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0-05-09
鱼鹰 • 云之南:纪录片《云之南》：后1989时代的中国心跳
1990年2月的某个清晨，英国人菲尔•阿格兰德在中国西南边陲的丽江古城里醒来，鸡鸣阵阵，薄雾未散，周围的人们在谈论着发生在北京的新闻，“我突然意识到自己是五十年来第一个住进这里的外国人，那种感觉真的非常超现实，很魔幻。”
1989年春天，他第一次来到丽江，那时他正野心勃勃想要拍摄一部关于中国的纪录片，“我希望建立西方观众与真实中国之间的连结，让我的观众有跟我一起在中国醒来的感觉。”他用了三个月周游中国，寻找理想中的拍摄地点，然后找到了丽江：一座古城与一座新城相互依傍，古老传统的生活方式与快速启动中的现代化进程并存。这座边疆小城在菲尔•阿格兰德眼前展开了一幅巨大的图景，他看到的不仅是一座纳西族聚居的小镇，而是纪录转型期中国印迹的最佳样本。于是，他向中国政府递交了拍摄申请，那正是1989年6月。
并没有耗费多少时间，他便获得了拍摄许可。二十年后回顾，菲尔•阿格兰德也承认他对那个时间节点把握的准确：“1989年4月、5月、6月，让外界了解中国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事。当时西方看待中国的视角，都是将复杂的事情简单化，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导也是千篇一律，而我表明自己对政治毫无兴趣、只是想纪录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或许，在当时的中国政府外事官员看来，这个英国人也是一个异数。他谦逊的态度、不断对日常中的客观真实的强调、避开中央核心区域、对边疆的选择，都帮助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信任，菲尔•阿格兰德和他的团队在丽江一住两年，留下了1990年代初中国社会最完整、全面的一段影像纪录。这就是纪录片《云之南》，很多人忽略了菲尔•阿格兰德为他作品所取的完整名字——China: Beyond the Clouds——它不仅关于丽江、云南，它是一个时代的中国侧影。
2010年4月25日，受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影视人类学实验室邀请，菲尔•阿格兰德带着长达7个小时的完整版《云之南》，在昆明北辰财富中心影院进行了马拉松式的放映，这是《云之南》第一次回家，第一次以全本的方式在中国的影院里与观众见面。从下午一点至深夜十二点，北辰影院最大的放映厅里都始终挤满了人，连走道上都没有留下空隙。这部拍摄于二十年前的纪录片，如今看来像是一座用影像搭建的博物馆，它不是民俗风情的旅游猎奇，更不是西方人“香格里拉”式的东方想象，在菲尔•阿格兰德细腻而克制的镜头里，传统中国小区中人与人紧密、温暖的关联，急剧变化的时代青少年的失业与犯罪、毒品对中国的渗透、拐卖妇女、教育医疗法律体制等等，都通过丽江凡常人物的真实生活一一呈现。
这是后1989时代，最先传播到西方世界的中国心跳声。从筹划到剪辑完成耗时五年的《云之南》，为中国的对外宣传带来了无法估量的影响，包括挪威国王和王后在内，全世界数以万计的人寻着《云之南》的故事来到中国、来到丽江。这部电影直接帮助丽江古城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在申遗投票的现场，它被放映给评委们看；同样的，它也间接地影响了丽江的今天——世界各地游客的疯狂涌入，使它越来越像一个迪斯尼式的主题乐园，一个灵魂出窍的Party夜场。
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4月21日至25日举办的首届社会学/人类学纪录影像论坛，甚至将《云之南》提升到了“《云之南》学”的高度，一部纪录片成了认识中国现实、认识西南边疆的坐标。
用生态学的知识剖析小区
