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9-05-05
圆首的秘书 • 幸运儿彼尔:离经叛道，还是自我毁灭？
不久之前，丹麦导演比利·奥古斯特的最新作品《幸运儿彼尔》在北京国际电影节荣获天坛奖。无论是影片对情感问题的精准展现，还是对丹麦现代化问题的深刻剖析，这部影片都让人感觉似曾相识，因为它正像是奥古斯特两个前作——同时也是两部金棕榈获奖作品《征服者佩尔》和《善意的背叛》的合体版。
主角彼尔是一个建筑工程师，影片一开始，彼尔便不顾父亲威胁，逃离了阴郁晦暗的宗教家庭，前往大城市追寻自己的梦想。他研究了一套旨在提高丹麦国内航运能力的现代水利系统，雄心勃勃地想要打造一个“北方的威尼斯”，但因为想法过于大胆而频频碰壁，年老的政府审核官员也因此被彼尔蔑称为“权力狂”（大概也是在这个上校身上看到了阻止自己离开家庭的父亲的影子）。由于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彼尔只能靠好心的餐厅女侍接济过活，二人幸福而清贫地生活，直到有一天幸运女神降临，彼尔遇到了赏识他的贵人——犹太裔富豪伊凡·所罗门及其背后的整个家族，由此驶上了人生的高速路。
在与伊凡交往的过程中，彼尔认识并逐渐爱上了他的妹妹南妮，不久之后，他发现自己又义无反顾地爱上了南妮的姐姐雅科比，并与她结为夫妻。原生家庭带来的困扰从这里开始逐渐显现出来：吝于表达情感的父辈使得彼尔逆反地发展出无比旺盛的情欲和征服欲，他不断更替着自己心仪和爱慕的对象，试图在这种快速的代谢中获取新鲜充足的情感体验。压抑许久的激情喷薄而出，以至于到了婚后，彼尔仍然无法走出情感不忠的困境，最终将自己拖入了深渊。
总的来看，“幸运儿”彼尔有着资本主义开拓时期一个年轻人所能具有的一切可贵特质：他热爱真理、藐视权威、敢爱敢恨，充满活力，为实现理想可以放弃一切（其中也包括很多珍贵的东西）。但与此同时，恰如雅科比所说，彼尔“在狭窄的胸襟和迷信的压力下成长”，这既解释了他的虚弱也解释了他的巨大勇气；“蔑视和任性的力量”让他遭受了灭顶之灾，性格中的极度偏执和对情感的不忠最终成为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不仅使他失去了阶层跃升的机会，也让他失去了更加难得的真爱。
尽管本片长度接近三个小时，后半段的走向可谓急转直下，但故事的发展并没有给人以任何拖沓、突兀的感觉；相反，影片的层次丰富而清晰，一切情节的发生都有草蛇灰线的伏笔，所以细细回想起来，往往都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从一开始的父子矛盾出发，继而在爱情中展现彼尔的性格侧面，接着进入对宗教和社会阶层的探讨；小到个人、家庭，大到社会和整个文明都在影片中有极为精确的呈现，让人不得不佩服原著作者、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亨瑞克·彭托皮丹对丹麦历史进程以至人类内心复杂性的深刻认识。当然，比利·奥古斯特更是居功至伟，其剧本改编与影像化能力至此已称得上炉火纯青。
主人公彼尔既不相信宗教认可的旧有社会秩序和道德体系，又对以家族为核心的资本运转逻辑缺乏体认，在这种情况下，被新旧两个世界同时抛弃也就成为了某种必然。不过，比利·奥古斯特似乎无意将《幸运儿彼尔》简单地定义为一个性格悲剧或者社会悲剧，至少从宗教的角度看，彼尔的结局未尝不是一场上帝针对渎神者的审判：片中，彼尔砸毁圣像，对身为神父的父亲充满敌意，几乎做尽了一切违反宗教道德之事——无论是基督教还是犹太教。正因如此，影片中最令人动容的也许并非彼尔与妻子之间超越家族规训、种族阶级的爱情，而是彼尔在背叛妻子之后，面对神父进行的一番痛心疾首的独白：
最重要的是，我感到困惑，我睡不着觉，因为有很多想法。我很困惑，很紧张，这是考验吗？还是惩罚，是生活对我的惩罚？这是上帝对我生命的审判吗？我因此感到如此焦躁不安。还是乡愁？还是我父亲的诅咒让我如此不安？
只有这时我们才发现，彼尔是如此狼狈地生活在自己为自己打造的坚固牢笼中，一生都受到恐惧和忏悔的支配，让人想起他的同胞克尔凯郭尔和同样深受沉默的上帝折磨的赫尔曼·梅尔维尔；他并非完全不信神，其所做作为更多的是出于一种对原生家庭以至某种“先定命运”的反动，而非对上帝存在的系统性否定。他意识到自己一生都在毫无来由地毁灭自我，无处释放的激情只能用来伤害他人。他不安、困惑、无助，可悲、可笑、可怜，真实得仿佛可以从电影里走出来，照见芸芸众生。
