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1-10-23
石头摇篮 • 多桑:东京初雪·多桑无语
把原本属于个体的记忆变成影像，与世人分享，分享者从中或许会与自己的某些记忆吻合，勾起深深浅浅过往或久远的酸甜苦辣；又或许是面对一个全新的世态人生，不胜惊讶，无限感慨。我想无论哪种，都是这部电影的功德。而作为首部表现战后日本殖民主义后遗症的电影作品，其内涵的丰沛与复杂，已远远不是“一个儿子所讲述的父亲的人生故事”这种简单概括所能囊括的。
偏长的体量既是从容也是奢侈，很好奇台湾电影为何动辄可以这种近三小时的时长？那么多长镜头，缓慢甚至看似静止的，也只能在这种时长不受限制的电影中才能实现。“多桑”是日语“父亲”的意思，电影《多桑》，英文副标题为“A Borrowed Life”［借来的生命］，真是十分贴切多桑的人生。电影发行于1994年，是吴念真的电影处女作，足可见父亲的故事在他心中的份量。吴父1990年去世，但我想在故事开讲前，吴念真应该已经在心里沉淀了很多年，否则难有这份厚重与沉着。说不定是从受妈妈支使，小跟屁虫似的跟着多桑，多桑是要和他的矿工兄弟们去吃花酒，背了个小包袱来，被大家嘲笑，一群人站在大风的山坳哇啦哇啦讲日语。先还把他独自留在电影院里，后来也带去酒家，落寞地坐在走廊小凳子上，上了年纪的陪酒女见了都来逗弄一番；也兴许是多桑第一次失业后，跟多桑一起走长长的山路去当铺当东西，把“当”当成“富”，以为那里是富人住的地方；又或许是台风夜，和多桑一起“压台风”，听多桑讲古：入赘男子生的长子要随妻姓，后面出生的孩子才能随夫姓，这叫抽“猪母税”。“你是江皮连骨”，多桑强调。意思是你虽然姓“江”，但那不过是不得已被披上的皮，父姓“连”才是你的骨。多桑告诫长子：以后你、你的儿子、孙子娶或嫁都要避开江姓、连姓，甚至苏姓、周姓也有可能是一家的……说不定是从那某时起，小小吴念真就一边用眼睛和心灵观察体味多桑的人生，一边已在心中酝酿日后如何讲多桑的故事。
缓缓的，甚至有时是看似过缓的节奏，其实再恰当不过。因为时间真的会将过往的一切拉长、放缓。白日，特别明亮空灵，永昼般；黑夜，特别黑暗幽深，永夜般。这是一部只有彻底静下心、融入其中才会觉得分外好看的电影。看罢，那些镜头长久盘旋于脑际，每一帧都意味深长。比如多桑在矿口吃儿子送来的便当，好长的镜头呀，时快时慢的咀嚼，眼睛空洞地望着眼前，毫无表情的咬嚼，一口一口吞下去的哪里是饭，分明就是心头山一样的重负、灰暗得看不到光亮的未来。娓娓道来本身就是最棒的讲故事的方式，放在电影中，透过镜头可以感受到导演对所讲故事的胸有成竹，充分的驾驭能力，以及从容的人生态度。当然最重要的是对所讲故事深厚的感情。
影片以画外音揭开父亲人生故事的序幕：“多桑这一辈子，只要有人问他你几岁了，他就习惯说我是昭和四年出生的。”吴念真说他因此从小就记住了一个换算公式：昭和加14等于民国，民国再加11等于西元“一九”后面的数字。台湾1895年至1945年为日据时期，长达五十年。多桑生于1929年，是台湾作为日本殖民地的第三十五年，恰是蓬勃的日治黄金时期。而多桑的成长期，正处于日本政府推行皇民化运动，即日本化运动时期。这一时期日本对包括台湾在内的殖民地族群实施一系列同化政策，包括说日语，穿和服，住日式房子，改姓日本姓氏，敬爱日本国旗，唱日本国歌，放弃民间信仰和祖先牌位改信日本神道教，参拜神社等等。
