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8-04-01
非虚构 • 丹东:导演说
这是一部从新的视角探索和评价法国大革命的历史片，揭示了革命阵营内部的国民公会与救国委员会、公安委员会之间在政策和路线上的矛盾与斗争。在山岳派取代吉伦特派掌权后，成立了以罗伯斯庇尔为首的公安委员会，为了镇压反革命暴乱和打击投机分子而实行的恐怖政策，因打击面过宽而造成人人自危，在雅各宾派内部分裂出以丹东为首的宽容派，他们主张立即结束恐怖政策，使人民得以休养生息，这一主张深得民心。
波兰导演瓦依达执导的这部影片，成功地再现了法国大革命成功后进入第四年时，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民不聊生的现实，面包店前的长龙比比皆是，庞大的警察机构大权在握，横行乡里，断头台下的鲜血流淌成河，对这一切已不胜厌倦的民众怨声载道，人们不禁要问：虽然王朝被推翻了，但在斗争中付出鲜血和生命的广大民众究竟获得了什么实际利益呢？这也正是导演瓦依达向每个观众提出的问题。诚然，他想得更多的还是他的祖国波兰，20世纪80年代初的波兰，革命的年代似乎已很久远，但百业萧条，市民每天仍要排队买面包，紧急状态法颁布后，人民有什么民主自由可言？谁不渴望出现一个丹东，早日结束这个局面？
面对沸腾的国民公会，欲救民众于水火的丹东，冒着开罪于铁腕首领会被处死的危险，以天下为己任，正面地与罗伯斯庇尔展开了斗争。法国影星德帕迪厄在宴请罗伯斯庇尔的餐桌上，通过跌宕起伏大起大落的情绪变化，向观众展示了丹东的内心世界：起初，在友人的建议下，他欲与罗伯斯庇尔达成谅解，所以他佯装十分热情，殷勤备至地为罗氏斟酒递菜。但罗伯斯庇尔根本不为所动，拒绝与他共进晚餐。性情急躁的丹东于是勃然大怒，拍案而起，历数罗伯斯庇尔及其政府实施暴政的严重后果，把自己心中的怨气发泄得淋漓尽致。然而罗伯斯庇尔仍然不发一言。丹东感到，用语言说服罗伯斯庇尔已无可能，与他进行其他方式的抗争势在必行。但是，面对这个大权在握、铁石心肠的对手，他自感势单力薄，有以卵击石之感，所以又冷静下来，用一种凄怆的语调，悲叹自己的命运：“或许落个送上断头台的下场。”他说这话时，紧张地注视着罗伯斯庇尔的反应。罗伯斯庇尔在对峙中，以不变应万变，紧闭嘴唇，佯装思索，让丹东如堕五里雾中。万般无奈，丹东只得装醉昏睡，鼾声如雷，试图迷惑罗伯斯庇尔。罗伯斯庇尔叫他不醒，只得离去。这场戏中有一个细节：丹东大发雷霆时，粗暴地把罗伯斯庇尔假发弄乱，罗伯斯庇尔大惊，但又压住性子，不发一言地把假发抚平，而丹东却手足无措起来，既想伸手帮助罗氏整理假发，又觉得说道歉的话有失面子。丹东既恨罗伯斯庇尔又从心里怕他，既想为民请愿，又想不通过暴力推翻罗伯斯庇尔取而代之，这就注定了这位末路英雄必然失败的命运。
罗伯斯庇尔走后，丹东回到家里，正直的报人德木兰前来探视。他问丹东：“既然全体民众都支持你，你为什么不为自己辩护呢？”坐在壁炉前的丹东，慢慢拨着炭火，眼神迷茫恍惚，对于自己失败的命运似乎无可奈何。
被捕之后，丹东忍无可忍只得进行了反击。他步入法庭时，与群众频频握手，微笑致意。他对大家说：“法庭是个骗子。只有你们——人民——才有权审判我。”“我毕生致力于和平、幸福、公正和维护公民权利的斗争。”“人民只有一个敌人，那就是现政府。”“我死而无憾，因为我把生命献给了人民。”他讲完话，坐到了在场的群众中间。上断头台时，他的大无畏精神充分得到了体现，他说：“把我的头交给人民吧！”
