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6-07-26
浮虫 • 太阳之下:阳光刺得我们睁不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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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之下》，这部深入朝鲜拍摄的纪录片，其实早已有耳闻。趁着国际电影节，虽然所有场次的票在一个多星期前均已售罄，但我还是幸运地得到前排的座位，得以在夜幕中裹上毛衣，带着好奇一探究竟。关于朝鲜的影片，似乎除了国家地理出品的那部《揭秘朝鲜》，普通人很难再有其他认知，毕竟这个国家太过封闭，太过神秘。
之前了解到，一个俄罗斯人获得了朝鲜政府的许可，并在严密的监视和审查下才完成了这部纪录片。一如传闻，影片的几乎所有镜头都是所谓“正能量”的——整洁的家庭、校舍、广场、工厂，鲜艳的服装、花卉、油画、幕布……没有任何镜头中有哪怕一个瘦弱的人物、肮脏的环境、贫困的生活。一如影片自述所说的：我们尽力不犯任何错误，顺从他们的安排，以免遭到驱赶或是终止合作。然而观众却逐渐发现，那些“美好”的场景，都是在人一遍又一遍指导下表演的产品。
故事围绕着一个叫Zin-Mi的小女孩展开，表现了她的家庭、学校、公共生活。我不知道导演是如何做到，但摄影机忠实地记录了一次又一次编织好的对话、重复又重复的场景安排。Establish shot(固定镜头)、long-take(长镜头)、jump cut(跳跃剪辑)等手法，把各个场景中的表演夸张到极致。在这种处理手法中，“表演”本身成为了景观，它以不直接的方式来叙述“表演”背后的政治动力。那些虚伪且极不自然的对话、祝贺和仪式，一次次地提醒观众，所谓authenticity背后真正的authentic dynamics。
影片令人震撼的另一点，是死寂一般的声音运用——在宽阔的街道、熙攘的人群中，观众只能听到的是脚步声、钟表声、汽车声，人是一个被动的被观看物，而无法拥有自己的声音；还有对比极其强烈的声效——在宏大风格的仪礼乐声中，勋章碰撞的叮当声也依稀可辨，而这个场景发生在一所小学的礼堂中。这些声效的运用让声音本身具有了叙事功能，且被赋予一套复杂的政治隐喻。
当Zin-Mi戴着红领巾宣誓、参加各种导演好的爱国主义教育时，我想在场所有接受过中国基础教育的观众都不会感到陌生，这些场景就是你我教育中的翻版！然而当它被反映到银幕上时，却令人发笑（观众们确实笑了），令人感慨（我旁坐的女士一直在重复“荒谬”这个词），这让我不寒而栗——这种极权教育的形式，在普通中国人内部看来，恐怕毫无特别之处。然而只有以异制化的视角侵入封闭的共同体后，这种恰到好处、毫不夸张的表现(representation)才让人感到可笑。从被蒙蔽的个体来说，这一点是极其可悲的，因为，一个社会最不正常的事，就是把不正常看作正常。
多说几句，纪录片里有一个人们聚集在广场上做广播体操的场景。当那些肢体整齐划一地随着雄壮的音乐、数拍摆动时，我联想到：1936年柏林奥运会上，几万手臂齐刷刷地对着希特勒举起。这些被规训的身体，实际上广泛充斥着每一个极权社会。不光是纳粹德国人这样、朝鲜人这样，恐怕有的国家，至今仍是这样。奥威尔在1948年写的小说里，就早早描述了这种在你我身上曾千百遍重复的场景——“同志，运动起来！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同志！伸展你的手臂……四、二、三、四……”
守卫自由！极权主义真是世界上最最邪恶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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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之下》，这部深入朝鲜拍摄的纪录片，其实早已有耳闻。趁着国际电影节，虽然所有场次的票在一个多星期前均已售罄，但我还是幸运地得到前排的座位，得以在夜幕中裹上毛衣，带着好奇一探究竟。关于朝鲜的影片，似乎除了国家地理出品的那部《揭秘朝鲜》，普通人很难再有其他认知，毕竟这个国家太过封闭，太过神秘。
之前了解到，一个俄罗斯人获得了朝鲜政府的许可，并在严密的监视和审查下才完成了这部纪录片。一如传闻，影片的几乎所有镜头都是所谓“正能量”的——整洁的家庭、校舍、广场、工厂，鲜艳的服装、花卉、油画、幕布……没有任何镜头中有哪怕一个瘦弱的人物、肮脏的环境、贫困的生活。一如影片自述所说的：我们尽力不犯任何错误，顺从他们的安排，以免遭到驱赶或是终止合作。然而观众却逐渐发现，那些“美好”的场景，都是在人一遍又一遍指导下表演的产品。
故事围绕着一个叫Zin-Mi的小女孩展开，表现了她的家庭、学校、公共生活。我不知道导演是如何做到，但摄影机忠实地记录了一次又一次编织好的对话、重复又重复的场景安排。Establish shot(固定镜头)、long-take(长镜头)、jump cut(跳跃剪辑)等手法，把各个场景中的表演夸张到极致。在这种处理手法中，“表演”本身成为了景观，它以不直接的方式来叙述“表演”背后的政治动力。那些虚伪且极不自然的对话、祝贺和仪式，一次次地提醒观众，所谓authenticity背后真正的authentic dynamics。
影片令人震撼的另一点，是死寂一般的声音运用——在宽阔的街道、熙攘的人群中，观众只能听到的是脚步声、钟表声、汽车声，人是一个被动的被观看物，而无法拥有自己的声音；还有对比极其强烈的声效——在宏大风格的仪礼乐声中，勋章碰撞的叮当声也依稀可辨，而这个场景发生在一所小学的礼堂中。这些声效的运用让声音本身具有了叙事功能，且被赋予一套复杂的政治隐喻。
当Zin-Mi戴着红领巾宣誓、参加各种导演好的爱国主义教育时，我想在场所有接受过中国基础教育的观众都不会感到陌生，这些场景就是你我教育中的翻版！然而当它被反映到银幕上时，却令人发笑（观众们确实笑了），令人感慨（我旁坐的女士一直在重复“荒谬”这个词），这让我不寒而栗——这种极权教育的形式，在普通中国人内部看来，恐怕毫无特别之处。然而只有以异制化的视角侵入封闭的共同体后，这种恰到好处、毫不夸张的表现(representation)才让人感到可笑。从被蒙蔽的个体来说，这一点是极其可悲的，因为，一个社会最不正常的事，就是把不正常看作正常。
多说几句，纪录片里有一个人们聚集在广场上做广播体操的场景。当那些肢体整齐划一地随着雄壮的音乐、数拍摆动时，我联想到：1936年柏林奥运会上，几万手臂齐刷刷地对着希特勒举起。这些被规训的身体，实际上广泛充斥着每一个极权社会。不光是纳粹德国人这样、朝鲜人这样，恐怕有的国家，至今仍是这样。奥威尔在1948年写的小说里，就早早描述了这种在你我身上曾千百遍重复的场景——“同志，运动起来！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同志！伸展你的手臂……四、二、三、四……”
守卫自由！极权主义真是世界上最最邪恶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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