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粉其实想评论一下剧中的一个加的细节，就是白沐霖出来和叶文洁对线的这一个场景，在原书中是没有的。原文中是这么描述的：

三个星期后的一天中午，叶文洁被从伐木场紧急召回连部。一走进办公室，她就发现气氛不对，连长和指导员都在，还有一个表情冷峻的陌生人，他面前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个黑色的公文包，旁边两件东西显然是从公文包中拿出来的，那是一个信封和一本书，信封是拆开的，书就是那本她看过的《SILENT SPRING》。

这个年代的人对自己的政治处境都有一种特殊的敏感，而这种敏感在叶文洁身上更强烈一些，她顿时感到周围的世界像一个口袋般收紧，一切都向她挤压过来。

“叶文洁，这是师政治部来调查的张主任，”指导员指指陌生人说，“希望你配合，要讲实话。”

“这封信是你写的吗？”张主任问，同时从信封中抽出信来。叶文洁伸手去拿，但张主任没给她，仍把信拿在自己手中，一页一页翻给她看，终于翻到了她想看的最后一页，落款上没有姓名，只写着“革命群众”四个字。

“不，不是我写的。”文洁惊恐地摇摇头。

“可这是你的笔迹。”

“是，可我是帮别人抄的。”

“帮谁？”平时在连队遇到什么事，叶文洁很少为自己申辩，所有的亏都默默地吃了，所有的委屈都默默地承受，更不用说牵连别人了。但这次不同，她很清楚这意味着什么。

“是帮那位上星期到连队来采访的《大生产报》记者抄的，他叫……”

“叶文洁！”张主任的眼睛像两个黑洞洞的枪口对着她，“我警告你，诬陷别人会使你的问题更加严重。我们已经从白沐霖同志那里调查清楚了，他只是受你之托把信带到呼和浩特发出去，并不知道信的内容。”

“他……是这么说的？！”文洁眼前一黑。

张主任没有回答她的话，而是拿起了那本书，“你写这封信，一定是受到了它的启发。”他把书对着连长和指导员展示了一下，“这本书叫《寂静的春天》，1962年在美国出版，在资本主义世界影响很大。”他接着从公文包中拿出了另一本书，封面是白皮黑字，“这是这本书的中译本，是有关部门以内参形式下发的，供批判用。现在，上级对这本书已经做出了明确的定性：这是一部反动的大毒草。该书从唯心史观出发，宣扬末世论，借环境问题之名，为资本主义世界最后的腐朽没落寻找托辞，其实质是十分反动的。”

“可这本书……也不是我的。”文洁无力地说。

“白沐霖同志是上级指定的本书译者之一，他携带这本书是完全合法的，当然，他也负有保管责任，不该让你趁他在劳动中不备时偷拿去看——现在，你从这本书中找到了向社会主义进攻的思想武器。”叶文洁沉默了，她知道自己已经掉到陷阱的底部，任何挣扎都是徒劳的。

与后来人们熟知的一些历史记载相反，白沐霖当初并非有意陷害叶文洁，他写给中央的那封信也可能是出于真诚的责任心。那时怀着各种目的直接给中央写信的人很多，大多数信件石沉大海，也有少数人因此一夜之间飞黄腾达或面临灭顶之灾。当时的政治神经是极其错综复杂的，作为记者，白沐霖自以为了解这神经系统的走向和敏感之处，但他过分自信了，他这封信触动了他以前不知道的雷区。得知消息后，恐惧压倒了一切，他决定牺牲叶文洁，保护自己。

半个世纪后，历史学家们一致认为，l969年的这一事件是以后人类历史的一个转折点。

白沐霖无意之中成为一个标志性的关键历史人物，但他自己没有机会知道这点，历史学家们失望地记载了他平淡的余生。白沐霖在《大生产报》一直工作到1975年，那时内蒙古建设兵团撤销，他调到一个东北城市的科协工作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然后出国到加拿大，在渥太华一所华语学校任教师至l991年，患肺癌去世。余生中他没对任何人提起过叶文洁的事，是否感到过自责和忏悔也不得而知。

在书中，这个叶文洁一生之中的几个至暗时刻，白沐霖从始至终都没有出现过。剧中加上的白沐霖和叶文洁当面对质这一幕，有好有坏。好的一面应该是加重了白沐霖人性中作为“小人”的恶的一面，让观众看清他两面三刀、反复无常的样子，从而更能带入叶文洁的视角，理解她后来按下发射按钮的心理。

但我觉得，对比于大刘含蓄有力的笔力，剧中这个改动还是有点画蛇添足了。剧中的呈现，白沐霖就是个十恶不赦的小人，对峙时恼羞成怒还用书砸叶文洁，那一瞬间大家对他可谓是唾弃加嗤之以鼻，应该没有多少人觉得自己会是“白沐霖”，他坏的太过了。但白沐霖其实就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他并不是那么的坏，在正常的和平年代，他可能还会是个“扶老奶奶过马路”式的好人。他对叶文洁的恶，可能也只是一次他认为“微不足道”的沉默。

上级对他说：“小白，这个问题很严重，你是根正苗红的大好青年，是有人教唆你吧？”他可能顺水推舟，也可能在某人授意下轻轻点了个头，犹如只需签下自己名字就可以脱离苦海的叶文洁。他就那么做了，他可能是你，可能是我，可能就是那个时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普通人。他不会知道他的一时懦弱会给叶文洁带来怎样的灭顶之灾。不，他当然知道，但他不敢想，不想便不存在。他还会自我开解：“我只是保全我自己而已，管不了那么多了”。

书中侧面描写和剧中当面对质的区别就如同我们在别人背后说人家坏话和八卦总是很容易，还会轻易加上一些自己片面/不用负责任的评价，比如说：“他就是自私吧”。但当着别人面说出这样的话，总是没有几个人能做到，被当事人撞破可能还会有一些的尴尬。

实际上，白沐霖就是这么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物，普通到他可能也没什么恶，就是内心的那么一丝懦弱，普通到要不是对方是叶文洁，他可能都不会出现在后世史书记载上，普通到他就这么平平淡淡的过了下半辈子，犹如叶文洁没有出现在他的生命中。但他的懦弱，就是被那个时代，那个环境放大了，变成了扑面而来，令人窒息的恶意。

这也是为什么，叶文洁后来不再恨他，因为她明白了，白沐霖就是那个时代的一个普通人，把李沐霖陈沐霖放在那个环境下，他也会有一样的选择，是环境的“恶”，是人类这个群体的“恶”。这也是她后来为什么要联系三体人的原因，她不恨具体的人，而是觉得“人类”这个群体，已经没救了。

我很喜欢大刘塑造的叶文洁这个人物，充满了矛盾而又那么的真实。她可以对具体的“人”保有很大的善意，比如说那几个小孩，同时她又对“人类”充满了失望，但最后又给“人类”留下了一颗希望的种子。

罗翔老师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爱具体的人，不要爱抽象的人”。那我们又是否敢问问自己，如果我们身处在那个年代，会是书中的白沐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