德帕迪厄塑造的丹东有肉有血，他忠于人民，有革命理想，也有苦有悲。影片通过许多细节的描写使观众感到这是一个可亲可敬的男子汉。波兰影星波佐尼亚克扮演的罗伯斯庇尔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于他和人们心目中的罗伯斯庇尔的形象毫无二致，所以立即得到了观众的认同。他冷峻、傲慢，喜怒从不形于色。这部影片对他性格的软弱面进行了曝光，表现出罗伯斯庇尔极度多疑又惶惶不可终日的心态，他越是大权独揽，越为自己的前途和命运焦虑不安，越是进行血腥镇压，他的内心越不平静。在片末丹东大义凛然地走上断头台时，罗伯斯庇尔似乎预感到自己的厄运就在眼前。他那副神经质的表情，虚汗淋漓的面孔，惊恐万状的眼神，都流露出内心的极度不安。
影片中，德木兰的形象也塑造得很成功：这位文人革命家感情丰富、热爱生活，但性格脆弱。他忠于友谊、忠于信仰，绝不苟且偷生。他始终拥护丹东的宽容政策，坚定地要替民众争取民主和自由。当罗伯斯庇尔前来私访对他劝诱时，他也曾有过迟疑不决，因他热爱自己的妻子儿女，但最终还是信仰占了上风，把罗伯斯庇尔赶出家门。德木兰具有一般文人的弱点，他害怕死，在等待审判时，坐立不安，甚至神经质地号啕大哭；在上断头台前，狱卒给他剪去长发，剪刀还没落下，他就紧张得惊跳了一下，似乎铡刀已向他的脖子砍来。这种文人普遍具有的性格特点的表现真切可信，却丝毫不影响人们对他高风亮节的赞赏和崇敬。
关于丹东之死，早在1835年，德国作家毕希纳就曾写过一个著名的剧本，剧名即为《丹东之死》。剧情大意是：虽然丹东1792年曾经英勇地拯救过刚刚诞生的共和国，但他居功自傲，变成了一个酒色之徒，沉湎于醉生梦死的享乐之中。他脱离了人民，公然声称：“革命应该停止了。在我们的立国原则中，必须让权利代替义务，让舒适的生活代替德行，以自卫代替惩罚，每个人应该按自己的方式享受。”由于他与罗伯斯庇尔在恐怖政策上发生分歧，终被押上了一年前他自己创立的革命法庭。丹东被控与吉伦特党、与法国贵族、与米拉波等勾结叛国。然而丹东却以他能言善辩的口才，历数自己在革命过程中的功绩，申辩自己无罪，并且指责雅各宾专政没有改善人民生活，至今仍使他们饿着肚子、光着身子，在法庭上争取群众对他的同情。他说：“你们要面包，他们却掷给你们头颅，你们口渴，他们却叫你们去舔断头台台阶上的鲜血。”他的讲话一时博得了很多人喝彩。罗伯斯庇尔却用不容置疑的证据揭露了丹东今天犯下的罪行。他说：“丹东有美丽的衣服，有一幢漂亮的房子，有一个美丽的老婆，他在勃艮第酒里洗澡，用银质的盘子吃野味，当他喝醉时，还与你们的老婆、女儿睡觉……丹东过去和你们一样穷，他现在从哪儿弄来的这一切？”听到这一切，群众全倒向罗伯斯庇尔一边，对丹东的同情立即化为乌有。丹东临刑前，他的妻子朱丽叶自杀了，丹东及其追随者在断头台上都表现出视死如归的气概。
1921年，德国导演季米特里·布绍维茨基把从路易十六倒台到处决丹东的全过程，以印象派的摄影方法搬上银幕，片名《丹东》。
1932年，法国导演安德烈·胡伯仍以《丹东》为片名，以第三共和国时代的政治视角，叙述了丹东不同凡响的一生。
上述两部影片都以丹东革命成功后，生活腐化堕落为主线，导致他与罗伯斯庇尔发生政治分歧，在布绍维茨基的影片中，他把丹东描绘成唐璜、卡桑诺瓦式的人物，甚至暗示德木兰的妻子绿茜也与他有染。然而波兰导演瓦依达1982年拍摄的《丹东》，可以说是以现代人的观点为丹东正名翻案的一部影片。人们不禁要问，这位蜚声世界影坛的导演为什么要为一位历史人物翻案呢？对此我们必须对瓦依达的电影创作道路做一个简单的回顾。
