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8-12-09
便利店的小女仆 • 秋菊打官司:关于秋菊的法律思考
《秋菊打官司》是一部关于现实农村的生活影片，也是90年代的普法影片。故事从秋菊带着庆来镇上看病展开，以盖辣子楼为引子，庆来气急败坏的“诅咒”，村长王善堂踢庆来，秋菊一级一级的要说法，到最后的反转，整个故事线结构完整清晰，让人不得不赞叹，早期张艺谋在故事剪裁方面有着他人无法媲美的逻辑优势。
当然张艺谋的导演技巧多么高超暂且不表，该片所表达的在乡土中国下的人情社会以及中国发展初期的法律之间的矛盾更是令人深思和探讨的。
这部片子以秋菊要“说法”为最大的故事主线，看完整部影片，我们会发现秋菊要的说法只不过是村长的一句道歉而已。但是从乡公安的调解书到县公安以及市公安的判决书中，我们看到司法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条例》判决王善堂对秋菊庆来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并没有法律强制性要求王善堂必须要对被害人道歉，而这个真诚实意的道歉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从王善堂把钱扔在地上，甚至到最后连夜送难产的秋菊去医院以后，他依然咬定送你去医院和打官司是两回事，法律就是那么判的，赔钱就赔钱，但我就是不跟你道歉。这是让秋菊感到气愤并一直坚持上诉的原因，但是当秋菊最后行政复议，去法庭起诉的时候，法院的判决时这样说的：为维护正当的行政法律关系，保障行政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52条一款，第54条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于是秋菊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是她官司输了，王善堂也不明白，不盖辣子楼是法律说的，这一个个的判决都是法律说的，他王善堂哪里错了？
在中国社会分为两套秩序，一是乡土社会的民间秩序，一是国家的法律秩序。在农村，尤其是在法治概念才刚刚兴起的90年代的农村社会，最大的权力者是村长，大家无论什么事大事小事都会找村长，所以人情是那个圈子中的关系纽带。那种人情关系直至现在都可以说是中国社会的基础文化，所以当法律开始掌握社会秩序的主导权的时候，必然会和人情发生冲突。在现代秩序中，评判行为是法律，是一成不变的规则，联系人之间的关系时合作关系或者利益，利益是人们的追求。
而这里的秋菊，她是想通过现代秩序来解决一个人情问题。但无疑法律是没有办法顾及到秋菊真正的诉求的，在一个文化水平并不高的农村妇女心里，无论是民事调解还是法院起诉，她是一点都不懂的，在她心里只有最质朴的对和不对的观念。真正让她释怀的是村长不计前嫌的送难产的她去医院。所以最后的镜头拉到秋菊那张茫然的脸上的时候，一切都显的那么滑稽可笑又同样的无助。所以很多人都在问，在人情中国怎样推行法治？
康德提出过二律背反律。它指双方各自依据普遍承认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公认的两个命题之间的矛盾冲突。本片所讲的人情伦理（感性领域）和法律制度（理性领域）是符合二律背反律的。亚里士多德说法律是最没有感情的智慧，它具有一种为人治所不能做到的公正性质。人情味变味很容易影响司法公正，对依法行政产生很多的障碍。现代社会很多滥用职权、贪污腐败的案件都是由人情味变味引起的。我国著名法学家王利明教授曾说，法律和人情具有各自的逻辑，两个维度不同，但各自发挥其影响，如果允许人情过多地介入到法律中来，会产生到负面的、消极的作用。但是现在我们发现，法律越来越健全了，人情却从来没有消减的趋势，反而越来越发达的媒体称为人情传递的最佳载体，在现在这个社会掌控社会秩序和法律落实的仿佛已不是明定的法律条文和司法机关的专业公正，而是媒体传达来的社会舆论。比如“辱母案”和“张扣扣复仇案”都是社会舆论引导法律判决的鲜明例子。当然，现代社会肯定不会是冷冰冰的，人与人之间需要亲情和温暖。但同时又需要明确的规矩来约束人的行为。所以现代法律一定会体现当代社会的基本道德，比如“公序良俗原则”等。虽然法律的判决不是绝对的，但是法律应当成为调解社会秩序的强有力标准，而绝不是感性的人情。
当然法律在发展过程中，应当更加科学的将人最基本的情感加以规划，但是此时此刻我们更应该去相信，能维护社会秩序，保护我们的合法权益的只有法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