这正是幸运儿彼尔的失败之处，也无疑是《幸运儿彼尔》的成功之处。
简短访谈
Q：为何要改编这样一个故事？
A：《幸运儿彼尔》这个故事引发了我的强烈兴趣，所以六年前我开始编写这个剧本，并且决定把它拍出来。首先，我认为彼尔是一个很现代的角色，他以自我为中心，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年轻人也是这样，如果你去看看社交媒体就会知道这一点，人们需要不断通过点赞来确认自己的存在。这里面有一种共通性。其次，他的青年时代让我想起了我自身的经历，想起了我自己严厉的父亲，所以离开家庭、建立自己的生活对我来说也具有重要意义。最后，我认为这是一个很棒的爱情故事，其中的很多细节都有着人性的温度。
Q：所以这是一个关于现在的电影，而非关于过去？
A：我从未想过要拍摄一部“古装作品”，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彼尔的性格，他和周围人的关系，其实都是非常现代的。
Q：虽然这么说，但您的很多电影似乎都发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为何偏爱这段时间？
A：这真的是个巧合。《征服者佩尔》确实也是发生在这段时间，但这只是因为它同样改编自一部小说。我个人很喜欢体量大的史诗电影，而世纪之交的这段时间，人们恰好热衷于书写大体量史诗小说。如果说《征服者佩尔》和《幸运儿彼尔》有什么联系，只能说两部电影都与父子之情有关，而它们又是截然相反的。
Q：您的另一部金棕榈影片《善意的背叛》也在描绘两代人的关系，两部电影有些许相似。
A：是的，总体上讲人与人之间总有着最大的戏剧性，这是我的兴趣所在。我曾经收到过好莱坞的邀约，让我去拍大型动作电影，但我真的看不到其中有让我感兴趣的东西，这种戏剧性情节只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中才能体现出来。
Q：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片中的犹太人家族虽然非常富有，但似乎并没有受到尊重，他们的社会地位到底是怎样的？
A：出于某些原因，丹麦的犹太人一直没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我想这是因为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之中，他们只能从事商业交换，他们从没有被真正接纳过。其中一些变得很富有，就像片中的那个家族一样，但他们普遍将自己从社会中孤立出来，我认为这也是他们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我的剪辑助理曾经给我讲过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她说前苏联解体之后，很多犹太人前往美国或者以色列，她的父母当时就去到美国。一个星期之内，他们拿到了绿卡，找到了房子和工作，因为所有当地的犹太人都在帮助他们。我想无论是中国还是丹麦，人与人之间都没有这么强烈的纽带关系，这就是他们的特点，他们会彼此扶持。
Q：《幸运儿彼尔》中的演员都非常出色地探究了人性的幽微，您是如何进行选角的？
A：当我们有钱来拍这部电影时，制作人告诉我说，选你认为正确的人选，不要在乎明星什么的。所以我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很大规模的遴选。彼尔和雅科比（即男女主角）的扮演者受过良好的表演训练，但没有什么名气，毕竟这个世界上演员太多了。如果你去洛杉矶，就会发现连服务员都是演员。我很高兴能和他们进行合作，与他们一起探寻角色本身，而不用在乎其他事情。
Q：除了剧场版之外，《幸运儿彼尔》还有一个电视版，这二者之间有何区别？
A：这两个版本我都很喜欢，不过电视版更长，有四个小时。我们必须要制作这个版本，只有这样才能找到投资，不过我从一开始就知道会有这种情况，所以从头开始就准备了两个不同的剧本，清楚哪一场将只出现在剧场版里，哪里只出现在电视剧中，也正因如此，有些场景可能要拍摄两遍。电影和电视剧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媒介，后者有其自身独有的特点，每一集都有其弧线和戏剧性，我们需要明白如何结构它，否则就会变成流水账。