瓦依达于1926年出生于一个波兰军官家庭，在克拉科夫艺术学院美术系毕业后，就读于罗兹电影学院。1952年毕业时，曾拍出《当你熟睡的时候》，1957年他的第二部影片《他们热爱生活》在戛纳电影节参赛时，受到评论界极大关注。这是他创作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中他的美学观点是超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新现实主义”，他说：“在这个时期，我深受影评界和观众的影响，我的创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迎合他们的标准和口味。”从1970年拍摄的《战后景象》起，瓦依达进入了他创作的第二阶段，这时波兰开始“解冻”，他拍出《婚礼》（1973）和《希望大地》（1975）几部对于波兰民族命运和前途进行思考的影片，有人称他的第二阶段为“人文诗意现实主义”阶段。1978年在戛纳电影节获得影评奖的《大理石人》，标志瓦依达进入了他的创作第三阶段。他说：“创作的规律必须经过一段精神的孤独，才能告别过去，进入不受任何潮流左右的‘个人至上主义’阶段。”在《大理石人》中，人们已不难发现波兰团结工会对传统价值观念提出质疑的直接影响，瓦依达所说的超越现实的观点未必属实。
拍摄《丹东》一片的用心是明显的，波兰人民在革命成功后，不但生活未得到改善，政治上也未获得自由解放。群众对政府当局不满，罢工起义时有发生。领导层内的有识之士建议实施经济改革，但均被实权人物排斥。在瓦依达看来，波兰当前的现实与法国大革命后的社会何其相似乃尔。拍摄这部影片可以引起世人对现实进行深刻的反思。丹东这位历史人物可能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但他为民请命，由于要求结束暴政、高压、独裁而被处死，因此不失为一位革命英雄。这类不顾个人安危、敢于向独裁统治者奋死直谏者，在当今社会中，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因此要为他们正名昭雪。
波兰导演瓦依达执导的这部影片，成功地再现了法国大革命成功后进入第四年时，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民不聊生的现实，面包店前的长龙比比皆是，庞大的警察机构大权在握，横行乡里，断头台下的鲜血流淌成河，对这一切已不胜厌倦的民众怨声载道，人们不禁要问：虽然王朝被推翻了，但在斗争中付出鲜血和生命的广大民众究竟获得了什么实际利益呢？这也正是导演瓦依达向每个观众提出的问题。诚然，他想得更多的还是他的祖国波兰，20世纪80年代初的波兰，革命的年代似乎已很久远，但百业萧条，市民每天仍要排队买面包，紧急状态法颁布后，人民有什么民主自由可言？谁不渴望出现一个丹东，早日结束这个局面？
面对沸腾的国民公会，欲救民众于水火的丹东，冒着开罪于铁腕首领会被处死的危险，以天下为己任，正面地与罗伯斯庇尔展开了斗争。法国影星德帕迪厄在宴请罗伯斯庇尔的餐桌上，通过跌宕起伏大起大落的情绪变化，向观众展示了丹东的内心世界：起初，在友人的建议下，他欲与罗伯斯庇尔达成谅解，所以他佯装十分热情，殷勤备至地为罗氏斟酒递菜。但罗伯斯庇尔根本不为所动，拒绝与他共进晚餐。性情急躁的丹东于是勃然大怒，拍案而起，历数罗伯斯庇尔及其政府实施暴政的严重后果，把自己心中的怨气发泄得淋漓尽致。然而罗伯斯庇尔仍然不发一言。丹东感到，用语言说服罗伯斯庇尔已无可能，与他进行其他方式的抗争势在必行。但是，面对这个大权在握、铁石心肠的对手，他自感势单力薄，有以卵击石之感，所以又冷静下来，用一种凄怆的语调，悲叹自己的命运：“或许落个送上断头台的下场。”