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发现喜剧成了讲述悲剧、苦难情境的唯一可能。而这样的喜剧，或者非严肃的阅读，对于现实人群的关怀，只是一种凌驾在具体生产之上的再现，一种架空的写实。

比如说我们会发现，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全球盛行之后开始出现冲击整个世界，尤其是冲击西方核心世界，西欧出现了再一轮的失业、下岗。那个工人被边缘化，工业区被荒废化的一个历史过程中（当然同时它开始向全世界蔓延到第三世界，就变成一个更大的一个边缘人群），残酷的不仅仅是失业问题，而是这个社会不需要你——社会不可能给你提供工作。不可能给你提供工作，就意味着你永远没有现金，也没有现金，你就不能买，你也无法卖，没有买卖就不进入统计学，你就不进入统计学的范畴。那么对世界你根本不存在，你已经死了，而事实上这个统计学意义上的死亡很可能成为真实世界中的死亡。所以墨西哥原住民运动发起者，“副司令马科斯”说这是一个新的人种族灭绝的方式，先是在统计学的意义上不存在了，你在任何的世界地图上都不存在了，因为世界地图是经济地图，进而你就从那个地理空间上越来越深刻地被排挤到边缘去。这么多人去用马库斯的修辞说我们玛雅原住民正在经历着“逆境化”。什么叫“逆境化”，说“你们会看见我们怎么从人到猴，因为我们最后被挤进人类根本没办法生存的原始丛林当中去”（《蒙面骑士》〔墨〕马科斯著, 戴锦华、刘健芝主编）。

即便如此，一个个边缘化的发生，但在所有的主流媒体上，尤其在电影艺术、电视艺术当中，这样的一个人群在影像中是被边缘化的。边缘人被宣判，死刑的过程完全没办法呈现。如果有一两部电影呈现他们的话一定是喜剧，比如说表现英国工人的，《光猪六壮士》（The Full Monty .1997）是喜剧；表现西班牙下岗工人的，整个的工业城市变成失业人口的城市，《阳光下的星期一》（ Los lunes al sol.2002)是部喜剧；中国电影《钢的琴》也是喜剧。除了喜剧形态，似乎当代主流媒介没法呈现苦难，因为没有人要看苦难。最为深刻的体现这一特征的例子来自于电影《智利说“不”》（no.2012），电影讲的是智利军事政变，皮诺切特垮台前夕，一个可口可乐公司的广告总监如何利用“有趣”的广告来造势，启迪大众，呼吁大家加入抗争。之所以要“有趣”，是因为所有前人为了反抗皮诺切特所做的宣传都太苦了，说当下有多少政治流亡者，有多少人间蒸发的人，有多少人遭到酷刑，又有多少人被杀戮。。。。。。结果发现这些广告根本没人看，谁要看谁要看那些这么悲惨的，它们都太无聊了。这个可口可乐公司的广告创意总监把反皮诺切特的广告全部都做成喜剧，特热闹、特高兴、特开心，特消费，结果很成功。

一边是我们拒绝回望20世纪的苦难，一边是我们拒绝回到20岁的苦难。今天我们面临着巨大的、再现的困境。当今主流的影像只关注“非物质劳动”的呈现，各种艺术家，精英，中产阶级，商人。。。。。而作为“物质劳动者”的工人、农民是逐渐消失的（中国的第六代导演也只是关注社会边缘人群，一种物质生产劳动之外的形象）。而我们今天的世界难道没有人再从事物质生产了吗？当然不是，只是他们完全没有了再现的空间和可能。《钢的琴》，少有的对工厂劳动进行了展现，电影当中劳动是美的，工人劳动的身体是美的。但是这个美丽的工人身体只有在非物质生产的时候才显现出来——他们不是炼钢他们是做钢琴。劳动几乎完全看不见了。如果有劳动者的话一定是在在进行非物质生产，比如说《推拿》，它讲的是那些盲人的按摩工人，但是在电影当中我们一次都没看见他们在按摩。只有4个镜头他们在按摩，特写镜头完全像是按摩院广告，就是高度美化的。
劳动者没有劳动，同时劳动者一定不是在物质生产劳动，那么我们对于这群人的关怀建立于“生活状态”的观察，但是没人愿意看脸朝黄土时的艰辛，没人愿意欣赏劳作时的无趣，那何来对他们生活艰难的感同？于是，一种架空的、喜剧的、抹去物质生产过程的影像悄然占据了我们的想象。同样的，面对更为 沉重的、人类共同的苦难经验时——《乔乔兔》Jojo Rabbit、《举起手来》——一种欢乐的、更为视觉吸引力的影像占据了我们对真实的构建。这是一个再现现实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