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9-05-23
Clyde • 幸运儿彼尔:《幸运儿彼尔》：比利·奥古斯特古典式的回勇之作
作为国际影坛仅有的几位“双金棕榈”（《征服者佩尔》【1988】和《善意的背叛》【1992】）得主之一，比利·奥古斯特已经成为丹麦的“国宝级导演”。
可是，这位曾经叱咤国际影坛的“电影大师”，最近十余年却再也没有拿出“金棕榈”水准的作品来，而且，自2007年的《再见巴法纳》之后，比利·奥古斯特再也没有作品入选欧洲三大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
比利·奥古斯特生于1948年，也就是说，年过六旬之后，他的创作力明显衰退了。
从2008年开始，比利·奥古斯特逐渐成为了中国电影界的“老朋友”。2008年，他担任第1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评委。2011年，他担任第14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新人扶持计划”艺术总监，同年9月，他还受聘为杭州市政府文化顾问。2015年，他执导了中国电影《烽火芳菲》（2017）。2017年，他担任第7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将”评委会主席。2019年，他导演的《幸运儿彼尔》获得第9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将”最佳影片奖。
我们知道，一个外国电影人成为中国电影界的“老朋友”往往意味着其电影事业开始走下坡路了，比如著名的好莱坞明星尼古拉斯·凯奇、西尔维斯特·史泰龙等人。
比利·奥古斯特也逃不过“老朋友”的魔咒，尤其是他和中国电影界关系最密切的时候，他导演了他电影生涯的“垫底之作”《烽火芳菲》。不过，《烽火芳菲》虽然是失败之作，但却不算大烂片——毕竟，比利·奥古斯特的基本功还是在的。
比利·奥古斯特是文学改编的高手，他的主要作品大多改编自著名的文学作品，比如《征服者佩尔》改编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马丁·安德森·尼克索的作品、《金色豪门》（1993）改编自拉美作家伊莎贝尔·阿连德的同名小说、《再见巴法纳》改编自詹姆斯·格瑞格里的小说，等等。
《幸运儿彼尔》改编自丹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亨利克·彭托皮丹的同名小说。回到自己最擅长的创作方式，比利·奥古斯特果然状态回勇了。比利·奥古斯特虽然再也无法回到自己的
“巅峰状态”，但《幸运儿彼尔》再次证明了他仍然是当今国际影坛最好的“古典叙事”电影作者。
比利·奥古斯特年轻时曾到瑞典学习摄影专业，他的电影生涯深受瑞典电影大师伯格曼的影响，而他也是伯格曼非常认可的“学生”。比利·奥古斯特导演的获得金棕榈奖的《善意的背叛》便是伯格曼编剧的，而他当然是伯格曼钦点的导演。比利·奥古斯特果然不负“师”望，交出了一部经典之作。
伯格曼作为电影大师，其创作是多面的，有深刻的哲思之作（《第七封印》、《处女泉》等），有伟大的情节剧（《婚姻生活》、《芬妮与亚历山大》等），也有早期的喜剧（《夏夜的微笑》等），等等。
作为伯格曼的“首席学生”，比利·奥古斯特主要学习了伯格曼的情节剧，而且学到了其中的精髓。不过，比利·奥古斯特不是一个模仿者，他的情节剧的内核（观念，对生命及人生的思考等）来自伯格曼，但他的叙事手法与影像风格，都有自己的特色。
在某种意义上，比利·奥古斯特是一个比较老派的导演，他的影片往往缺乏艺术探索的精神和形式创新的锐意。他是古典式叙事的守护者，他以稳重、精准的姿态，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又一个荡气回肠的故事。
比利·奥古斯特的许多作品，因其跌宕起伏的叙事与厚重的极富油画感的影像，都有一种史诗的气质。当然，比利·奥古斯特不是一个史诗片导演，他的影片中也很少有宏大的“史诗级场面”，但他能够在情节剧中拍出“史诗感”，却是其他导演难以企及的。
《幸运儿彼尔》是一部典型的比利·奥古斯特作品，它和《征服者佩尔》、《善意的背叛》等经典之作是一脉相承的。
可以说，《幸运儿彼尔》的“手艺”和“工艺”水准，都可以进入比利·奥古斯特的最好作品之列，但它“老气横秋”的面貌确实有点不太受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待见了。