他说这话时，紧张地注视着罗伯斯庇尔的反应。罗伯斯庇尔在对峙中，以不变应万变，紧闭嘴唇，佯装思索，让丹东如堕五里雾中。万般无奈，丹东只得装醉昏睡，鼾声如雷，试图迷惑罗伯斯庇尔。罗伯斯庇尔叫他不醒，只得离去。这场戏中有一个细节：丹东大发雷霆时，粗暴地把罗伯斯庇尔假发弄乱，罗伯斯庇尔大惊，但又压住性子，不发一言地把假发抚平，而丹东却手足无措起来，既想伸手帮助罗氏整理假发，又觉得说道歉的话有失面子。丹东既恨罗伯斯庇尔又从心里怕他，既想为民请愿，又想不通过暴力推翻罗伯斯庇尔取而代之，这就注定了这位末路英雄必然失败的命运。
罗伯斯庇尔走后，丹东回到家里，正直的报人德木兰前来探视。他问丹东：“既然全体民众都支持你，你为什么不为自己辩护呢？”坐在壁炉前的丹东，慢慢拨着炭火，眼神迷茫恍惚，对于自己失败的命运似乎无可奈何。
被捕之后，丹东忍无可忍只得进行了反击。他步入法庭时，与群众频频握手，微笑致意。他对大家说：“法庭是个骗子。只有你们——人民——才有权审判我。”“我毕生致力于和平、幸福、公正和维护公民权利的斗争。”“人民只有一个敌人，那就是现政府。”“我死而无憾，因为我把生命献给了人民。”他讲完话，坐到了在场的群众中间。上断头台时，他的大无畏精神充分得到了体现，他说：“把我的头交给人民吧！”
德帕迪厄塑造的丹东有肉有血，他忠于人民，有革命理想，也有苦有悲。影片通过许多细节的描写使观众感到这是一个可亲可敬的男子汉。波兰影星波佐尼亚克扮演的罗伯斯庇尔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于他和人们心目中的罗伯斯庇尔的形象毫无二致，所以立即得到了观众的认同。他冷峻、傲慢，喜怒从不形于色。这部影片对他性格的软弱面进行了曝光，表现出罗伯斯庇尔极度多疑又惶惶不可终日的心态，他越是大权独揽，越为自己的前途和命运焦虑不安，越是进行血腥镇压，他的内心越不平静。在片末丹东大义凛然地走上断头台时，罗伯斯庇尔似乎预感到自己的厄运就在眼前。他那副神经质的表情，虚汗淋漓的面孔，惊恐万状的眼神，都流露出内心的极度不安。
影片中，德木兰的形象也塑造得很成功：这位文人革命家感情丰富、热爱生活，但性格脆弱。他忠于友谊、忠于信仰，绝不苟且偷生。他始终拥护丹东的宽容政策，坚定地要替民众争取民主和自由。当罗伯斯庇尔前来私访对他劝诱时，他也曾有过迟疑不决，因他热爱自己的妻子儿女，但最终还是信仰占了上风，把罗伯斯庇尔赶出家门。德木兰具有一般文人的弱点，他害怕死，在等待审判时，坐立不安，甚至神经质地号啕大哭；在上断头台前，狱卒给他剪去长发，剪刀还没落下，他就紧张得惊跳了一下，似乎铡刀已向他的脖子砍来。这种文人普遍具有的性格特点的表现真切可信，却丝毫不影响人们对他高风亮节的赞赏和崇敬。
关于丹东之死，早在1835年，德国作家毕希纳就曾写过一个著名的剧本，剧名即为《丹东之死》。剧情大意是：虽然丹东1792年曾经英勇地拯救过刚刚诞生的共和国，但他居功自傲，变成了一个酒色之徒，沉湎于醉生梦死的享乐之中。他脱离了人民，公然声称：“革命应该停止了。在我们的立国原则中，必须让权利代替义务，让舒适的生活代替德行，以自卫代替惩罚，每个人应该按自己的方式享受。”由于他与罗伯斯庇尔在恐怖政策上发生分歧，终被押上了一年前他自己创立的革命法庭。丹东被控与吉伦特党、与法国贵族、与米拉波等勾结叛国。然而丹东却以他能言善辩的口才，历数自己在革命过程中的功绩，申辩自己无罪，并且指责雅各宾专政没有改善人民生活，至今仍使他们饿着肚子、光着身子，在法庭上争取群众对他的同情。