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1-08-29

暖聲 • 辛德勒的名单:不是影评，书摘而已

在论及后现代社会理论的缘起时，理论家们勾勒了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三大社会事件，其一便是20世纪30年代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事件。这种对于现代性的怀疑与质问在这个问题上的体现，全然不同于大家从行为主义或者人性论角度对大屠杀的分析，有点不一样的感觉，刚好今天这本书终于看完，有空于是MARK之~
以下是正文

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重要传人——阿道尔诺曾有一句名言：“奥斯维辛之后，诗已不存在。”阿道尔诺在这里提出的问题实际上是：在大屠杀事件之后，以启蒙文化为核心的现代性已经成了一个问题。“就进步思想的最一般意义而言，启蒙的根本目标就是要使人们摆脱恐惧，树立自主。但是，被彻底启蒙的世界却笼罩在一片因胜利而招致的灾难之中。”最令人恐惧和痛心的是英国社会学家鲍曼所指出的：“大屠杀可能远不仅仅是一次失常，远不仅仅是人类进步的坦途上的一次偏离，远不仅仅是文明社会健康机体的一次癌变；简而言之，大屠杀并不是现代文明和它所代表的一切事物的一个对立面。”不过，对启蒙最深刻的反思并不是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所谓的“启蒙辩证法”，也不是鲍曼所说的“文明化进程的道德后果”，而是法国思想大师福柯在“什么是启蒙”一文中对“启蒙的挟持”的批判。福柯拒绝对启蒙表现出非此即彼的鲜明立场，而是将启蒙视为一种临界的态度，以及对我们有可能逾越的界限所进行的一种历史——实践性的检验。也就是说，在福柯看来，启蒙的信念是否还值得坚持，这并不是问题的核心所在，最关键的在于带着对自由的渴望去考察和追问我们的界限。正是这样一种启蒙观，意味着对法国大革命以来的经典启蒙文化的根本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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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鲍曼接续他（阿道尔诺）的思路，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提出了大屠杀之后何为社会学的问题。他深刻地批判了现代性的非道德后果：“（西方现代）文明化进程是一个把使用和部署暴力从道德计算中剥离出去的过程，也是一个把理性的迫切要求从道德规范或者道德自抑的干扰中解放出来的过程，”因此，“大屠杀式的现象必须被看成是文明化趋势的合理产物和永久的潜在可能。”大屠杀实际上是韦伯关于理性化从轻飘的斗篷变成沉重的铁笼的悲观预言的证实，因为大屠杀告诉现代人，“大多数人在陷入一个没有好的选择，或者好的选择代价过于高昂的处境中时，很容易说服他们自己置道德责任问题于不顾（或者无法说服他们自己面对道德责任），而另行选取了合理利益和自我保全的准则。”在《现代性与矛盾性》中，鲍曼则批判了现代性的虚假透明性、反矛盾性。他一反在《立法者与阐释者》中的某种中立立场，对哲人的立法理性梦想、对那种确保人为设计的秩序的至高无上性的做法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在他看来，大屠杀之所以会发生，与现代性力图消除矛盾性的做法一脉相传。他指出，能够真正抗衡并最终抵消现代性的工具性及其工具——理性心态中的种族大屠杀的潜在性的唯一因素乃是权力的多元主义。唯有多元主义才能使行动的道德责任感回归其自然的承担者——行动的个体。

贾春增，《外国社会学史（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3），P364-3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