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1-05-09
[已注销] • 多桑:少无所依，老无所归
《多桑》的主人公Sega，成长于日据时期，自幼学日本语，改日本名，拜日本神，还未等他融入日本文化（当然在那样的背景下，也不可能完全融入），中华民国接管了台湾，他与其他许许多多台湾原住民一起，从一个边缘，被抛向了另一个边缘——所以自始至终，他都是一个可怜巴巴的形象：借闽南语中夹杂的生硬日语来维系自己仅存的“自豪”，终其一生念念不忘要去看看富士山和皇宫；现实却是，他对日语和国语都很无力，闽南语不是主流，他只是个文化程度不高的小矿工。所以真正属于他的，只有那个偏僻闭塞的小矿村，最后连那个小矿村都搬光了。
电影是以Sega之子的视角展开的，片名来自Sega要求孩子们称他为“多桑”一事。以村内、村外划分，电影可被看作两部分。前半部分的切入点是受到新式教育，讲国语的子一代和多桑之间的代沟。片首即是多桑赞日货、说日语之场景；随着剧情的发展，多桑的亲日立场表现得越发明显。他指着小孩画的青天白日旗说：“鬼看过白色的日头？看看日本国旗太阳什么颜色！”小孩不留情地反驳他：“你什么都日本，你汪精卫啊你！”多桑自己也知道他不是也不可能是真正的日本人，只是这个平凡的小男人的精神世界早已被剥得干干净净，他人生的每个阶段都被边缘化，没有身份，没有归属，没有认同，尚未习惯一重身份，又要去努力适应截然不同的另一重…
他是个善良的人，不过显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好父亲，所以在儿子眼中，他的形象从未高大过，反而越发的渺小，脆弱——编剧的独具匠心也便体现在，随着儿子的成长，父子间的代沟也在逐步转变。起初多桑还算是典型的父亲形象，他的日本情结在儿子看来更多地像是一种引幼童好奇的性格特质；中期多桑不复当年寻花问柳之威风，嗜赌成性，差点把母亲气得出家，在叛逆期的儿子眼中，他可算是一个又穷又窝囊的，极糟糕的父亲。儿子甚至听从老师的建议，写信给警察让他们来抓赌博，结果被多桑暴打一顿。这个阶段，日本情结令他更招人讨厌——十分符合青春期的心理。后来儿子进城打工，上夜校，逐步脱离了乡村生活，在城里结婚生子。多桑因长年的矿工生涯患上了严重的肺病，进城与儿子住在一起。孙子已经不会说闽南语了，多桑感叹：“两个台湾人，生出一个外省人来。——不过这也充分显示，“台湾人”这个身份才是真正属于多桑的，不过它被日本人剥夺了，中华民国也没有真正还给他。
多桑病情恶化，住院治疗，保留着为人父的倔强，不愿坐着小便，甚至不愿失去吃甜食的权利，所以他偷吃蛋黄酥。此时的他在儿子看来，已然是一个饱受折磨的可怜老人，不停念叨的那句“去看看富士山，皇宫”也便染上了几许凄凉的意味，成了个早该实现却始终遥遥无期的梦想。至此多桑这一代人的悲哀体现得淋漓尽致——某种意义上讲，这其实是一部关于孤独的电影，多桑一生和台湾一代的孤独。最后，因不堪病痛的折磨，或许更主要的还是病痛折磨使他赴日无望，多桑从病房纵身跃下。在始终不属于他的社会中，他先是无助，再是无奈，一直到无依无靠，追逐着“日本”这个不属于他的虚假精神地标，被历史毫不留情地狠狠抛弃。
本片取材自导演吴念真的亲身经历，应该说是一部素材很散的电影，不只是多桑，更是一幅台南小矿村的生活画卷，舒缓得如同真实的乡村生活，其间展现了底层人士的无尽心酸。其实不只是多桑，即便是那些没有为“日本情结”笼罩的人们，也是在这个单调的小村中逐渐消耗着生命，一直、一直与社会主流有隔阂。影片最大限度地剔除了表演的痕迹，基本用得是自然光，犹如一部写实纪录片，坦白地讲，是有些沉闷的。却也为还原那一代人的真实面貌提供了一个鲜明的视角，不似许多用力过猛的导演那样总是安排些刻意的桥段，风格非常朴实自然（当然，也有些压抑）。