他说：“你们要面包，他们却掷给你们头颅，你们口渴，他们却叫你们去舔断头台台阶上的鲜血。”他的讲话一时博得了很多人喝彩。罗伯斯庇尔却用不容置疑的证据揭露了丹东今天犯下的罪行。他说：“丹东有美丽的衣服，有一幢漂亮的房子，有一个美丽的老婆，他在勃艮第酒里洗澡，用银质的盘子吃野味，当他喝醉时，还与你们的老婆、女儿睡觉……丹东过去和你们一样穷，他现在从哪儿弄来的这一切？”听到这一切，群众全倒向罗伯斯庇尔一边，对丹东的同情立即化为乌有。丹东临刑前，他的妻子朱丽叶自杀了，丹东及其追随者在断头台上都表现出视死如归的气概。
1921年，德国导演季米特里·布绍维茨基把从路易十六倒台到处决丹东的全过程，以印象派的摄影方法搬上银幕，片名《丹东》。
1932年，法国导演安德烈·胡伯仍以《丹东》为片名，以第三共和国时代的政治视角，叙述了丹东不同凡响的一生。
上述两部影片都以丹东革命成功后，生活腐化堕落为主线，导致他与罗伯斯庇尔发生政治分歧，在布绍维茨基的影片中，他把丹东描绘成唐璜、卡桑诺瓦式的人物，甚至暗示德木兰的妻子绿茜也与他有染。然而波兰导演瓦依达1982年拍摄的《丹东》，可以说是以现代人的观点为丹东正名翻案的一部影片。人们不禁要问，这位蜚声世界影坛的导演为什么要为一位历史人物翻案呢？对此我们必须对瓦依达的电影创作道路做一个简单的回顾。
瓦依达于1926年出生于一个波兰军官家庭，在克拉科夫艺术学院美术系毕业后，就读于罗兹电影学院。1952年毕业时，曾拍出《当你熟睡的时候》，1957年他的第二部影片《他们热爱生活》在戛纳电影节参赛时，受到评论界极大关注。这是他创作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中他的美学观点是超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新现实主义”，他说：“在这个时期，我深受影评界和观众的影响，我的创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迎合他们的标准和口味。”从1970年拍摄的《战后景象》起，瓦依达进入了他创作的第二阶段，这时波兰开始“解冻”，他拍出《婚礼》（1973）和《希望大地》（1975）几部对于波兰民族命运和前途进行思考的影片，有人称他的第二阶段为“人文诗意现实主义”阶段。1978年在戛纳电影节获得影评奖的《大理石人》，标志瓦依达进入了他的创作第三阶段。他说：“创作的规律必须经过一段精神的孤独，才能告别过去，进入不受任何潮流左右的‘个人至上主义’阶段。”在《大理石人》中，人们已不难发现波兰团结工会对传统价值观念提出质疑的直接影响，瓦依达所说的超越现实的观点未必属实。
拍摄《丹东》一片的用心是明显的，波兰人民在革命成功后，不但生活未得到改善，政治上也未获得自由解放。群众对政府当局不满，罢工起义时有发生。领导层内的有识之士建议实施经济改革，但均被实权人物排斥。在瓦依达看来，波兰当前的现实与法国大革命后的社会何其相似乃尔。拍摄这部影片可以引起世人对现实进行深刻的反思。丹东这位历史人物可能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但他为民请命，由于要求结束暴政、高压、独裁而被处死，因此不失为一位革命英雄。这类不顾个人安危、敢于向独裁统治者奋死直谏者，在当今社会中，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因此要为他们正名昭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