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8-11-21
frozenmoon • 罪人:迷途羔羊启示录
（文/杨时旸）
《罪人》某种程度上算是独角戏，一切都发生在一个房间内，依靠音效、配音和拟音让观众与主角同时沉浸和共情，观众要依赖大量脑补，得以自己想象出另一部分未曾呈现出的画面。从这个角度去看，《罪人》更趋近于文学而不是电影，它需要观众自己发挥主观想象参与文本构建。
有人说，这部电影有时让人想起《活埋》中技巧的运用，但它更容易让人想起汤姆·哈迪主演的那部《洛克》，一个处于封闭空间的男人不停地接打电话，伴随着随时可能崩溃的情绪。只不过这一次的男主角Asger Holm是一名警察，因为牵涉一桩官司被暂时调岗至报警接线平台，他终日面对酒鬼和怨妇在电话另一端无聊的奚落，直到偶然接到了一个女士奇怪的呼救，语气里都是闪躲和急切，Asger Holm还是听出了异样，一直在和她用各种暗语交流，大致知道，她被自己的前夫绑架，在一辆货车上正驶向不知道什么地方。他开始竭尽全力协调警力寻找这辆车，并且联系到了女人家中的孩子。他觉得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但最终却发现，事情从最初就指向了错误的方向。
《罪人》的故事被严格限定于一个房间，没有任何外景，镜头逼视着男主角的脸，灯光垂落下来，唯一的起伏是他的面部表情。从形式上，这更像是个单镜头的纪录片，有人提着摄像机意外撞上了这接听平台中的戏剧性一幕，除了用镜头对准他之外别无他法，所以，就只能如此，跟随他的喜怒哀愁，竭力收纳、倾听电话听筒另一端的细碎声音——风响起来、雨滴下来、车门摇摆吱扭吱扭、啜泣、叹息、挂断的忙音……声音愈发催促我们在大脑中自己编织图像，隐匿的却更加显形。逼仄的空间像无法撞破的牢笼，声音却又可以无限延伸连接外部广阔世界。这二者之间的悖反与撕扯形成的独特力道成就了这部电影。
“空间”对于这部电影而言，有着特殊的意义，首先，是实体空间，这间屋子和外界形成的独特关系，其次，更重要的是心理空间和精神空间。这个故事的明线是关于Asger Holm解救一次绑架案的故事，而暗线却有关于他解救自我，故事用非常节制的篇幅和方式交代了暗线，他作为警察牵涉进的一桩案件审判在即，他和同僚串供，希望能让自己脱身，重返岗位。如果说，他正在进行的那次电话解救人质是戏剧的肉身，那么，埋藏在他心里的那桩和自己有关的案件就才是戏剧的精神，这一表一里搭扣成了一个微妙的结构，互相拉拽愈发紧绷。
而“罪人”的指涉在电影中时而暧昧又时而清晰，有时指向外部，最终指向自身。最初去看，“罪人”显然指的是电话那端正在犯罪的人，而最终，人们却发现，罪人不是他人而是Asger Holm本人。像所有这类强调形式的故事一样，《罪人》注定充满反转，开始认定的女人是受害者，前夫是施害者的模型被打破了，女人才是罪犯，因为精神疾患的折磨杀死了自己的一个孩子，而这个转折的时刻，也开始让Asger Holm向内审问自己，他的自信、傲慢甚至自以为是造成了这一切，自己所做的到底是对还是错呢？所以，这是一个关于好心做坏事的故事吗？当然没那么简单，如果愿意揣摩，很快就能看出，它更像一种宗教故事的变形，某种程度上，外界突然降临的那个求救电话，电话那头正在发生的案件，像是一桩启示、考验与提点，Asger Holm如迷途羔羊，在历经这一次事件之后，重新悟出自己该何去何从。最初他想掩盖自己的罪行，而现在，他决定承认自己“罪人”的身份。所以，《罪人》有着浓厚的宗教意识和赎罪情结，他通过一次向外的探寻与干涉，完成了一次向内的自我检视与道德重构。电话背后的事情到底是否真的发生过？或许已经不那么重要，一切未曾亲见，只是远处传来的声音改变了一个人，这已经像是神启。
《罪人》某种程度上算是独角戏，一切都发生在一个房间内，依靠音效、配音和拟音让观众与主角同时沉浸和共情，观众要依赖大量脑补，得以自己想象出另一部分未曾呈现出的画面。从这个角度去看，《罪人》更趋近于文学而不是电影，它需要观众自己发挥主观想象参与文本构建。