所以，尽管《幸运儿彼尔》的品质放在欧洲三大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中，也算中上水准，但它却无缘这三个标榜“电影艺术”的电影节。
与比利·奥古斯特过去的成就比，《幸运儿彼尔》没有进步，也没有突破，但他毕竟交出了一份80分的答卷。“电影艺术”的背后，势利眼也无处不在，从不求新求变的比利·奥古斯特已经被“电影艺术”边缘化了。
正如北京国际电影节的举办水准还停留在过去的某个时代，它所代表的美学诉求也是“过去式”的，这种美学诉求和比利·奥古斯特的电影风格是高度吻合的，所以，《幸运儿彼尔》获得了第9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最高奖。
用今天的“话语”来说，《幸运儿彼尔》讲述了一个“原生家庭”对一个“天才”的致命影响的故事。
小说《幸运儿彼尔》（1898—1904）是亨利克·彭托皮丹100多年前写的自传体小说，那时候，应该还没有“原生家庭”这个概念。这部小说把“原生家庭”对人的影响刻画得如此生动、深刻，自然不是来自作者对这个概念的认识，而是来自于他自身的“惨痛”经历。
同样是不幸的人，亨利克·彭托皮丹却又比“幸运儿”彼尔要幸运得多，彼尔终其一生难以施展他的才华，亨利克·彭托皮丹通过写作的“疗伤”之后，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了“原生家庭”的致命影响，成了丹麦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家之一。
“幸运儿彼尔”是彼尔的好友兼伯乐伊万·萨洛蒙给他起的。在“原生家庭”摧毁他之前，彼尔确实是个幸运儿，他是一个天才工程师，他遇到了可以帮助他推行他的宏大的工程计划的萨洛蒙家族，他还俘获了萨洛蒙家大小姐雅格贝·萨洛蒙的芳心——这是一个心地善良、见解独到、胸怀广阔的姑娘。最重要的是，她死心塌地爱着彼尔，而且，她也是彼尔生命中唯一可以帮助他脱离“原生家庭”的女性。
真是“自作孽不可活”，彼尔亲手葬送了爱情、事业与幸福。不过，严格来说，是彼尔所携带的“家族基因”毁掉了这一切。
彼尔是极度坚强与极度脆弱的矛盾体，对家庭的反抗似乎让他无所畏惧，但他过度绷紧的神经根本经不起来自父母的“魔咒”的连番敲打。
他到牧师（他后来的岳父）家致谢的时候，深谙“人性的弱点”的牧师明显看出了他只剩一根救命草了，于是，他开玩笑地问了他一个很“无礼”的问题。这个看似“小小的”冒犯果然让彼尔的“坚强”碎了一地——他再也捡不起来，再也拼不起来，他认怂了。
这是“家族基因”的胜利，是牧师的胜利，当然也是宗教的胜利。
一切已毁。但彼尔是爱着雅格贝的，他还需要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来和她分手。这个“理由”是出轨，“正当的”出轨——他找了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姑娘，他回归了“家庭”，回归了宗教。
可怜的雅格贝。我们有多恨“渣男”彼尔，我们就有多心疼“女神”雅格贝。
生育了三个儿女之后，彼尔“觉醒”了。
他知道，他注定是孤独的，而他的妻子和儿女应该得到更好的照顾——也让他们从他的“原生家庭”中“剥离”吧。
他离开了，在旷野上独居，并有限地推进他的工程事业。
身患重病后，他终于鼓起勇气和雅格贝“和解”——其实，他一直默默关注着雅格贝，他辜负了她，却又无力地爱着她。
而他更是雅格贝一生中唯一的爱。彼尔离开后，雅格贝仍然有机会得到爱情的滋润和幸福的宠幸，但她忠于自己的内心，拒绝了前度未婚夫再次伸出的“橄榄枝”。
爱过，雅格贝无怨无悔，更何况她心中还有更大的爱。她的爱拯救不了彼尔，于是，她决定去“拯救”更多和彼尔一样有着心灵创伤的孩子。在某种意义上，她是为了彼尔而投身慈善事业的——这是最深沉的爱，也是最广阔的爱。
临终前，彼尔实施了他最后的“救赎”，以微薄的遗产和伟大的“工程”融入雅格贝的慈善事业。雅格贝当然是毫不犹豫地接纳了他——其实，她一生中从未拒绝过他。
最后，幸运儿彼尔又成了幸运儿。
《幸运儿彼尔》不是惊艳之作，但它对“原生家庭”的“解剖”，是细腻的、深刻的，是有温度的，是直指人心的。
比利·奥古斯特的叙事和影像都很“古典”，人物的“立体感”很“古典”，影片的感染力也很“古典”——年届七旬的比利·奥古斯特给我们带来这部“古典的”佳作，是他创作力衰退后的一次闪亮的“回勇”。
希望比利·奥古斯特“回勇”后，越战越勇，拿出更震撼的作品来！