“日本”在影片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位置。多桑与矿工兄弟们在日式酒家喝花酒、唱日本歌，电影院放的是带现场翻译的日本电影，多桑不屑于看台湾报纸，而是听日语广播，脱口而出的脏话一定是日语，他总是赞日本电器质量好，喜欢日本的女体，西方的则不符合他的审美趣味，他最终努力想圆却未能圆的人生梦想，是去日本朝拜皇宫和富士山。
多桑缘自人生经历的“日本性”与子女受国民党教育的“爱国性”冲突频起，电影用几个小故事来刻画。女儿美凤要交一幅国旗图画，多桑帮忙画出来的青天白日旗的太阳却是红色的，美凤不满，多桑愤然道：“恶妻孽子，没法可教啦！”美凤与之理论，多桑振振有词：“太阳不是红色是什么？鬼才看过白色的太阳……你看看日本国旗是什么颜色？是白的吗？胡说八道！”美凤用国语大叫：“你什么都日本，你汪精卫呀？”多桑听不懂国语，更加气愤，“你不要以为我不懂北京话，干！”美凤也不依不饶，提高声调大喊：“你汉奸走狗汪精卫！”多桑恼羞成怒，回击一声：“巴嘎！”
和儿子在客厅收看中日篮球赛，冲突再起。小儿子，那个多桑为之取名“连嘉民”——“连”，是多桑的姓；“嘉民”，是多桑的根，嘉义民雄人——他明正言顺的传宗接代者，不停地为中华队加油。多桑讥诮道：“人家参加世运的国家会打输我们？若输了，我一个个叫他们切腹给你看，吃你的饭，鬼叫个屁阿！”可是话语间，中华队连进数球，连嘉民挑衅地持续叫喊：“你看，进了，切腹、切腹、切腹啊！……”美凤也来为中华队加油，一双儿女的声音交叠在一起：“加油、加油、加油！”“打死日本人！快点、快点……”“又两分了，切腹、切腹、切腹！”多桑猛起站起来，一边推搡一边训斥儿子：“你鬼叫个屁呀，叫魂呀，三更半夜。”卡桑（日语母亲的意思）冲进来干涉，加入指责多桑的阵营，美凤重申她对爸爸的看法：“你每次都这样！你汉奸走狗！” 多桑气咻咻不知骂儿子还是女儿，“早知这样，小时候就把你淹死算了。”小儿子生气地冲出家门，卡桑问他去哪，答：“去看日本人被宰啦！”多桑气得叉着腰在地上乱转，咕哝着：“恶妻孽子！恶妻孽子！没办法，没办法啦！”拿起桌上的烟也出了家门，夜色中传来他凄凉的歌声：“可怜的我青春，悲哀的我命运！痛哭也唤不回，消逝的少年时……”
看似“恶妻孽子”是多桑的口头禅，好像他在家里拥有骂人的特权，是地位的象征，其实正相反。妻与子女很多时候都站在他的对立面，他在家里是孤立的。作为一个赘婿，他拼命用各种方式保全自己的男权地拉，但却缺乏支撑其父权夫权的实质要件：经济实力。贫穷是多桑赘婿身份的原色。多桑其实是个有情有义的人，是一帮哥们的“老大”，矿上出了事，谁家出了事，他总是最先挺身而出。随着金矿场的日渐衰落，直至最终倒闭，多桑因缺乏矿工之外别的谋生技能，由金矿工人变成了煤矿工人，一家人的生计，只能越来越多依靠卡桑做各种各样的工，以及大儿子一边读夜校一边打工挣来的钱维持。多桑则日渐深陷麻将桌，靠夜以继日的鏖战麻痹自己的失意，逃避生活的责任。曾经的那点光鲜和得意，被时代的沙漏漏得几乎粒沙不剩。只有长子文建，由于年长弟妹许多，年少时与父亲多有独处，因此他是家里最接近和同情父亲的人。文健多少能够理解多桑“日本性”的感情结构、同情他们那代人身上的悲情，也同情多桑的赘婿身份，从他当妈妈的小间谍，但却坚定不移地替多桑打掩护那会就开始了。孙子一口国语，甚至听不懂闽南话，与爷爷交流要靠文健翻译，多桑无奈至极，“没办法了，两个台湾人却生了个外省人儿子，不通了，听不懂了。”拂袖而去。文健仍能半是安慰半是调侃地追着劝解：“我以后会叫他念日文系。”反过来，多桑对长子，在心理上、现实上也都比对其他家人更多信赖，这在许多细节上都能看出，不再赘述。
