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7-11-18
好妞说爱 • 人生:个体自我与传统伦理间之“两难”取舍——评电影《人生》
雷蒙·威廉姆斯的名著《关键词》之“现代”条目，将“现代”与发展、进步联系起来，也就是说，现代是在进步的时间轴线上展现出来的。进步与发展的概念从现代性的时间观念、特别是直线进化或进步的理念中产生出来。一个国家或社会的现代性发展问题与效率密切联系在一起；而发展主义的另一个特征，就是把成功的发展模式当作普遍的发展模式，并认为这些模式试用于所有的地区。这是一个典型的现代性叙事。中国现代性话语最主要的特征之一，就是诉诸“中国/西方”、“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的语式来对中国问题进行分析。西方、现代、发展、进步的对立面就是东方、传统、守旧和落后。以西方为参照，追求现代、发展和进步是中国国家现代性叙事的主要目标。这种宏大的现代性叙事对于个体生命最主要的影响就是个体期望融入国家现代性叙事的话语中心，以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这种自我的实现就是个体主体性的建构。任何一个国家和地方，中心和边缘都是相对的。从全球视野出发，西方发达国家是世界的中心，因为他们掌握了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话语权。从国家范围来看，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权力的核心地带——首都，是一个国家的中心；从城市地区角度观察，大城市比小城市更具中心意义；小城市又比乡村更接近中心位置。那么，对于乡村人而言，只有进入城市才能进入国家现代性叙事整体计划中去，才能实现自我发展的梦想。相对而言，“乡村”仍然是传统、守旧、落后的代名词，远离现代性叙事的核心话语。由此，中国现代性叙事话语的两个对立项“传统与现代”就转换为“乡村与城市”之间的二元对立。
改革开发之前的现代中国以政治标准和阶级成分来划分人的等级，工农兵则成为中国政治意义上的主体与中心。改革开发之后，中国国家现代性叙事的目标从政治解放转移到了经济建设。城市建设首当其中，承载起了中国经济建设与共同富裕的重大使命，同时也是最先受到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政治经济实惠的地方。与之相对，农村的建设则滞后很多，城乡之间因贫富差距而造成社会地位与自我感觉上的巨大不平等和优劣区别。于是乡村中有识有抱负的年轻人，怀揣对现代文明的美好憧憬，毅然踏上了进城之路；他们在城市中辛勤劳作、努力奋斗，享受着城市现代文明的美丽风景，也受到各种各样的伤害。在情绪低落的时候，他们会想到自己的家乡——乡村，那是生养他们的地方，是他们永远的最亲切的港湾，无论他们是贫穷还是富有，卑贱还是高贵，家乡——亲人，永远敞开他们博大的胸怀，用她们纯朴而无私的爱接纳他们受伤的心灵。由此，在对现代性话语的批判之中，乡村——城市的二元关系颠倒过来，在道德、亲情、伦理等人性内涵方面，乡村又成为美丽乌托邦的代名词，城市则变成了道德沦丧、亲情消失的人间地狱。对启蒙现代性的批判，对乡村传统温情的留恋，是八十年代第四代导演表现传统与现代、乡村与都市景观交替的电影所无法割舍的情怀。如丁荫楠的影片《逆光》、滕文骥的影片《都市里的村庄》、吴天明的影片《人生》、胡柄熘的影片《乡音》等等。乡村与都市、传统与现代两种文化/文明的冲突构成了这类影片基本的叙事结构，也形成了视听层面上两种造型体系的对立。而在对待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态度上，电影创作者的态度有时却是暧昧不明的。在理性上，他们清楚地看到现代化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是历史的趋势，是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是进步、是科学、是民主、是自由，是解放；但在情感上，他们又表现出对于生存其间数十年的母体文化的难以割舍的依恋。在艺术文本上，便出现感情与理智的“错位”。