PS：和《善意的背叛》一样，电影版之外，《幸运儿彼尔》还有电视版，分为四集，已经在丹麦播出，希望不久的将来我们也能够看到。
可是，这位曾经叱咤国际影坛的“电影大师”，最近十余年却再也没有拿出“金棕榈”水准的作品来，而且，自2007年的《再见巴法纳》之后，比利·奥古斯特再也没有作品入选欧洲三大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
比利·奥古斯特生于1948年，也就是说，年过六旬之后，他的创作力明显衰退了。
从2008年开始，比利·奥古斯特逐渐成为了中国电影界的“老朋友”。2008年，他担任第1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评委。2011年，他担任第14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新人扶持计划”艺术总监，同年9月，他还受聘为杭州市政府文化顾问。2015年，他执导了中国电影《烽火芳菲》（2017）。2017年，他担任第7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将”评委会主席。2019年，他导演的《幸运儿彼尔》获得第9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将”最佳影片奖。
我们知道，一个外国电影人成为中国电影界的“老朋友”往往意味着其电影事业开始走下坡路了，比如著名的好莱坞明星尼古拉斯·凯奇、西尔维斯特·史泰龙等人。
比利·奥古斯特也逃不过“老朋友”的魔咒，尤其是他和中国电影界关系最密切的时候，他导演了他电影生涯的“垫底之作”《烽火芳菲》。不过，《烽火芳菲》虽然是失败之作，但却不算大烂片——毕竟，比利·奥古斯特的基本功还是在的。
比利·奥古斯特是文学改编的高手，他的主要作品大多改编自著名的文学作品，比如《征服者佩尔》改编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马丁·安德森·尼克索的作品、《金色豪门》（1993）改编自拉美作家伊莎贝尔·阿连德的同名小说、《再见巴法纳》改编自詹姆斯·格瑞格里的小说，等等。
《幸运儿彼尔》改编自丹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亨利克·彭托皮丹的同名小说。回到自己最擅长的创作方式，比利·奥古斯特果然状态回勇了。比利·奥古斯特虽然再也无法回到自己的
“巅峰状态”，但《幸运儿彼尔》再次证明了他仍然是当今国际影坛最好的“古典叙事”电影作者。
比利·奥古斯特年轻时曾到瑞典学习摄影专业，他的电影生涯深受瑞典电影大师伯格曼的影响，而他也是伯格曼非常认可的“学生”。比利·奥古斯特导演的获得金棕榈奖的《善意的背叛》便是伯格曼编剧的，而他当然是伯格曼钦点的导演。比利·奥古斯特果然不负“师”望，交出了一部经典之作。
伯格曼作为电影大师，其创作是多面的，有深刻的哲思之作（《第七封印》、《处女泉》等），有伟大的情节剧（《婚姻生活》、《芬妮与亚历山大》等），也有早期的喜剧（《夏夜的微笑》等），等等。
作为伯格曼的“首席学生”，比利·奥古斯特主要学习了伯格曼的情节剧，而且学到了其中的精髓。不过，比利·奥古斯特不是一个模仿者，他的情节剧的内核（观念，对生命及人生的思考等）来自伯格曼，但他的叙事手法与影像风格，都有自己的特色。
在某种意义上，比利·奥古斯特是一个比较老派的导演，他的影片往往缺乏艺术探索的精神和形式创新的锐意。他是古典式叙事的守护者，他以稳重、精准的姿态，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又一个荡气回肠的故事。
比利·奥古斯特的许多作品，因其跌宕起伏的叙事与厚重的极富油画感的影像，都有一种史诗的气质。当然，比利·奥古斯特不是一个史诗片导演，他的影片中也很少有宏大的“史诗级场面”，但他能够在情节剧中拍出“史诗感”，却是其他导演难以企及的。
《幸运儿彼尔》是一部典型的比利·奥古斯特作品，它和《征服者佩尔》、《善意的背叛》等经典之作是一脉相承的。
可以说，《幸运儿彼尔》的“手艺”和“工艺”水准，都可以进入比利·奥古斯特的最好作品之列，但它“老气横秋”的面貌确实有点不太受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待见了。
所以，尽管《幸运儿彼尔》的品质放在欧洲三大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中，也算中上水准，但它却无缘这三个标榜“电影艺术”的电影节。