多桑五十三岁时，跟他许多矿工朋友一样，出现职业病矽肺症状；五十五岁时退休，三十五年矿工生涯为他换来二十多万退休金，他给了小儿子，让他去做小生意；五十八岁后频频出入医院。《多桑》中多桑的人生故事始于上世纪四十年代末期，止于1991年正月。上一年的十月，临去日本旅行的前四天，多桑病危入院。文健一再鼓励“和他拼了！”可多桑片刻无法入睡，没有拼的力气了。他叮嘱儿子晚上不要回台北，照顾好妈妈，然后从加护病房的窗口跳进了雨夜里，跳进了他最为稀缺的空气里，彻底摆脱了憋闷的人生。
“阿弥陀佛”的诵祷声中，多桑对镜仔细梳理着他的大背头，梳好，习惯性地用双手一左一右拢住，往后一抹，然后扭头咧嘴一笑，支愣着胳臂，大摇大摆地走进洒满金色阳光的走廊。
每一个时代都并生着无以计数的生命，个体间的差异千差万别，如果据此说个体的命运属于个体，怕又没多少人会认同。因为个体总是被裹挟在历史的洪流中，起伏波折，或多或少总有身不由己之时之况。《多桑》并未直接表现台湾战后社会变迁的历史，但一切都在人物命运上体现着：政权移转，乡村生活在城市经济发展中由被牵累到被破坏，经济结构调整导致某些行业萧条大量从业人员失业……还有职业病，虽是因“职业”而病，但所有的病痛却是个体在承受！
文健带着父亲的骨灰罐前往日本，黑幕上升起白字：
“一九九一年正月十一日
多桑终于看到皇宫与富士山
是日 东京初雪
多桑无语”
“多桑无语”，再没比这更白描的表述了，也再没比这更意味深长的了。
（请勿转载）
偏长的体量既是从容也是奢侈，很好奇台湾电影为何动辄可以这种近三小时的时长？那么多长镜头，缓慢甚至看似静止的，也只能在这种时长不受限制的电影中才能实现。“多桑”是日语“父亲”的意思，电影《多桑》，英文副标题为“A Borrowed Life”［借来的生命］，真是十分贴切多桑的人生。电影发行于1994年，是吴念真的电影处女作，足可见父亲的故事在他心中的份量。吴父1990年去世，但我想在故事开讲前，吴念真应该已经在心里沉淀了很多年，否则难有这份厚重与沉着。说不定是从受妈妈支使，小跟屁虫似的跟着多桑，多桑是要和他的矿工兄弟们去吃花酒，背了个小包袱来，被大家嘲笑，一群人站在大风的山坳哇啦哇啦讲日语。先还把他独自留在电影院里，后来也带去酒家，落寞地坐在走廊小凳子上，上了年纪的陪酒女见了都来逗弄一番；也兴许是多桑第一次失业后，跟多桑一起走长长的山路去当铺当东西，把“当”当成“富”，以为那里是富人住的地方；又或许是台风夜，和多桑一起“压台风”，听多桑讲古：入赘男子生的长子要随妻姓，后面出生的孩子才能随夫姓，这叫抽“猪母税”。“你是江皮连骨”，多桑强调。意思是你虽然姓“江”，但那不过是不得已被披上的皮，父姓“连”才是你的骨。多桑告诫长子：以后你、你的儿子、孙子娶或嫁都要避开江姓、连姓，甚至苏姓、周姓也有可能是一家的……说不定是从那某时起，小小吴念真就一边用眼睛和心灵观察体味多桑的人生，一边已在心中酝酿日后如何讲多桑的故事。