而电影《人生》更是集中体现了一代人对个体自我人生问题的思考，反映了现代性总体叙事过程中个体自我内心的困惑与迷茫以及选择的两难，这也是当时青年们人生中所存在的普遍问题和困扰。
一、 启蒙现代性叙事与个体自我建构的努力
根据汪民安的说法，启蒙现代性叙事从西方16世纪的欧洲开始。
从16世纪开始，欧洲社会生活开始从神圣的超验领域退却了，它们越来转向世俗的实践性退却，同时伴随着观念领域的世俗化退却。这个从神圣到世俗的过程，一般被看做是“启蒙现代性”的过程，也就是说，欧洲从16-18世纪展开了启蒙现代性的叙事。
欧洲的16-18世纪是现代性的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随着教会神权的衰落，世俗化潮流的不可阻挡，伴随而来的是：“个人被发现，经验和理性开始统治大地，自由和民主的观念扎下根来”。由此可见，个体、理性、自由这三者是启蒙现代性叙事的核心内容。
电影《人生》根据路遥中篇小说《人生》而改编。这篇小说，原载《收获》1982年第三期，获1981——1982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是作者路遥的成名作。 在这篇小说中，路遥表达了他对自己最为熟悉的生活——“城市交叉地带”的思考。不论在物质还是在精神上，路遥思考并理解了这一现象，即在城市化浪潮汹涌而来的种种冲击中，他提出了农村知识青年的自我选择和身份认同的问题。
电影主人公高加林是在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城乡交叉带中进行人生选择和自我建构的。他在农村、非城市、城市、非农村最后又回到农村这样一个庞大的城乡立交桥中演绎着悲喜人生。农村与城市、非城市与非农村之间的关系可以用下面的方阵图来演绎：
在这个图形中，可以发现从农村到非城市到非农村到城市最后又回归到农村的这样一个循环结构，正是高加林的自我经历过否定和肯定的双重超越后，向传统的回归。
（一） 农民身份认同的痛苦与自我意识的觉醒
电影从高加林的工作被人挤掉（大队支书的儿子顶替了他，他当了三年的老师都被挤兑了下来）说起。高加林高中毕业后，本可以留在小学任教，但这个名额却被大队长高明楼拿去给了自己的儿子。加林对此非常生气，并受到很大打击。加林带着失意回村劳动。电影用特写加近景镜头展现高加林肉体上的自虐和精神上的苦闷：第一次下地劳动，高加林完全光着上身，一声不吭，发疯似地挖地。不一会儿，他的双手便打满了泡，他也不再乎，仍然疯狂地挖。泡破了，手上很快渗出了血，加林仍旧拼命干活。高加林并不排斥自己的农民身份，然而，他的内心却没法在农村的这块土地上求得平衡，他向往城市的进步，渴望自我价值的实现，而农村的劳动和生活永远也无法满足加林自我实现的欲望。他曾对父辈们说道“……你们有你们的活法，我有我的活法，我不愿意再像你们一样在这高圪垃的土山上刨挖一辈子。”影片中还有这样一个细节：高加林晚上挑粪，经过一在院子乘凉的城市妇女身边，对方抱怨他臭，高加林怒不可遏。晚上，高加林洗完澡，坚定无比地对自己说：“我一定要到这里来，我有知识，有文化，这里的年轻人哪一个比我强？……”话语中流露出不服气，和对不公平人生的反抗。可见高加林内心渴望打破城乡等级差别和出生论、地域决定论对个人发展的束缚，他渴望公平、公正、平等的竞争环境，渴望尊严和自我价值的实现。这是一种觉醒的个体意识。正是出于对个体尊严的渴求和维护，使得高加林不满农村人被人瞧不起的现实状态——不满是前进的车轮，从而为他走向城市、去征服城市找到现实的合法依据和心理能量。
（二） 非城市阶段——向城市进军的第一次超越
高加林等待着时机，而命运终于发生了转变。高加林的叔叔转业后当上了地区劳动局局长，高明楼怕顶高加林名额的事会得罪他，便想办法将加林安排进县委当了通讯干事。高加林终于进城了，并如愿地开始了自己喜欢的事情——写作。所谓的非城市，“在小说中可指离农村较近，包括农村和县城的城乡交叉地带。”而同时，高加林在精神气质上，也还没有摆脱乡村特质。如果说因为叔叔的关系而得以摆脱土地的束缚，从而获得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的偶然机会的话，那么高加林则以自己的踏实、勤奋和能干来证明自己成功的必然性。影片当中有这样一段组接的镜头，高加林冒着暴风雨深入新闻前线，及时地获取第一手资料，然后马上播音员便深情并茂地念出他写的富有激情和文采的通讯稿。这种工作的激情和勇于探险的精神以及认真踏实的工作态度，到现在仍然是难能可贵的优秀品质。高加林通过勤奋工作来肯定自我、实现自我价值，这正是当代优秀青年所追求的品质，即奋斗。