住进丽江古城之时，菲尔•阿格兰德已经是一个富有经验的自然历史纪录片导演。他的第一部纪录片《克鲁勃：非洲雨林》引领了一场全球性的雨林保护运动，并促成1986年喀麦隆首个国家雨林公园的建立。之后他的获奖纪录片《脆弱的地球》继续探索野生动物和生态环境的关系。1980年代中期，他开始关注另一个重要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他重返喀麦隆的雨林，以生活期间的巴卡矮人族为题材，拍摄了自己最富盛名的作品《巴卡：雨林中的人》，该片为他赢得两项英国电影和电视艺术学院奖，以及1988年班夫电视节最高奖。
雨林中的经历，使他探索出了独特的观察与纪录方式。他说生态学的知识让他将世界解释成各种各样的关系，在雨林里，是植物与植物、植物与动物、动物与动物的关系，而在丽江这样一个新旧杂陈的小区，他发现真相的方式，就是纪录人际关系的复杂交织，捕捉人与人交流碰撞的火花。
《云之南》里有五六十个人物、上百个小故事，菲尔•阿格兰德说：“他们都在我的设想之中，我只是在等待事情发生。”初到丽江古城的半年里，他几乎没有开过摄影机，只是在古城里与人们一起生活，认识、观察所有的人。他有清晰的设想：这部纪录片里要有一位老师，一位医生，一些经常在市场里出现的人，几个老太太，还要有一桩罪案。
当时刚刚从大学外语系毕业、分配到丽江外事办工作，现在任丽江外事办主任的李国武，是菲尔•阿格兰德拍摄期间政府事务的主要协调者。他记得当阿格兰德向他提出想拍摄犯罪案件时，整个外事办所感到的压力。北京方面要求阿格兰德写一份详细的计划，说明他要拍的究竟是什么。
“我怎么知道？我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这是阿格兰德的第一反应。但他还是在丽江的住所里仔细写下了自己的全部想象，“第一，我希望拍摄的罪案发生在新城，然后观察它在老城里引发的反响，从中观察新城如何影响老城的生活方式，观众也能感受到中国的发展；第二，我想象的是年轻人之间的械斗，有人被打死，警察如何办案，这样我就能观察所有关系：国家与青少年、青少年与父母、少年与少年……”
1991年2月，这份计划被提交北京，获得公安部批准。戏剧性的是，仅仅三个多月后的6月1日深夜，阿格兰德想象中的故事就这样发生了。在丽江新城的公共汽车站，二三十名手持斧头、木棒的少年，将未满十八岁的阿三围殴致死，而阿三正是《云之南》中举足轻重的人物木屠夫的外甥。
阿三之死震动了整个丽江城，这一条线索几乎贯穿《云之南》始终，将形形色色、原本松散的人、事，连结成了一个既像中国传统章回小说，又类似连续剧的全新纪录片结构。而每到转场，就回到四个身着传统服饰的纳西族老太太相聚闲谈的镜头，她们评论着谋杀案、毒贩、年轻人的缺乏责任感、以及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就像古希腊戏剧里的歌队，以副线的自由和声，回应时代的主调。
真实到让人难以置信
云南省社科院副院长杨福泉是丽江古城土生土长的纳西族，他这样形容1990年代初阿格兰德及其团队在丽江的融入程度：“有一个英国女郎跟老太太们学纳西语，她和丽江三教九流的人都混得非常好，在街上一招手小流氓们就跟着她走了。”
台南艺术大学音像媒体中心教授井迎瑞、云南大学影视人类学实验室教师李昕都提到第一次看到《云之南》时的震撼：“摄影机仿佛随时在场，形式太过真实、自然，太不着痕迹，以至于让人不相信它是纪录片。”在西方，《云之南》获得巨大商业成功、获奖无数的同时，同样也没有免于争议。有人直接质疑它是摆拍，认为摄影机不可能在日常里捕捉到如此多动人、私密的瞬间，也不相信在当时的中国还存在《云之南》所展示的那种质朴、澄澈、温暖的人际关系。
阿格兰德的诀窍是时间，还有信任。“我写的故事和拍下的是完全不同的，写的是理性、技术性，而拍摄的过程，是付出时间，与人们一起分享生活。”他从不把摄影机抗在肩上，而是像怀抱一个婴儿那样把它抱在胸前，这个低调的姿势更容易使被拍摄者忽略摄影机的存在，也因为承接住人们的目光而使镜头更动人。
《云之南》开始在欧美各大电视台放映是在1994年，那时西方已经经历了传统小区的解体，人们搬进高楼或迁往郊外，变得越来越孤独、孤立。而阿格兰德所呈现的丽江，仿佛正处于现代化的萌动之初，西方的观众既能从青少年犯罪、毒品泛滥等全球普遍的问题中，对丽江居民的忧患感同身受，更多的则是通过影像，缅怀他们已逝的“good old days”。1990年代初中国西南边陲美丽的风景与人情，紧密、传统、并未因政治变迁而被撼动的社群关系，在二十年后的今天，让云南本地的观众都深受撼动，因为这一切现在仿佛也只是记忆了。