Q：北欧很多导演似乎都会为一部作品拍摄或剪辑两个版本，这是一种制片传统吗？
A：对我们来说主要是为了钱。这种体量的电影是很难找到投资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国家电视台出资，单独拍摄剧情片是行不通的。而且由于这是一个纯粹的丹麦故事，我们也并没有去其他国家寻找过经费。
Q：我个人很好奇您与伯格曼的关系，他也是您的作品《善意的背叛》的编剧，您二人是如何就这部影片进行合作的？
A：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每次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总是跟我开玩笑说，“你好，我是英格玛·伯格曼”。结果有一天，我又接到了这样一个电话，本来以为又是那个朋友开玩笑，但这回是真的英格玛·伯格曼了。他对我说，“我写了一个关于我父母的剧本，你的《征服者佩尔》我看过五遍，我想你就是我要找的人。我不想再执导这部电影了。”
我当时很害怕自己会处在英格玛的阴影里，但还是去见了他。他对我说，“我拍过不下五十部电影，知道导演意图的完整性多么重要。剧本在这里，你是导演，我绝不会干涉。”而他确实没有干涉——除了女主角是他的选择之外，而这个人后来也成了我的妻子（笑）。我和英格玛两人一起在法罗岛上工作了两个月，主要是梳理剧本内容，互相给出想法。之后我们总是在一点钟的时候通电话，他很准时，说一点就一点。
我认为英格玛·伯格曼是唯一能够将现实和梦境完美融合的人，而他的方法一点也不复杂，简单至极。这一点我非常钦佩。
Q：是否有新的电影拍摄计划？
A：有一些，其中一个就在中国。我没法向你透露更多，但我们很快就会知道了。
主角彼尔是一个建筑工程师，影片一开始，彼尔便不顾父亲威胁，逃离了阴郁晦暗的宗教家庭，前往大城市追寻自己的梦想。他研究了一套旨在提高丹麦国内航运能力的现代水利系统，雄心勃勃地想要打造一个“北方的威尼斯”，但因为想法过于大胆而频频碰壁，年老的政府审核官员也因此被彼尔蔑称为“权力狂”（大概也是在这个上校身上看到了阻止自己离开家庭的父亲的影子）。由于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彼尔只能靠好心的餐厅女侍接济过活，二人幸福而清贫地生活，直到有一天幸运女神降临，彼尔遇到了赏识他的贵人——犹太裔富豪伊凡·所罗门及其背后的整个家族，由此驶上了人生的高速路。
在与伊凡交往的过程中，彼尔认识并逐渐爱上了他的妹妹南妮，不久之后，他发现自己又义无反顾地爱上了南妮的姐姐雅科比，并与她结为夫妻。原生家庭带来的困扰从这里开始逐渐显现出来：吝于表达情感的父辈使得彼尔逆反地发展出无比旺盛的情欲和征服欲，他不断更替着自己心仪和爱慕的对象，试图在这种快速的代谢中获取新鲜充足的情感体验。压抑许久的激情喷薄而出，以至于到了婚后，彼尔仍然无法走出情感不忠的困境，最终将自己拖入了深渊。
总的来看，“幸运儿”彼尔有着资本主义开拓时期一个年轻人所能具有的一切可贵特质：他热爱真理、藐视权威、敢爱敢恨，充满活力，为实现理想可以放弃一切（其中也包括很多珍贵的东西）。但与此同时，恰如雅科比所说，彼尔“在狭窄的胸襟和迷信的压力下成长”，这既解释了他的虚弱也解释了他的巨大勇气；“蔑视和任性的力量”让他遭受了灭顶之灾，性格中的极度偏执和对情感的不忠最终成为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不仅使他失去了阶层跃升的机会，也让他失去了更加难得的真爱。
尽管本片长度接近三个小时，后半段的走向可谓急转直下，但故事的发展并没有给人以任何拖沓、突兀的感觉；相反，影片的层次丰富而清晰，一切情节的发生都有草蛇灰线的伏笔，所以细细回想起来，往往都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从一开始的父子矛盾出发，继而在爱情中展现彼尔的性格侧面，接着进入对宗教和社会阶层的探讨；小到个人、家庭，大到社会和整个文明都在影片中有极为精确的呈现，让人不得不佩服原著作者、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亨瑞克·彭托皮丹对丹麦历史进程以至人类内心复杂性的深刻认识。当然，比利·奥古斯特更是居功至伟，其剧本改编与影像化能力至此已称得上炉火纯青。