（三） 非乡村阶段——徘徊在传统道德与欲望对象之间
如果说“非城市”阶段侧重于从客观、地理方面去言说农村与城市的夹缝地带，那么“非乡村”阶段则主要靠近从主体精神、情感状况来表达个体主体与城市身份认同之间的过渡状况。
自尊敏感的高加林在城里并没有多少朋友。广播站播音员同时也是高加林老同学的黄亚萍是唯一走进他心灵的人，也是唯一了解他的人。对黄亚萍，他也有知己的感觉。黄亚萍为他写诗：“我愿你像一只大雁，自由地翱翔在你爱的蓝天。”与刘巧珍对他的崇拜和依恋不同的是，黄亚萍对他是一种知己之爱，或者说是心灵的伴侣。她理解高加林的心灵和追求，欣赏他的奋进，而农村青年的这种踏实肯干正是很多平庸的城市青年所缺乏的品质。她选择对象的目标也是以上进为衡量标准的，只有上进，才能创造效率和价值，这正符合国家启蒙现代性的总体叙事进程。对高加林而言，黄亚萍既拥有他努力追求的城里人身份，又是现代知识文明熏陶下的女性，她纯正的普通话、波浪卷发、还有为他写的诗歌，都是城市文明和地位的象征。面对黄亚萍大胆的示爱，他怦然心动（而对刘巧珍，他只是感动、同情和愧疚）；当黄亚萍说她们全家将要调往更加发达富裕的城市南京并要求他和她一块走时，高加林更是看到了比爱情本身更为巨大的诱惑，这将意味着理想自我价值实现的高度可能性。马斯洛认为人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具有多种动机和需要，包括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自尊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其中自我实现的需要是超越性的，追求真、善、美，将最终导向完美人格的塑造，高峰体验代表了人的这种最佳状态。
而远在乡下的刘巧珍却一直思念着高加林。刘巧珍到城里来看望高加林，她兴奋地说着一大堆关于母猪生孩子之类的话题，却丝毫引起不了他的兴趣。这种兴趣爱好的差异，明显地彰显高加林和她之间的距离，当然最主要的是她不是他的欲望对象。她只是他失意时为他抚平心灵创伤的温柔慰藉，而黄亚萍则是能助他翱翔于蓝天的人生知己。高加林与黄亚萍的结合不仅仅是男女之间的两性相吸，也意味着与欲望对象的结合，或者自我价值的实现。
（四）城市梦的破碎——无奈的回归
高加林欲借与黄亚萍的联姻，来肯定自我，实现自我超越和城市身份认同的梦想，这一美好愿望却遭到了现实无情的暗算。本以为能与黄亚萍双宿双飞的高加林，因黄亚萍前男友母亲气愤于儿子被抛弃的事情举报他依靠走后门到县委工作，于是高加林被解职回乡。高加林朝向城市、征服城市的路，由此走到尽头，而回归是他唯一的、也是无奈的选择，高加林向观众展现了个人英雄主义的失败。
高加林的追求，一方面是欲将个体自我纳入到整个社会现代性宏大叙述洪流中去；另一方面，也是一种世俗的选择，这正好与西方启蒙现代性所产生时的世俗化潮流具有某种程度上的相似。
按照利奥·斯特劳斯的说法，在西方现代性的开端处，站着的是政治性的诡计多端的马基雅维利。他是第一个将自己的理论抱负置放在务实的现实政治上的。同讲究“理想国”的古人不同，他不关心远大的神圣的甚至带点虚幻色彩的理想，他只关心具体的现实统治技术。在马基雅维利之前的西方哲人那里，德性是最高目的，个人的权利、激情和欲望都屈从于德性。没有一个以自然秩序为基础的理想国，倒是人的意志在操纵政治社会，人的意志可以自由选择。是马基雅维利颠倒了这个“陈规”：工具和手段成了最高目的，德性屈从于现实的政治统治。“人，在马基雅维利的文艺复兴时代被发现，在路德的宗教改革运动中从教会解放出来，在培根和笛卡尔的17世纪，开始成为自然界的理性主宰。”从马基雅维利务实的现实政治，到培根的“知识是巨大的工具性力量”，启蒙现代性所带来的巨大历史进步价值是空前的，但也种下了被后人所诟病的工具理性的种子。
中国传统社会一直遵循儒家思想价值观，而儒家以“仁”为核心的思想，强调的就是以德为本。这正好与注重个体价值的启蒙现代性发生冲突。因此，电影《人生》中高加林的出走，因为其追求个人利益而有违传统道德，就无可避免地受到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之深的第四代导演之一吴天明的批判。
二、 对个体主体的微词
