过门上的破洞在偷窥门外的拿督公，好似家中的土地公通过洞口观察门外的拿督公，提防他干什么坏事似的。马来西亚华人祭拜当地的拿督公以祈求庇佑，但是还是没办法阻止降头的降临；而家中的土地公似乎也在这片土地失去了功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家中的人受苦受难。这不仅仅是电影中华人离散的标志，同时隐喻了华人社群在那个年代的不安感和不同族群之间高度紧绷的关系。

《南巫》通过运用不同的意象和符号刻画了马来西亚华人的离散史，将黑暗的1987年雕刻在影像上，同时诘问华人在这片土地上的认同。附在阿昌身上的降头则是一个政治隐喻，是一个引出当时华人失语症的一个引子。象屿山则是对马来西亚华人身份认同的诘问，引领观众进入对离散身份的诘问。两尊神像在电影中不仅仅是华人离散史的标志，也是对当时高度紧绷的种族关系的注解。这三个意象的使用相辅相成，构建了一部马来西亚华人离散史的诗意画卷。张吉安二十年磨一剑，将多年以来身为文史工作者的经历和经验沉淀，完成了这部高完成度且令人惊艳的处女作。

首发于sindie.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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