主人公彼尔既不相信宗教认可的旧有社会秩序和道德体系，又对以家族为核心的资本运转逻辑缺乏体认，在这种情况下，被新旧两个世界同时抛弃也就成为了某种必然。不过，比利·奥古斯特似乎无意将《幸运儿彼尔》简单地定义为一个性格悲剧或者社会悲剧，至少从宗教的角度看，彼尔的结局未尝不是一场上帝针对渎神者的审判：片中，彼尔砸毁圣像，对身为神父的父亲充满敌意，几乎做尽了一切违反宗教道德之事——无论是基督教还是犹太教。正因如此，影片中最令人动容的也许并非彼尔与妻子之间超越家族规训、种族阶级的爱情，而是彼尔在背叛妻子之后，面对神父进行的一番痛心疾首的独白：
最重要的是，我感到困惑，我睡不着觉，因为有很多想法。我很困惑，很紧张，这是考验吗？还是惩罚，是生活对我的惩罚？这是上帝对我生命的审判吗？我因此感到如此焦躁不安。还是乡愁？还是我父亲的诅咒让我如此不安？
只有这时我们才发现，彼尔是如此狼狈地生活在自己为自己打造的坚固牢笼中，一生都受到恐惧和忏悔的支配，让人想起他的同胞克尔凯郭尔和同样深受沉默的上帝折磨的赫尔曼·梅尔维尔；他并非完全不信神，其所做作为更多的是出于一种对原生家庭以至某种“先定命运”的反动，而非对上帝存在的系统性否定。他意识到自己一生都在毫无来由地毁灭自我，无处释放的激情只能用来伤害他人。他不安、困惑、无助，可悲、可笑、可怜，真实得仿佛可以从电影里走出来，照见芸芸众生。
这正是幸运儿彼尔的失败之处，也无疑是《幸运儿彼尔》的成功之处。
简短访谈
Q：为何要改编这样一个故事？
A：《幸运儿彼尔》这个故事引发了我的强烈兴趣，所以六年前我开始编写这个剧本，并且决定把它拍出来。首先，我认为彼尔是一个很现代的角色，他以自我为中心，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年轻人也是这样，如果你去看看社交媒体就会知道这一点，人们需要不断通过点赞来确认自己的存在。这里面有一种共通性。其次，他的青年时代让我想起了我自身的经历，想起了我自己严厉的父亲，所以离开家庭、建立自己的生活对我来说也具有重要意义。最后，我认为这是一个很棒的爱情故事，其中的很多细节都有着人性的温度。
Q：所以这是一个关于现在的电影，而非关于过去？
A：我从未想过要拍摄一部“古装作品”，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彼尔的性格，他和周围人的关系，其实都是非常现代的。
Q：虽然这么说，但您的很多电影似乎都发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为何偏爱这段时间？
A：这真的是个巧合。《征服者佩尔》确实也是发生在这段时间，但这只是因为它同样改编自一部小说。我个人很喜欢体量大的史诗电影，而世纪之交的这段时间，人们恰好热衷于书写大体量史诗小说。如果说《征服者佩尔》和《幸运儿彼尔》有什么联系，只能说两部电影都与父子之情有关，而它们又是截然相反的。
Q：您的另一部金棕榈影片《善意的背叛》也在描绘两代人的关系，两部电影有些许相似。
A：是的，总体上讲人与人之间总有着最大的戏剧性，这是我的兴趣所在。我曾经收到过好莱坞的邀约，让我去拍大型动作电影，但我真的看不到其中有让我感兴趣的东西，这种戏剧性情节只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中才能体现出来。
Q：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片中的犹太人家族虽然非常富有，但似乎并没有受到尊重，他们的社会地位到底是怎样的？
A：出于某些原因，丹麦的犹太人一直没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我想这是因为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之中，他们只能从事商业交换，他们从没有被真正接纳过。其中一些变得很富有，就像片中的那个家族一样，但他们普遍将自己从社会中孤立出来，我认为这也是他们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我的剪辑助理曾经给我讲过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她说前苏联解体之后，很多犹太人前往美国或者以色列，她的父母当时就去到美国。一个星期之内，他们拿到了绿卡，找到了房子和工作，因为所有当地的犹太人都在帮助他们。我想无论是中国还是丹麦，人与人之间都没有这么强烈的纽带关系，这就是他们的特点，他们会彼此扶持。