电影对小说原著《人生》作了较大的改动，也与路遥对待其小说主人公的态度不大一致。其中最明显变化之一就是对高加林人生观态度的变化。电影主人公高加林在路遥小说中还有一个类似的原型，那就是《平凡的世界》的主人公孙少平。孙少平是农民子弟，贫困，自尊，学习优秀，劳动也积极，是作者正面描写的对象。孙少平少时那种羞怯、自尊的心理在当时引起很多人的共鸣，同时他发奋图强的精神也激励了当时无数青年。《平凡的世界》因此成为上个世纪80年代青年朋友的励志读物。《平凡的世界》所表现出来的思想主题以及主要人物的精神品格都与整个国家民族的现代性宏大叙事是一致的，它也因此获得中国主流文学最高奖项荣誉——矛盾文学奖。
如果在小说中，农村还是饥饿、贫困、落后的象征，从孙少平在学校的一系列穷困的表现和因此而带来的自卑、窘迫的心境就可以看出来，“农村”是穷困、卑微、落后的代名词，给人的内心造成一种“耻辱”感。孙少平也正是因为贫穷而“耻辱”，因为“耻辱”而发奋。可是在电影中，我们在任何农村人的身上都看不到“自卑”、“落后”、“耻辱”的迹象。除了高加林对农村生活没有热情、不感兴趣之外，其他人都热爱自己的故土，并对自己的身份有着相当程度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如刘巧珍所说的：“当农民有什么不好，农民一大茬呢。农村空气好，山清水秀，只要有家，…就是幸福的。”农村空气好，山清水秀，优美的自然环境与城市的钢铁大厦、乌烟瘴气形成鲜明对比，因而乡村便成为很多人理想的居所，成了一个人失意时精神的港湾，是人精神的归宿。这样，无疑就给高加林的出走、追求城市工作和城市人的身份增加了批判色彩。这是乡村乌托邦叙事的特征之一，即对乡村环境的诗化。在中国当代电影中，对乡村环境进行诗化几乎是农村题材影片的一大特色。
乡村乌托邦叙事特征之二是对人情的美化，这一点体现在电影《人生》中则是对刘巧珍这个人物形象的赞美。刘巧珍是电影塑造的中国传统理想女性的代表，她单纯、善良、温柔、宽容，尤其对爱情无怨无悔。在高加林失意的时候，她接纳了他，无私地关心、爱护他，在高加林进城之后，她又无时不刻不牵挂着他；当高加林抛弃了她之后，她除了独自伤心痛苦之外，也从来没有怨恨过他，而且还要自己的姐姐也不要怪罪他。她对高加林的爱是无私奉献型的。像这样的女性中国电影和文学中都有不少表现。著名的如张贤亮的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的黄香九、《绿化树》中的马缨花就是此类无私奉献型的代表。根据张贤亮小说《灵与肉》改编的《牧马人》（谢晋导演）电影中，农村姑娘李秀芝对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到西北牧场劳动的许灵均无微不至地关怀和照顾，也是这类女性的典型代表。同样也是谢晋的电影，《天云山传奇》中的冯晴岚，除了兼具中国传统女性所有美德之外，更是像地母一样，成为了负有“拯救”使命的女神。
由此，电影《人生》中高加林对刘巧珍的抛弃，就成为立足于乡土本位的导演所批判的行为。高加林面对着两个世界，同时也是两种人生的选择。一种是传统的生活方式，如德顺爷一般整日面朝黄土背朝天，耕种着贫瘠的土地，守着微薄的收入，娶一个不识字的老婆，数十年如一日地重复这千年的轮回。另外一种生活方式则是高加林在图书馆画报上看到并由衷憧憬的现代都市生活——高楼大厦、现代化交通工具、有文化、有知识的妻子（黄亚萍与高加林恋爱的媒介是诗歌，而刘巧珍却大字不识，没有文化）。有才学、有追求、有抱负的高加林是不甘心做一辈子农民的，在两种生活之间，他选择了留在大城市过现代化的生活，为此，他狠心地拒绝了刘巧珍的爱情。
在电影导演看来，对刘巧珍的抛弃，既是对传统乡村美好人情的抛弃，也是一种忘本，即忘了自己从何而来，从何而生了。影片借高加林父亲之口，对高加林这一忘本的行为进行了谴责：“你该把根扎在咱们土里，可如今你却变成豆芽菜了，一点点土都没有了。你把良心都卖了，巧珍那么好个娃娃，那是块金子呢。你把人家搁在半路上，你呀你，作孽啊。”于是，原来在路遥的小说中所正面表现的人物到了电影中便成为了一个“负心汉”。这样，高加林就成为了一个中国当代式的“于连”。