缓缓的，甚至有时是看似过缓的节奏，其实再恰当不过。因为时间真的会将过往的一切拉长、放缓。白日，特别明亮空灵，永昼般；黑夜，特别黑暗幽深，永夜般。这是一部只有彻底静下心、融入其中才会觉得分外好看的电影。看罢，那些镜头长久盘旋于脑际，每一帧都意味深长。比如多桑在矿口吃儿子送来的便当，好长的镜头呀，时快时慢的咀嚼，眼睛空洞地望着眼前，毫无表情的咬嚼，一口一口吞下去的哪里是饭，分明就是心头山一样的重负、灰暗得看不到光亮的未来。娓娓道来本身就是最棒的讲故事的方式，放在电影中，透过镜头可以感受到导演对所讲故事的胸有成竹，充分的驾驭能力，以及从容的人生态度。当然最重要的是对所讲故事深厚的感情。
影片以画外音揭开父亲人生故事的序幕：“多桑这一辈子，只要有人问他你几岁了，他就习惯说我是昭和四年出生的。”吴念真说他因此从小就记住了一个换算公式：昭和加14等于民国，民国再加11等于西元“一九”后面的数字。台湾1895年至1945年为日据时期，长达五十年。多桑生于1929年，是台湾作为日本殖民地的第三十五年，恰是蓬勃的日治黄金时期。而多桑的成长期，正处于日本政府推行皇民化运动，即日本化运动时期。这一时期日本对包括台湾在内的殖民地族群实施一系列同化政策，包括说日语，穿和服，住日式房子，改姓日本姓氏，敬爱日本国旗，唱日本国歌，放弃民间信仰和祖先牌位改信日本神道教，参拜神社等等。
“日本”在影片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位置。多桑与矿工兄弟们在日式酒家喝花酒、唱日本歌，电影院放的是带现场翻译的日本电影，多桑不屑于看台湾报纸，而是听日语广播，脱口而出的脏话一定是日语，他总是赞日本电器质量好，喜欢日本的女体，西方的则不符合他的审美趣味，他最终努力想圆却未能圆的人生梦想，是去日本朝拜皇宫和富士山。
多桑缘自人生经历的“日本性”与子女受国民党教育的“爱国性”冲突频起，电影用几个小故事来刻画。女儿美凤要交一幅国旗图画，多桑帮忙画出来的青天白日旗的太阳却是红色的，美凤不满，多桑愤然道：“恶妻孽子，没法可教啦！”美凤与之理论，多桑振振有词：“太阳不是红色是什么？鬼才看过白色的太阳……你看看日本国旗是什么颜色？是白的吗？胡说八道！”美凤用国语大叫：“你什么都日本，你汪精卫呀？”多桑听不懂国语，更加气愤，“你不要以为我不懂北京话，干！”美凤也不依不饶，提高声调大喊：“你汉奸走狗汪精卫！”多桑恼羞成怒，回击一声：“巴嘎！”
和儿子在客厅收看中日篮球赛，冲突再起。小儿子，那个多桑为之取名“连嘉民”——“连”，是多桑的姓；“嘉民”，是多桑的根，嘉义民雄人——他明正言顺的传宗接代者，不停地为中华队加油。多桑讥诮道：“人家参加世运的国家会打输我们？若输了，我一个个叫他们切腹给你看，吃你的饭，鬼叫个屁阿！”可是话语间，中华队连进数球，连嘉民挑衅地持续叫喊：“你看，进了，切腹、切腹、切腹啊！……”美凤也来为中华队加油，一双儿女的声音交叠在一起：“加油、加油、加油！”“打死日本人！快点、快点……”“又两分了，切腹、切腹、切腹！”多桑猛起站起来，一边推搡一边训斥儿子：“你鬼叫个屁呀，叫魂呀，三更半夜。”卡桑（日语母亲的意思）冲进来干涉，加入指责多桑的阵营，美凤重申她对爸爸的看法：“你每次都这样！你汉奸走狗！” 多桑气咻咻不知骂儿子还是女儿，“早知这样，小时候就把你淹死算了。”小儿子生气地冲出家门，卡桑问他去哪，答：“去看日本人被宰啦！”多桑气得叉着腰在地上乱转，咕哝着：“恶妻孽子！恶妻孽子！没办法，没办法啦！”拿起桌上的烟也出了家门，夜色中传来他凄凉的歌声：“可怜的我青春，悲哀的我命运！痛哭也唤不回，消逝的少年时……”