有人说，这部电影有时让人想起《活埋》中技巧的运用，但它更容易让人想起汤姆·哈迪主演的那部《洛克》，一个处于封闭空间的男人不停地接打电话，伴随着随时可能崩溃的情绪。只不过这一次的男主角Asger Holm是一名警察，因为牵涉一桩官司被暂时调岗至报警接线平台，他终日面对酒鬼和怨妇在电话另一端无聊的奚落，直到偶然接到了一个女士奇怪的呼救，语气里都是闪躲和急切，Asger Holm还是听出了异样，一直在和她用各种暗语交流，大致知道，她被自己的前夫绑架，在一辆货车上正驶向不知道什么地方。他开始竭尽全力协调警力寻找这辆车，并且联系到了女人家中的孩子。他觉得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但最终却发现，事情从最初就指向了错误的方向。
《罪人》的故事被严格限定于一个房间，没有任何外景，镜头逼视着男主角的脸，灯光垂落下来，唯一的起伏是他的面部表情。从形式上，这更像是个单镜头的纪录片，有人提着摄像机意外撞上了这接听平台中的戏剧性一幕，除了用镜头对准他之外别无他法，所以，就只能如此，跟随他的喜怒哀愁，竭力收纳、倾听电话听筒另一端的细碎声音——风响起来、雨滴下来、车门摇摆吱扭吱扭、啜泣、叹息、挂断的忙音……声音愈发催促我们在大脑中自己编织图像，隐匿的却更加显形。逼仄的空间像无法撞破的牢笼，声音却又可以无限延伸连接外部广阔世界。这二者之间的悖反与撕扯形成的独特力道成就了这部电影。
“空间”对于这部电影而言，有着特殊的意义，首先，是实体空间，这间屋子和外界形成的独特关系，其次，更重要的是心理空间和精神空间。这个故事的明线是关于Asger Holm解救一次绑架案的故事，而暗线却有关于他解救自我，故事用非常节制的篇幅和方式交代了暗线，他作为警察牵涉进的一桩案件审判在即，他和同僚串供，希望能让自己脱身，重返岗位。如果说，他正在进行的那次电话解救人质是戏剧的肉身，那么，埋藏在他心里的那桩和自己有关的案件就才是戏剧的精神，这一表一里搭扣成了一个微妙的结构，互相拉拽愈发紧绷。
而“罪人”的指涉在电影中时而暧昧又时而清晰，有时指向外部，最终指向自身。最初去看，“罪人”显然指的是电话那端正在犯罪的人，而最终，人们却发现，罪人不是他人而是Asger Holm本人。像所有这类强调形式的故事一样，《罪人》注定充满反转，开始认定的女人是受害者，前夫是施害者的模型被打破了，女人才是罪犯，因为精神疾患的折磨杀死了自己的一个孩子，而这个转折的时刻，也开始让Asger Holm向内审问自己，他的自信、傲慢甚至自以为是造成了这一切，自己所做的到底是对还是错呢？所以，这是一个关于好心做坏事的故事吗？当然没那么简单，如果愿意揣摩，很快就能看出，它更像一种宗教故事的变形，某种程度上，外界突然降临的那个求救电话，电话那头正在发生的案件，像是一桩启示、考验与提点，Asger Holm如迷途羔羊，在历经这一次事件之后，重新悟出自己该何去何从。最初他想掩盖自己的罪行，而现在，他决定承认自己“罪人”的身份。所以，《罪人》有着浓厚的宗教意识和赎罪情结，他通过一次向外的探寻与干涉，完成了一次向内的自我检视与道德重构。电话背后的事情到底是否真的发生过？或许已经不那么重要，一切未曾亲见，只是远处传来的声音改变了一个人，这已经像是神启。
罪人Den skyldige(2018)
又名：来电追缉(港) / 厄夜追缉令(台) / The Guilty
上映日期：2018-01-21(圣丹斯电影节) / 2018-06-14(丹麦)片长：85分钟
主演：雅各布·克德格恩 Jakob Cedergren/杰西卡·迪内奇 Jessica Dinnage/奥玛尔·沙加威 Omar Shargawi/约翰·奥尔森 Johan Olsen/雅各布·乌尔里克·罗曼 Jakob Ulrik Lohmann/西蒙·本尼杰格 Simon Bennebjerg/劳拉·布罗 Laura Bro/蒙坦·瑟贝尔 Morten Suurballe/莫滕·桑博 Morten Thunbo/安德斯·布林克·马德森 Anders Brink Madsen/马特·福勒 Matt Fowler
导演：古斯塔夫·莫勒 Gustav Möller编剧：古斯塔夫·莫勒 Gustav Möller/埃米尔·尼加德·阿尔伯森 Emil Nygaard Alberts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