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次次审讯中沉默不语的科里尼第一次向律师坦明心迹，是声泪俱下地表达对迈耶的控诉和对法律的疑惑，“我只想要个公道，到底凭哪条法律让迈耶可以逃脱？”法律天平的倾斜，给特定群体覆上了保护伞。即使在法治社会，法治也是由人来完成的，法律由人来制定，也由人执行。1968年德国《行政犯罪法的实施法》颁布，让无数二战罪犯得以逃脱法网，在国家强制力的制裁下侥幸生存甚至成为业界翘楚，这无疑对受害者造成了二次伤害。而这条法案的带头人是转业为德国权威法官的二战纳粹，他的身份为法律蒙上了浓重的价值判断色彩，让一国之法成为维护特定群体的工具和冠冕，失去了科里尼所追求的“公道”。面对不公正的法律，个体该怎么办？是遵守它？还是用自己的双手做出审判？科里尼选择了后者，伸张了正义，也招来了牢狱之祸。我联想到与科里尼相反的苏格拉底，他在雅典不公正的法律审判中拒绝了弟子们帮助他逃脱的请求，依旧坚持法律的审判结果，维护法律的权威。公正是一种价值判断，人人对于公正的理解因自身的处境、地位而异，若是每一个人按照自己的公正判断选择是否遵守法律，法律也就失去了其强制性的约束，也就不再是社会秩序的支撑，那法律将何去何从？《无罪谋杀》的“罪”更多是道德、道义，是我们理解的“恶有恶报”的应该如此，特别是在电影情境化的故事叙述中，在接触到战争罪犯的惨无人道后，我们对于这场谋杀也就有了自己的价值判断，而不仅仅是在法条方面对事件的动因进行模式化的判定，因为法律从来不是脱离具体地方道德环境的象牙塔里孵化出来的产物，而是与情理融合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