这其实是一部韵味更多的在影片之外的电影。导演以看似冷静的口吻，描绘了一个充满感情的故事。即便观众没有类似的成长背景，应该也能从其中丰富的细节中找到与自身生活重叠的部分。一些人可能会认为，国籍、民族、归属感、身份认同如此种种，无非是爱国主义教育炮制的一套鬼话，但我想会这样说的人，往往都是有归属的。多桑也抱着儿子给他讲过姓氏和家族，也感叹过孙子不会讲闽南语，料想他也是需要一个根源，一个栖息之所，一个真正属于他的文化。但是时代把这些都剥夺了，他是历史的受害者。即便不把本片上升到民族角度、仅仅将它当作一个父亲的故事来看，它也关乎大时代背景下的小人物的苍凉。
电影是以Sega之子的视角展开的，片名来自Sega要求孩子们称他为“多桑”一事。以村内、村外划分，电影可被看作两部分。前半部分的切入点是受到新式教育，讲国语的子一代和多桑之间的代沟。片首即是多桑赞日货、说日语之场景；随着剧情的发展，多桑的亲日立场表现得越发明显。他指着小孩画的青天白日旗说：“鬼看过白色的日头？看看日本国旗太阳什么颜色！”小孩不留情地反驳他：“你什么都日本，你汪精卫啊你！”多桑自己也知道他不是也不可能是真正的日本人，只是这个平凡的小男人的精神世界早已被剥得干干净净，他人生的每个阶段都被边缘化，没有身份，没有归属，没有认同，尚未习惯一重身份，又要去努力适应截然不同的另一重…
他是个善良的人，不过显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好父亲，所以在儿子眼中，他的形象从未高大过，反而越发的渺小，脆弱——编剧的独具匠心也便体现在，随着儿子的成长，父子间的代沟也在逐步转变。起初多桑还算是典型的父亲形象，他的日本情结在儿子看来更多地像是一种引幼童好奇的性格特质；中期多桑不复当年寻花问柳之威风，嗜赌成性，差点把母亲气得出家，在叛逆期的儿子眼中，他可算是一个又穷又窝囊的，极糟糕的父亲。儿子甚至听从老师的建议，写信给警察让他们来抓赌博，结果被多桑暴打一顿。这个阶段，日本情结令他更招人讨厌——十分符合青春期的心理。后来儿子进城打工，上夜校，逐步脱离了乡村生活，在城里结婚生子。多桑因长年的矿工生涯患上了严重的肺病，进城与儿子住在一起。孙子已经不会说闽南语了，多桑感叹：“两个台湾人，生出一个外省人来。——不过这也充分显示，“台湾人”这个身份才是真正属于多桑的，不过它被日本人剥夺了，中华民国也没有真正还给他。
多桑病情恶化，住院治疗，保留着为人父的倔强，不愿坐着小便，甚至不愿失去吃甜食的权利，所以他偷吃蛋黄酥。此时的他在儿子看来，已然是一个饱受折磨的可怜老人，不停念叨的那句“去看看富士山，皇宫”也便染上了几许凄凉的意味，成了个早该实现却始终遥遥无期的梦想。至此多桑这一代人的悲哀体现得淋漓尽致——某种意义上讲，这其实是一部关于孤独的电影，多桑一生和台湾一代的孤独。最后，因不堪病痛的折磨，或许更主要的还是病痛折磨使他赴日无望，多桑从病房纵身跃下。在始终不属于他的社会中，他先是无助，再是无奈，一直到无依无靠，追逐着“日本”这个不属于他的虚假精神地标，被历史毫不留情地狠狠抛弃。
本片取材自导演吴念真的亲身经历，应该说是一部素材很散的电影，不只是多桑，更是一幅台南小矿村的生活画卷，舒缓得如同真实的乡村生活，其间展现了底层人士的无尽心酸。其实不只是多桑，即便是那些没有为“日本情结”笼罩的人们，也是在这个单调的小村中逐渐消耗着生命，一直、一直与社会主流有隔阂。影片最大限度地剔除了表演的痕迹，基本用得是自然光，犹如一部写实纪录片，坦白地讲，是有些沉闷的。却也为还原那一代人的真实面貌提供了一个鲜明的视角，不似许多用力过猛的导演那样总是安排些刻意的桥段，风格非常朴实自然（当然，也有些压抑）。
这其实是一部韵味更多的在影片之外的电影。导演以看似冷静的口吻，描绘了一个充满感情的故事。即便观众没有类似的成长背景，应该也能从其中丰富的细节中找到与自身生活重叠的部分。一些人可能会认为，国籍、民族、归属感、身份认同如此种种，无非是爱国主义教育炮制的一套鬼话，但我想会这样说的人，往往都是有归属的。多桑也抱着儿子给他讲过姓氏和家族，也感叹过孙子不会讲闽南语，料想他也是需要一个根源，一个栖息之所，一个真正属于他的文化。但是时代把这些都剥夺了，他是历史的受害者。即便不把本片上升到民族角度、仅仅将它当作一个父亲的故事来看，它也关乎大时代背景下的小人物的苍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