看似“恶妻孽子”是多桑的口头禅，好像他在家里拥有骂人的特权，是地位的象征，其实正相反。妻与子女很多时候都站在他的对立面，他在家里是孤立的。作为一个赘婿，他拼命用各种方式保全自己的男权地拉，但却缺乏支撑其父权夫权的实质要件：经济实力。贫穷是多桑赘婿身份的原色。多桑其实是个有情有义的人，是一帮哥们的“老大”，矿上出了事，谁家出了事，他总是最先挺身而出。随着金矿场的日渐衰落，直至最终倒闭，多桑因缺乏矿工之外别的谋生技能，由金矿工人变成了煤矿工人，一家人的生计，只能越来越多依靠卡桑做各种各样的工，以及大儿子一边读夜校一边打工挣来的钱维持。多桑则日渐深陷麻将桌，靠夜以继日的鏖战麻痹自己的失意，逃避生活的责任。曾经的那点光鲜和得意，被时代的沙漏漏得几乎粒沙不剩。只有长子文建，由于年长弟妹许多，年少时与父亲多有独处，因此他是家里最接近和同情父亲的人。文健多少能够理解多桑“日本性”的感情结构、同情他们那代人身上的悲情，也同情多桑的赘婿身份，从他当妈妈的小间谍，但却坚定不移地替多桑打掩护那会就开始了。孙子一口国语，甚至听不懂闽南话，与爷爷交流要靠文健翻译，多桑无奈至极，“没办法了，两个台湾人却生了个外省人儿子，不通了，听不懂了。”拂袖而去。文健仍能半是安慰半是调侃地追着劝解：“我以后会叫他念日文系。”反过来，多桑对长子，在心理上、现实上也都比对其他家人更多信赖，这在许多细节上都能看出，不再赘述。
多桑五十三岁时，跟他许多矿工朋友一样，出现职业病矽肺症状；五十五岁时退休，三十五年矿工生涯为他换来二十多万退休金，他给了小儿子，让他去做小生意；五十八岁后频频出入医院。《多桑》中多桑的人生故事始于上世纪四十年代末期，止于1991年正月。上一年的十月，临去日本旅行的前四天，多桑病危入院。文健一再鼓励“和他拼了！”可多桑片刻无法入睡，没有拼的力气了。他叮嘱儿子晚上不要回台北，照顾好妈妈，然后从加护病房的窗口跳进了雨夜里，跳进了他最为稀缺的空气里，彻底摆脱了憋闷的人生。
“阿弥陀佛”的诵祷声中，多桑对镜仔细梳理着他的大背头，梳好，习惯性地用双手一左一右拢住，往后一抹，然后扭头咧嘴一笑，支愣着胳臂，大摇大摆地走进洒满金色阳光的走廊。
每一个时代都并生着无以计数的生命，个体间的差异千差万别，如果据此说个体的命运属于个体，怕又没多少人会认同。因为个体总是被裹挟在历史的洪流中，起伏波折，或多或少总有身不由己之时之况。《多桑》并未直接表现台湾战后社会变迁的历史，但一切都在人物命运上体现着：政权移转，乡村生活在城市经济发展中由被牵累到被破坏，经济结构调整导致某些行业萧条大量从业人员失业……还有职业病，虽是因“职业”而病，但所有的病痛却是个体在承受！
文健带着父亲的骨灰罐前往日本，黑幕上升起白字：
“一九九一年正月十一日
多桑终于看到皇宫与富士山
是日 东京初雪
多桑无语”
“多桑无语”，再没比这更白描的表述了，也再没比这更意味深长的了。
（请勿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