高加林的困惑体现了在现代文明与传统道德之间的两难选择。影片如实地反映了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城市文明给农村青年所带来的诱惑，同时，也反映出城市青年面对传统道德温情的恋恋难舍。由此，也表现出导演的矛盾心态。电影的理想主人公刘巧珍，喜欢的正是有知识有文化的高加林。电影中刘巧珍的妹妹一语道出了刘巧珍的心事：“二姐虽然没念过书，但心里喜欢有文化的人”；可有知识有文化的高加林却不喜欢她。面对这一现实，影片也给人一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感觉。现代文明的步伐是挡不住的，而我们心中的道德理想也正在日薄西山。
总之，电影对小说的改写，加重了对高加林道德的批判，可见导演十分注重传统道德对人心灵的约束。电影反映了导演对传统社会道德模式的固守与依恋，但不可阻挡的现代文明，又对传统价值观造成冲击。因此，影片流露出淡淡的忧伤情绪。
导演的这种态度反映了对启蒙现代性的隐约批判，以及对传统美好人性的依恋。但这种启蒙姿态是温和、保守的，远不如第五代那样激进，因此具有过渡性质。
本文选自颜小芳著《从主体建构到自我解构——中国新时期以来电影中农民形象演变的符号学考察》，苏州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改革开发之前的现代中国以政治标准和阶级成分来划分人的等级，工农兵则成为中国政治意义上的主体与中心。改革开发之后，中国国家现代性叙事的目标从政治解放转移到了经济建设。城市建设首当其中，承载起了中国经济建设与共同富裕的重大使命，同时也是最先受到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政治经济实惠的地方。与之相对，农村的建设则滞后很多，城乡之间因贫富差距而造成社会地位与自我感觉上的巨大不平等和优劣区别。于是乡村中有识有抱负的年轻人，怀揣对现代文明的美好憧憬，毅然踏上了进城之路；他们在城市中辛勤劳作、努力奋斗，享受着城市现代文明的美丽风景，也受到各种各样的伤害。在情绪低落的时候，他们会想到自己的家乡——乡村，那是生养他们的地方，是他们永远的最亲切的港湾，无论他们是贫穷还是富有，卑贱还是高贵，家乡——亲人，永远敞开他们博大的胸怀，用她们纯朴而无私的爱接纳他们受伤的心灵。由此，在对现代性话语的批判之中，乡村——城市的二元关系颠倒过来，在道德、亲情、伦理等人性内涵方面，乡村又成为美丽乌托邦的代名词，城市则变成了道德沦丧、亲情消失的人间地狱。对启蒙现代性的批判，对乡村传统温情的留恋，是八十年代第四代导演表现传统与现代、乡村与都市景观交替的电影所无法割舍的情怀。如丁荫楠的影片《逆光》、滕文骥的影片《都市里的村庄》、吴天明的影片《人生》、胡柄熘的影片《乡音》等等。乡村与都市、传统与现代两种文化/文明的冲突构成了这类影片基本的叙事结构，也形成了视听层面上两种造型体系的对立。而在对待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态度上，电影创作者的态度有时却是暧昧不明的。在理性上，他们清楚地看到现代化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是历史的趋势，是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是进步、是科学、是民主、是自由，是解放；但在情感上，他们又表现出对于生存其间数十年的母体文化的难以割舍的依恋。在艺术文本上，便出现感情与理智的“错位”。
而电影《人生》更是集中体现了一代人对个体自我人生问题的思考，反映了现代性总体叙事过程中个体自我内心的困惑与迷茫以及选择的两难，这也是当时青年们人生中所存在的普遍问题和困扰。
一、 启蒙现代性叙事与个体自我建构的努力
根据汪民安的说法，启蒙现代性叙事从西方16世纪的欧洲开始。
从16世纪开始，欧洲社会生活开始从神圣的超验领域退却了，它们越来转向世俗的实践性退却，同时伴随着观念领域的世俗化退却。这个从神圣到世俗的过程，一般被看做是“启蒙现代性”的过程，也就是说，欧洲从16-18世纪展开了启蒙现代性的叙事。
欧洲的16-18世纪是现代性的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随着教会神权的衰落，世俗化潮流的不可阻挡，伴随而来的是：“个人被发现，经验和理性开始统治大地，自由和民主的观念扎下根来”。由此可见，个体、理性、自由这三者是启蒙现代性叙事的核心内容。
