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的历史长河中从来不缺正视历史，反思二战的影片。1961年的《纽伦堡的审判》将主角对准了二战时期执行纳粹指令的法官，以良知与政治的博弈讲述战争对人类心灵造成的扭曲。1993年的《辛德勒的名单》以史诗级的篇幅，借用德国商人辛德勒的视角，讲述二战对于犹太人惨绝人寰的屠杀罪行。2003年的《我们的父辈》以德国五个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在二战洪流中分奔东西的群体命运，描写个人生命在战争碾压下的渺小无力。二战结束距今已有七十多年，但战争给人类带来的伤害，人类对战争的思考，却从未停止。

改编于同名畅销小说，来源历史上的真实事件，原著影响力之大，《科林尼案》让德国总统都为之惊动。影片连续六周获得票房冠军，并直接推动了德国司法部门对相关法律的修订。这些光环让电影本身超脱于艺术本体的探讨，揭示出悬疑外衣下真实性与现实性的内核本质，搭建现实与历史的互文效应，批判人类历史上的浩劫之殇，直指战争对人性的异化。

被杀害的老人迈耶，在莱宁眼中是一位慷慨宽厚，重情重义的老人，莱宁的父亲在他2岁那年去世，从此以后，莱宁将迈耶作为人生中的第二个父亲，视为人生的榜样，父辈楷模。受于迈耶的慷慨庇护，莱宁得以完成学业，成为一名律师。在迈耶的孙女汉娜眼中，祖父无可挑剔，父母亲、哥哥早世，祖父承担起照顾她的责任。社会公共视野里，迈耶还是国家荣誉勋章的获得者，是报纸头条会登名报道的知名企业家，荣光与财富集于一身，一个声明赫赫的老人，与邪恶扯不上半点关系。

战争的魔法将普通人变为恶魔，二战期间二名德国士兵在意大利游击队的袭击中被炸身亡，为报复，迈耶命令用二十个意大利平民的生命消抵二个德国士兵的生命。科林尼的父亲就为其中之一。比枪杀更为邪恶残暴的是，迈耶武力强制尚是幼子的科林尼，直视父亲被子弹击穿头颅的血腥一幕。此时的迈耶不仅是无情的杀人狂魔，还是将仇恨与暴力的种子撒见后代心灵的恶魔投毒手。身在战争中的邪恶与残暴，与现在时空慷慨宽厚、荣誉集身的耄耋老人形象造成强烈的人格反差，这是同一个人中的不同两面，被命运安放在不同的位置，一个存在于和平世界，一个存在于战争乱世。

当科林尼的枪指向迈耶，迈耶下跪，对准枪口。这个带有明显忏悔意味的姿态侧面说明，战后在迈耶的内心深处带有极强的不安与恐惧，或许他的后半生都曾为这双沾满鲜血的双手感到耻辱，直到科林尼找到他，他主动受死的姿态，像是主动祈求原谅的赎罪与投降，这个结果像是他所等待的，只有科林尼按下这一枪，他才能与自己的罪孽达成最终的清算。

得知莱宁掌握了祖父曾经枪杀科林尼父亲的证据，汉娜跑到莱宁楼下，为祖父的罪行开脱，她理直气壮，祖父何罪之有？他只是服从命令。在国家战争面前，一名军人的行动只是国家意识形态机器所运转下的一枚螺丝钉。汉娜的驳斥，无可厚非，只是那份理直气壮显露了她利用规则的冰冷与狡猾，个人道德情感上的无情与冷漠。

法理与情理的对薄，最后出现在新人律师莱宁与明星律师马丁克在庭审现场的巅峰对决。尽管马丁格一再强调，迈耶的行为只是服从国家命令，同理，他参与编著帮助无数战争犯逃脱制裁的“徳雷尔法”也是政府交给他的任务，他只是受雇于某个部门。莱宁三次询问，就因为如此，这就是正义吗，这可以代表正义吗？马丁格坐在证人的席位，缓缓艰难，说出了不。

没有等到最终的判决，科林尼在马丁格承认这不是正义之举后，选择自杀，案件终止审理。法律上，正义的宣判始终缺席，但那句不，科林尼用自己的生命争取到。科林尼的自杀，导致最终判决的缺席，像是一种意识形态腹语术的表达，片面的反思升华为正视历史的勇气，代表了德意志民族内部对二战持有的沉重而真诚的自省态度，虽没有法律的审判，但内心的不安与愧疚却是更为凌厉的惩罚，幻化成一个民族精神的苍凉底色。

死去的人不想报仇，这是影片中的一句台词，科林尼不是用生命报仇，是用生命告诉实行过暴力犯罪的纳粹分子，你可以用执行政策的假托之词掩饰自身罪恶行径，但在内心深处，你一定不能觉得这是正义之举。失去对人性的批判，对错误的反思，是一个民族最不可救药的恶，这种恶，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将伤害延续。

慈眉善目的老人，是手染鲜血的筷子手；为正义呼喊的律师，曾义正言辞袒护邪恶；在血腥屠杀的炼狱里，哭泣的小孩被教育要勇敢；在摧毁强者的丑闻里，孤独的正义者正饱受群体的刁难。

战争对人性的异化是战争的悲哀，人类对人性的放逐是人类的耻辱。法律可以修补社会秩序，但无法修补千疮百孔的心灵，这部影片不是站在法律的高地，为民族曾经的错误筑起保卫的高墙，而是以直面历史的勇气，正视历史的决心蛰伏于二战伤痛的余温中，对曾经犯下罪行进行严肃深沉的剖析。这里面，有对“恶”的复杂性思考，有对人性晦暗面的鞭挞表达，有对战争毫不留情的痛斥与反思，有力度，更有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