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7-06-10
渲染離別 • 看见台湾:看見了台灣，然後呢?
《看見台灣》是台灣紀錄片中少見的異數，一來是其製作規模與預算，九千萬台幣的預算已可比擬國際上大型的生態或環境紀錄片，二來其採取「全片空拍」的模式，究竟該如何展開電影敘事，成為眾人好奇的焦點，畢竟，空拍景象之浩瀚壯麗，已可從導演齊柏林的平面攝影集中略窺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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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台灣》的開場，即讓觀眾以一種前所未見的高度與角度，從高空中俯瞰台灣這座島嶼。無論是山谷、森林、河流、海洋，從高空向下望去，大自然確實有著無與倫比、震撼人心的美麗；接著影片開始標註地名，給予難以辨認的地域一個個確切的名字，讓觀眾得以認知該地景。然後，旁白出現了：「不要懷疑，這就是台灣。如果你沒有看過，是因為你站得不夠高！」
對台灣觀眾來說，這旁白再熟悉不過，是吳念真的聲音。但比起清楚的地景標示，片中並沒有清楚說明這位旁白者是誰，其說話方式也不是「第一人稱」，而是以「第三人稱」的口吻展開。
也就是說，吳念真在片中代表的並不是「我（個人）」，其個人性被抹除後，反而讓影片旁白的使用，更接近許多宣傳片慣用的「上帝之音（voice of God）」手法，即從畫面之外傳來（不知是誰，與畫面也無關），帶有權威感的解釋性旁白，再加上《看見台灣》空拍的特殊角度，影片漸漸營造出一種「全知觀點」，亦回應了「站得不夠高」這樣的說法。（但誰有能力能夠站那麼高？站這麼高的意義為何？）
而《看見台灣》的結構，可簡單分為三個部分，首先是看見島嶼的美麗，再來呈現傷痕與問題，最終則提供一個解答或看法。
美麗，指的是台灣的山林與自然之美；問題與傷痕，是過度開發、盜採砂石、水土問題、地層下陷、工業汙染等等；解答或看法，是片中提到的兩位有機農家，洪箱與賴青松，他們以自然農法耕種，善待自然。
這套敘事方法，在看見「壯觀的美麗」時，可以選擇感性的讚嘆，就像是抒情散文般，讓人感同身受；可是在呈現問題與衝突時，其旁白解釋／解說所給出的答案，某種程度上卻阻斷了觀眾的思考，削弱了影片的想像空間，變相地不希望觀眾知道，不鼓勵思考，完全體現了評論家蘇珊‧桑塔格（Susan Sotang）曾說過的：「你說得越多，我知道的越少。」
換句話說，當論述邏輯被去政治化後，片中每每陳述問題時，其答案都回到一種反諸個人的的道德勸說，在意小奸小惡，卻沒有大是大非，如同旁白所說：「在每次災難後，人們怨天、怨地、怨政府，那自己呢？」，「沒有誰對誰錯的問題，而是有沒有共識的問題」，「環保問題與經濟發展是永遠的矛盾對立與無解。」
只是，底層的人們何辜？片中將環境禍端直指養殖漁民、彎腰農民、盜採砂石業者等等，但到底是誰默許縱容？誰的政策失當？那些對國土規劃、對環境保護、對不法情事最該負責的規劃者、管理者、決策者、權力者，在這樣的「選擇」下，在所有問題都被簡化成每個人的問題與無解的情境下，真正造成問題的原兇們，在片中也就安全隱身了。
當然，對紀錄片／電影而言，「看見」肯定是重要的，齊柏林所採取的「看見」，亦帶有一種眼見為憑的直接意義。《看見台灣》中帶領觀眾看見的，大多的是一種現象或表面結果，但任何狀態都不是一天或一人造成的，特別是環境災害與汙染。當意識到問題後，導演如何「行動」，採取什麼作為，提供什麼樣的檢視角度，其實正是紀錄片中最珍貴的片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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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台灣》的開場，即讓觀眾以一種前所未見的高度與角度，從高空中俯瞰台灣這座島嶼。無論是山谷、森林、河流、海洋，從高空向下望去，大自然確實有著無與倫比、震撼人心的美麗；接著影片開始標註地名，給予難以辨認的地域一個個確切的名字，讓觀眾得以認知該地景。然後，旁白出現了：「不要懷疑，這就是台灣。如果你沒有看過，是因為你站得不夠高！」
對台灣觀眾來說，這旁白再熟悉不過，是吳念真的聲音。但比起清楚的地景標示，片中並沒有清楚說明這位旁白者是誰，其說話方式也不是「第一人稱」，而是以「第三人稱」的口吻展開。
也就是說，吳念真在片中代表的並不是「我（個人）」，其個人性被抹除後，反而讓影片旁白的使用，更接近許多宣傳片慣用的「上帝之音（voice of God）」手法，即從畫面之外傳來（不知是誰，與畫面也無關），帶有權威感的解釋性旁白，再加上《看見台灣》空拍的特殊角度，影片漸漸營造出一種「全知觀點」，亦回應了「站得不夠高」這樣的說法。（但誰有能力能夠站那麼高？站這麼高的意義為何？）
而《看見台灣》的結構，可簡單分為三個部分，首先是看見島嶼的美麗，再來呈現傷痕與問題，最終則提供一個解答或看法。
美麗，指的是台灣的山林與自然之美；問題與傷痕，是過度開發、盜採砂石、水土問題、地層下陷、工業汙染等等；解答或看法，是片中提到的兩位有機農家，洪箱與賴青松，他們以自然農法耕種，善待自然。
這套敘事方法，在看見「壯觀的美麗」時，可以選擇感性的讚嘆，就像是抒情散文般，讓人感同身受；可是在呈現問題與衝突時，其旁白解釋／解說所給出的答案，某種程度上卻阻斷了觀眾的思考，削弱了影片的想像空間，變相地不希望觀眾知道，不鼓勵思考，完全體現了評論家蘇珊‧桑塔格（Susan Sotang）曾說過的：「你說得越多，我知道的越少。」
換句話說，當論述邏輯被去政治化後，片中每每陳述問題時，其答案都回到一種反諸個人的的道德勸說，在意小奸小惡，卻沒有大是大非，如同旁白所說：「在每次災難後，人們怨天、怨地、怨政府，那自己呢？」，「沒有誰對誰錯的問題，而是有沒有共識的問題」，「環保問題與經濟發展是永遠的矛盾對立與無解。」
只是，底層的人們何辜？片中將環境禍端直指養殖漁民、彎腰農民、盜採砂石業者等等，但到底是誰默許縱容？誰的政策失當？那些對國土規劃、對環境保護、對不法情事最該負責的規劃者、管理者、決策者、權力者，在這樣的「選擇」下，在所有問題都被簡化成每個人的問題與無解的情境下，真正造成問題的原兇們，在片中也就安全隱身了。
當然，對紀錄片／電影而言，「看見」肯定是重要的，齊柏林所採取的「看見」，亦帶有一種眼見為憑的直接意義。《看見台灣》中帶領觀眾看見的，大多的是一種現象或表面結果，但任何狀態都不是一天或一人造成的，特別是環境災害與汙染。當意識到問題後，導演如何「行動」，採取什麼作為，提供什麼樣的檢視角度，其實正是紀錄片中最珍貴的片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