电影《人生》根据路遥中篇小说《人生》而改编。这篇小说，原载《收获》1982年第三期，获1981——1982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是作者路遥的成名作。 在这篇小说中，路遥表达了他对自己最为熟悉的生活——“城市交叉地带”的思考。不论在物质还是在精神上，路遥思考并理解了这一现象，即在城市化浪潮汹涌而来的种种冲击中，他提出了农村知识青年的自我选择和身份认同的问题。
电影主人公高加林是在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城乡交叉带中进行人生选择和自我建构的。他在农村、非城市、城市、非农村最后又回到农村这样一个庞大的城乡立交桥中演绎着悲喜人生。农村与城市、非城市与非农村之间的关系可以用下面的方阵图来演绎：
在这个图形中，可以发现从农村到非城市到非农村到城市最后又回归到农村的这样一个循环结构，正是高加林的自我经历过否定和肯定的双重超越后，向传统的回归。
（一） 农民身份认同的痛苦与自我意识的觉醒
电影从高加林的工作被人挤掉（大队支书的儿子顶替了他，他当了三年的老师都被挤兑了下来）说起。高加林高中毕业后，本可以留在小学任教，但这个名额却被大队长高明楼拿去给了自己的儿子。加林对此非常生气，并受到很大打击。加林带着失意回村劳动。电影用特写加近景镜头展现高加林肉体上的自虐和精神上的苦闷：第一次下地劳动，高加林完全光着上身，一声不吭，发疯似地挖地。不一会儿，他的双手便打满了泡，他也不再乎，仍然疯狂地挖。泡破了，手上很快渗出了血，加林仍旧拼命干活。高加林并不排斥自己的农民身份，然而，他的内心却没法在农村的这块土地上求得平衡，他向往城市的进步，渴望自我价值的实现，而农村的劳动和生活永远也无法满足加林自我实现的欲望。他曾对父辈们说道“……你们有你们的活法，我有我的活法，我不愿意再像你们一样在这高圪垃的土山上刨挖一辈子。”影片中还有这样一个细节：高加林晚上挑粪，经过一在院子乘凉的城市妇女身边，对方抱怨他臭，高加林怒不可遏。晚上，高加林洗完澡，坚定无比地对自己说：“我一定要到这里来，我有知识，有文化，这里的年轻人哪一个比我强？……”话语中流露出不服气，和对不公平人生的反抗。可见高加林内心渴望打破城乡等级差别和出生论、地域决定论对个人发展的束缚，他渴望公平、公正、平等的竞争环境，渴望尊严和自我价值的实现。这是一种觉醒的个体意识。正是出于对个体尊严的渴求和维护，使得高加林不满农村人被人瞧不起的现实状态——不满是前进的车轮，从而为他走向城市、去征服城市找到现实的合法依据和心理能量。
（二） 非城市阶段——向城市进军的第一次超越
高加林等待着时机，而命运终于发生了转变。高加林的叔叔转业后当上了地区劳动局局长，高明楼怕顶高加林名额的事会得罪他，便想办法将加林安排进县委当了通讯干事。高加林终于进城了，并如愿地开始了自己喜欢的事情——写作。所谓的非城市，“在小说中可指离农村较近，包括农村和县城的城乡交叉地带。”而同时，高加林在精神气质上，也还没有摆脱乡村特质。如果说因为叔叔的关系而得以摆脱土地的束缚，从而获得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的偶然机会的话，那么高加林则以自己的踏实、勤奋和能干来证明自己成功的必然性。影片当中有这样一段组接的镜头，高加林冒着暴风雨深入新闻前线，及时地获取第一手资料，然后马上播音员便深情并茂地念出他写的富有激情和文采的通讯稿。这种工作的激情和勇于探险的精神以及认真踏实的工作态度，到现在仍然是难能可贵的优秀品质。高加林通过勤奋工作来肯定自我、实现自我价值，这正是当代优秀青年所追求的品质，即奋斗。
（三） 非乡村阶段——徘徊在传统道德与欲望对象之间
如果说“非城市”阶段侧重于从客观、地理方面去言说农村与城市的夹缝地带，那么“非乡村”阶段则主要靠近从主体精神、情感状况来表达个体主体与城市身份认同之间的过渡状况。
自尊敏感的高加林在城里并没有多少朋友。广播站播音员同时也是高加林老同学的黄亚萍是唯一走进他心灵的人，也是唯一了解他的人。对黄亚萍，他也有知己的感觉。黄亚萍为他写诗：“我愿你像一只大雁，自由地翱翔在你爱的蓝天。”与刘巧珍对他的崇拜和依恋不同的是，黄亚萍对他是一种知己之爱，或者说是心灵的伴侣。她理解高加林的心灵和追求，欣赏他的奋进，而农村青年的这种踏实肯干正是很多平庸的城市青年所缺乏的品质。她选择对象的目标也是以上进为衡量标准的，只有上进，才能创造效率和价值，这正符合国家启蒙现代性的总体叙事进程。对高加林而言，黄亚萍既拥有他努力追求的城里人身份，又是现代知识文明熏陶下的女性，她纯正的普通话、波浪卷发、还有为他写的诗歌，都是城市文明和地位的象征。