与比利·奥古斯特过去的成就比，《幸运儿彼尔》没有进步，也没有突破，但他毕竟交出了一份80分的答卷。“电影艺术”的背后，势利眼也无处不在，从不求新求变的比利·奥古斯特已经被“电影艺术”边缘化了。
正如北京国际电影节的举办水准还停留在过去的某个时代，它所代表的美学诉求也是“过去式”的，这种美学诉求和比利·奥古斯特的电影风格是高度吻合的，所以，《幸运儿彼尔》获得了第9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最高奖。
用今天的“话语”来说，《幸运儿彼尔》讲述了一个“原生家庭”对一个“天才”的致命影响的故事。
小说《幸运儿彼尔》（1898—1904）是亨利克·彭托皮丹100多年前写的自传体小说，那时候，应该还没有“原生家庭”这个概念。这部小说把“原生家庭”对人的影响刻画得如此生动、深刻，自然不是来自作者对这个概念的认识，而是来自于他自身的“惨痛”经历。
同样是不幸的人，亨利克·彭托皮丹却又比“幸运儿”彼尔要幸运得多，彼尔终其一生难以施展他的才华，亨利克·彭托皮丹通过写作的“疗伤”之后，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了“原生家庭”的致命影响，成了丹麦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家之一。
“幸运儿彼尔”是彼尔的好友兼伯乐伊万·萨洛蒙给他起的。在“原生家庭”摧毁他之前，彼尔确实是个幸运儿，他是一个天才工程师，他遇到了可以帮助他推行他的宏大的工程计划的萨洛蒙家族，他还俘获了萨洛蒙家大小姐雅格贝·萨洛蒙的芳心——这是一个心地善良、见解独到、胸怀广阔的姑娘。最重要的是，她死心塌地爱着彼尔，而且，她也是彼尔生命中唯一可以帮助他脱离“原生家庭”的女性。
真是“自作孽不可活”，彼尔亲手葬送了爱情、事业与幸福。不过，严格来说，是彼尔所携带的“家族基因”毁掉了这一切。
彼尔是极度坚强与极度脆弱的矛盾体，对家庭的反抗似乎让他无所畏惧，但他过度绷紧的神经根本经不起来自父母的“魔咒”的连番敲打。
他到牧师（他后来的岳父）家致谢的时候，深谙“人性的弱点”的牧师明显看出了他只剩一根救命草了，于是，他开玩笑地问了他一个很“无礼”的问题。这个看似“小小的”冒犯果然让彼尔的“坚强”碎了一地——他再也捡不起来，再也拼不起来，他认怂了。
这是“家族基因”的胜利，是牧师的胜利，当然也是宗教的胜利。
一切已毁。但彼尔是爱着雅格贝的，他还需要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来和她分手。这个“理由”是出轨，“正当的”出轨——他找了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姑娘，他回归了“家庭”，回归了宗教。
可怜的雅格贝。我们有多恨“渣男”彼尔，我们就有多心疼“女神”雅格贝。
生育了三个儿女之后，彼尔“觉醒”了。
他知道，他注定是孤独的，而他的妻子和儿女应该得到更好的照顾——也让他们从他的“原生家庭”中“剥离”吧。
他离开了，在旷野上独居，并有限地推进他的工程事业。
身患重病后，他终于鼓起勇气和雅格贝“和解”——其实，他一直默默关注着雅格贝，他辜负了她，却又无力地爱着她。
而他更是雅格贝一生中唯一的爱。彼尔离开后，雅格贝仍然有机会得到爱情的滋润和幸福的宠幸，但她忠于自己的内心，拒绝了前度未婚夫再次伸出的“橄榄枝”。
爱过，雅格贝无怨无悔，更何况她心中还有更大的爱。她的爱拯救不了彼尔，于是，她决定去“拯救”更多和彼尔一样有着心灵创伤的孩子。在某种意义上，她是为了彼尔而投身慈善事业的——这是最深沉的爱，也是最广阔的爱。
临终前，彼尔实施了他最后的“救赎”，以微薄的遗产和伟大的“工程”融入雅格贝的慈善事业。雅格贝当然是毫不犹豫地接纳了他——其实，她一生中从未拒绝过他。
最后，幸运儿彼尔又成了幸运儿。
《幸运儿彼尔》不是惊艳之作，但它对“原生家庭”的“解剖”，是细腻的、深刻的，是有温度的，是直指人心的。
比利·奥古斯特的叙事和影像都很“古典”，人物的“立体感”很“古典”，影片的感染力也很“古典”——年届七旬的比利·奥古斯特给我们带来这部“古典的”佳作，是他创作力衰退后的一次闪亮的“回勇”。
希望比利·奥古斯特“回勇”后，越战越勇，拿出更震撼的作品来！
PS：和《善意的背叛》一样，电影版之外，《幸运儿彼尔》还有电视版，分为四集，已经在丹麦播出，希望不久的将来我们也能够看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