Q：《幸运儿彼尔》中的演员都非常出色地探究了人性的幽微，您是如何进行选角的？
A：当我们有钱来拍这部电影时，制作人告诉我说，选你认为正确的人选，不要在乎明星什么的。所以我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很大规模的遴选。彼尔和雅科比（即男女主角）的扮演者受过良好的表演训练，但没有什么名气，毕竟这个世界上演员太多了。如果你去洛杉矶，就会发现连服务员都是演员。我很高兴能和他们进行合作，与他们一起探寻角色本身，而不用在乎其他事情。
Q：除了剧场版之外，《幸运儿彼尔》还有一个电视版，这二者之间有何区别？
A：这两个版本我都很喜欢，不过电视版更长，有四个小时。我们必须要制作这个版本，只有这样才能找到投资，不过我从一开始就知道会有这种情况，所以从头开始就准备了两个不同的剧本，清楚哪一场将只出现在剧场版里，哪里只出现在电视剧中，也正因如此，有些场景可能要拍摄两遍。电影和电视剧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媒介，后者有其自身独有的特点，每一集都有其弧线和戏剧性，我们需要明白如何结构它，否则就会变成流水账。
Q：北欧很多导演似乎都会为一部作品拍摄或剪辑两个版本，这是一种制片传统吗？
A：对我们来说主要是为了钱。这种体量的电影是很难找到投资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国家电视台出资，单独拍摄剧情片是行不通的。而且由于这是一个纯粹的丹麦故事，我们也并没有去其他国家寻找过经费。
Q：我个人很好奇您与伯格曼的关系，他也是您的作品《善意的背叛》的编剧，您二人是如何就这部影片进行合作的？
A：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每次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总是跟我开玩笑说，“你好，我是英格玛·伯格曼”。结果有一天，我又接到了这样一个电话，本来以为又是那个朋友开玩笑，但这回是真的英格玛·伯格曼了。他对我说，“我写了一个关于我父母的剧本，你的《征服者佩尔》我看过五遍，我想你就是我要找的人。我不想再执导这部电影了。”
我当时很害怕自己会处在英格玛的阴影里，但还是去见了他。他对我说，“我拍过不下五十部电影，知道导演意图的完整性多么重要。剧本在这里，你是导演，我绝不会干涉。”而他确实没有干涉——除了女主角是他的选择之外，而这个人后来也成了我的妻子（笑）。我和英格玛两人一起在法罗岛上工作了两个月，主要是梳理剧本内容，互相给出想法。之后我们总是在一点钟的时候通电话，他很准时，说一点就一点。
我认为英格玛·伯格曼是唯一能够将现实和梦境完美融合的人，而他的方法一点也不复杂，简单至极。这一点我非常钦佩。
Q：是否有新的电影拍摄计划？
A：有一些，其中一个就在中国。我没法向你透露更多，但我们很快就会知道了。
幸运儿彼尔Lykke-Per(2018)
又名：新征服者佩尔 / 幸运的人 / 幸运的佩尔 / A Fortunate Man
上映日期：2018-08-30(丹麦)片长：162分钟
主演：Julie Christiansen/安德斯·霍夫 Anders Hove/彦斯·阿尔比努斯 Jens Albinus/埃斯本·司米德·詹森 Esben Smed Jensen/奥勒·雷米克 Ole Lemmeke/Katrine Rosenthal/拉斯马斯·伯格 Rasmus Bjerg/皮特·泼拉格伯格 Peter Plaugborg/Tommy Kenter/Morten Hauch-Fausbøll/Tammi Øst
导演：比利·奥古斯特 Bille August编剧：安德斯·弗里斯夫·奥古斯特 Anders Frithiof August/比利·奥古斯特 Bille August/Henrik Pontoppid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