面对黄亚萍大胆的示爱，他怦然心动（而对刘巧珍，他只是感动、同情和愧疚）；当黄亚萍说她们全家将要调往更加发达富裕的城市南京并要求他和她一块走时，高加林更是看到了比爱情本身更为巨大的诱惑，这将意味着理想自我价值实现的高度可能性。马斯洛认为人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具有多种动机和需要，包括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自尊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其中自我实现的需要是超越性的，追求真、善、美，将最终导向完美人格的塑造，高峰体验代表了人的这种最佳状态。
而远在乡下的刘巧珍却一直思念着高加林。刘巧珍到城里来看望高加林，她兴奋地说着一大堆关于母猪生孩子之类的话题，却丝毫引起不了他的兴趣。这种兴趣爱好的差异，明显地彰显高加林和她之间的距离，当然最主要的是她不是他的欲望对象。她只是他失意时为他抚平心灵创伤的温柔慰藉，而黄亚萍则是能助他翱翔于蓝天的人生知己。高加林与黄亚萍的结合不仅仅是男女之间的两性相吸，也意味着与欲望对象的结合，或者自我价值的实现。
（四）城市梦的破碎——无奈的回归
高加林欲借与黄亚萍的联姻，来肯定自我，实现自我超越和城市身份认同的梦想，这一美好愿望却遭到了现实无情的暗算。本以为能与黄亚萍双宿双飞的高加林，因黄亚萍前男友母亲气愤于儿子被抛弃的事情举报他依靠走后门到县委工作，于是高加林被解职回乡。高加林朝向城市、征服城市的路，由此走到尽头，而回归是他唯一的、也是无奈的选择，高加林向观众展现了个人英雄主义的失败。
高加林的追求，一方面是欲将个体自我纳入到整个社会现代性宏大叙述洪流中去；另一方面，也是一种世俗的选择，这正好与西方启蒙现代性所产生时的世俗化潮流具有某种程度上的相似。
按照利奥·斯特劳斯的说法，在西方现代性的开端处，站着的是政治性的诡计多端的马基雅维利。他是第一个将自己的理论抱负置放在务实的现实政治上的。同讲究“理想国”的古人不同，他不关心远大的神圣的甚至带点虚幻色彩的理想，他只关心具体的现实统治技术。在马基雅维利之前的西方哲人那里，德性是最高目的，个人的权利、激情和欲望都屈从于德性。没有一个以自然秩序为基础的理想国，倒是人的意志在操纵政治社会，人的意志可以自由选择。是马基雅维利颠倒了这个“陈规”：工具和手段成了最高目的，德性屈从于现实的政治统治。“人，在马基雅维利的文艺复兴时代被发现，在路德的宗教改革运动中从教会解放出来，在培根和笛卡尔的17世纪，开始成为自然界的理性主宰。”从马基雅维利务实的现实政治，到培根的“知识是巨大的工具性力量”，启蒙现代性所带来的巨大历史进步价值是空前的，但也种下了被后人所诟病的工具理性的种子。
中国传统社会一直遵循儒家思想价值观，而儒家以“仁”为核心的思想，强调的就是以德为本。这正好与注重个体价值的启蒙现代性发生冲突。因此，电影《人生》中高加林的出走，因为其追求个人利益而有违传统道德，就无可避免地受到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之深的第四代导演之一吴天明的批判。
二、 对个体主体的微词
电影对小说原著《人生》作了较大的改动，也与路遥对待其小说主人公的态度不大一致。其中最明显变化之一就是对高加林人生观态度的变化。电影主人公高加林在路遥小说中还有一个类似的原型，那就是《平凡的世界》的主人公孙少平。孙少平是农民子弟，贫困，自尊，学习优秀，劳动也积极，是作者正面描写的对象。孙少平少时那种羞怯、自尊的心理在当时引起很多人的共鸣，同时他发奋图强的精神也激励了当时无数青年。《平凡的世界》因此成为上个世纪80年代青年朋友的励志读物。《平凡的世界》所表现出来的思想主题以及主要人物的精神品格都与整个国家民族的现代性宏大叙事是一致的，它也因此获得中国主流文学最高奖项荣誉——矛盾文学奖。
如果在小说中，农村还是饥饿、贫困、落后的象征，从孙少平在学校的一系列穷困的表现和因此而带来的自卑、窘迫的心境就可以看出来，“农村”是穷困、卑微、落后的代名词，给人的内心造成一种“耻辱”感。孙少平也正是因为贫穷而“耻辱”，因为“耻辱”而发奋。可是在电影中，我们在任何农村人的身上都看不到“自卑”、“落后”、“耻辱”的迹象。除了高加林对农村生活没有热情、不感兴趣之外，其他人都热爱自己的故土，并对自己的身份有着相当程度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如刘巧珍所说的：“当农民有什么不好，农民一大茬呢。农村空气好，山清水秀，只要有家，…就是幸福的。”农村空气好，山清水秀，优美的自然环境与城市的钢铁大厦、乌烟瘴气形成鲜明对比，因而乡村便成为很多人理想的居所，成了一个人失意时精神的港湾，是人精神的归宿。这样，无疑就给高加林的出走、追求城市工作和城市人的身份增加了批判色彩。这是乡村乌托邦叙事的特征之一，即对乡村环境的诗化。在中国当代电影中，对乡村环境进行诗化几乎是农村题材影片的一大特色。
乡村乌托邦叙事特征之二是对人情的美化，这一点体现在电影《人生》中则是对刘巧珍这个人物形象的赞美。刘巧珍是电影塑造的中国传统理想女性的代表，她单纯、善良、温柔、宽容，尤其对爱情无怨无悔。在高加林失意的时候，她接纳了他，无私地关心、爱护他，在高加林进城之后，她又无时不刻不牵挂着他；当高加林抛弃了她之后，她除了独自伤心痛苦之外，也从来没有怨恨过他，而且还要自己的姐姐也不要怪罪他。她对高加林的爱是无私奉献型的。像这样的女性中国电影和文学中都有不少表现。著名的如张贤亮的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的黄香九、《绿化树》中的马缨花就是此类无私奉献型的代表。根据张贤亮小说《灵与肉》改编的《牧马人》（谢晋导演）电影中，农村姑娘李秀芝对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到西北牧场劳动的许灵均无微不至地关怀和照顾，也是这类女性的典型代表。同样也是谢晋的电影，《天云山传奇》中的冯晴岚，除了兼具中国传统女性所有美德之外，更是像地母一样，成为了负有“拯救”使命的女神。
由此，电影《人生》中高加林对刘巧珍的抛弃，就成为立足于乡土本位的导演所批判的行为。高加林面对着两个世界，同时也是两种人生的选择。一种是传统的生活方式，如德顺爷一般整日面朝黄土背朝天，耕种着贫瘠的土地，守着微薄的收入，娶一个不识字的老婆，数十年如一日地重复这千年的轮回。另外一种生活方式则是高加林在图书馆画报上看到并由衷憧憬的现代都市生活——高楼大厦、现代化交通工具、有文化、有知识的妻子（黄亚萍与高加林恋爱的媒介是诗歌，而刘巧珍却大字不识，没有文化）。有才学、有追求、有抱负的高加林是不甘心做一辈子农民的，在两种生活之间，他选择了留在大城市过现代化的生活，为此，他狠心地拒绝了刘巧珍的爱情。
在电影导演看来，对刘巧珍的抛弃，既是对传统乡村美好人情的抛弃，也是一种忘本，即忘了自己从何而来，从何而生了。影片借高加林父亲之口，对高加林这一忘本的行为进行了谴责：“你该把根扎在咱们土里，可如今你却变成豆芽菜了，一点点土都没有了。你把良心都卖了，巧珍那么好个娃娃，那是块金子呢。你把人家搁在半路上，你呀你，作孽啊。”于是，原来在路遥的小说中所正面表现的人物到了电影中便成为了一个“负心汉”。这样，高加林就成为了一个中国当代式的“于连”。
高加林的困惑体现了在现代文明与传统道德之间的两难选择。影片如实地反映了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城市文明给农村青年所带来的诱惑，同时，也反映出城市青年面对传统道德温情的恋恋难舍。由此，也表现出导演的矛盾心态。电影的理想主人公刘巧珍，喜欢的正是有知识有文化的高加林。电影中刘巧珍的妹妹一语道出了刘巧珍的心事：“二姐虽然没念过书，但心里喜欢有文化的人”；可有知识有文化的高加林却不喜欢她。面对这一现实，影片也给人一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感觉。现代文明的步伐是挡不住的，而我们心中的道德理想也正在日薄西山。
总之，电影对小说的改写，加重了对高加林道德的批判，可见导演十分注重传统道德对人心灵的约束。电影反映了导演对传统社会道德模式的固守与依恋，但不可阻挡的现代文明，又对传统价值观造成冲击。因此，影片流露出淡淡的忧伤情绪。
导演的这种态度反映了对启蒙现代性的隐约批判，以及对传统美好人性的依恋。但这种启蒙姿态是温和、保守的，远不如第五代那样激进，因此具有过渡性质。
本文选自颜小芳著《从主体建构到自我解构——中国新时期以来电影中农民形象演变的符号学考察》，苏州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