一个很有意味的对照是：
在《云之南》里，受人敬重的唐医生病了，他的私人诊所面临停业，女儿小唐决定去外地进修，以获得行医执照，承继父亲的衣钵。当小唐在一天晚饭时将这个决定告诉父亲，唐医生满饮一杯酒，感动得热泪盈眶，他郑重地谢谢女儿的决定，并说：“行医是一件艰难的事，无论时代怎么变，我们都不能变，要把病人的痛苦看做自己的痛苦，如果病人很穷，不收钱也应该为他们医治。”
这个场景感动了所有看电影的人。但他们或许并不会想到，二十年后的今天，小唐早已不再行医，曾经的诊所也和丽江古城里其它的老房子一样，租出去变成了客栈、民宿。
“我简直不敢再去丽江。” 诗人于坚慨叹。
独家专访菲尔•阿格兰德：“改变丽江的是机场，而非电影”
感谢李昕、夏本明协助翻译
快乐，是连卧室都可以与人分享
时代周报：你怎么看待丽江的变化？
Phil Agland：1996年夏天之后我还没回过丽江。我不可能有什么意见。我只能通过别人的描述了解一些情况。比如很多人或卖或租了他们的房子，从老城搬出去，老房子开了饭馆、旅社，每个人都说变了很多，但我并不想发表意见。我能说的只是老城的重要性，小区感的重要性，当你把这种小区破坏掉的时候，人们变得更孤立、孤独，这对每个人都是有伤害的。《云之南》所展示的是小区的力量，当你生长在老城里，你知道牙医住在哪儿，你认识的这些老师、孩子、老人，形成你对整个地方的感受，这是我们内心深处的一种空间感。当你突然被从中抽离——这种事情在英国发生得太多，不仅是在中国，全世界都这样——你搬进一个高层公寓里，切断了与小区的联系，不得不开车去学校，人们变得越来越孤独，产生越来越多的心理问题。我认为从深层的基因密码来说，人是社会性的动物，越孤立越难以生存。
当然，发展很重要，就像我儿子渴望所有的新技术，我都支持他，新一代总是有野心的。中国充满雄心壮志，中国的发展显示了它的野心，这是很积极的一面。这部片子是对丽江的一种礼赞，称颂它的过去，同时也预示通向未来的路径。当你建立一个新的城市，新的小区，重要的是把过去的元素纳入新的规划，过去总是对设计未来有益，不能被忽视。
我曾与非洲巴卡部落的矮人一起生活过，他们一无所有，但他们是我见过最快乐的人，我觉得他们快乐的原因是他们连卧室都可以跟别人一起分享，人们无时无刻不在一起。我的朋友说，如果你把这些人从贫民窟搬进公寓楼，他们并不会快乐，反而想要回到贫民窟，因为他们希望和朋友们在一起。所以在我的经验中，最快乐的人是生活在小区里，尽管贫穷但分享一切；被孤立的人内心深处是最不快乐的。
时代周报：《云之南》为丽江带来了国际性的知名度，但另一方面也使它变成了西方游客的游乐场，你怎么看你电影对当地的影响？
Phil Agland：当我在一个地方拍摄时，我总是很担心人们忽然的涌入，改变了一切。对于丽江，我一直担忧。但是当时那里已经在修机场，是机场带来了巨大的改变，因为人们非常容易抵达，我拍电影的时候需要坐两天车才能到丽江，非常闭塞，那时我就担心机场会改变一切。但发展对丽江人不是件坏事，年轻人有了工作，给地方带来财富，住在玉龙雪山上的彝族人可以从游客那里赚到钱，这些都是积极的方面。人们都喜欢看到传统的人在从事传统的事，但，年轻的一代渴望加入现代化的进程，只是我觉得政府应该掌控这种发展，学术机构应该建言如何掌控发展。
《云之南》在欧美的影响非常好，它揭示了中国不为西方人所知的一面。有人因为喜欢唐医生而去丽江。人们从中看到普世的情感，抛开语言的障碍，触动心灵。我因此收到了成千上万的观众来信。
就我个人而言我是不太愿意回去丽江，我怕情况太糟糕我承受不了，但是我不想做判断，那不该由我来判断，而该由丽江的人。李国武先生（丽江外事办主任）就对于发生的一切持乐观的态度。我不喜欢游客。我喜欢英国人、德国人、美国人，但一旦他们变成英国游客、德国游客、美国游客，我都讨厌。但你无法阻止，大家喜欢体验不一样的文化。
时代周报：你为什么对犯罪案件那么感兴趣？无论《云之南》还是你后来在上海拍摄的《上海爱与死》，都以罪案为主线。
Phil Agland：我并不是对罪案感兴趣，但是，它是城镇生活的一部分，也是世界性的问题，我想从中发现新与旧的张力。我并不想把丽江拍成世外桃源，一个完美世界，因为生活是不完美的，就像黑与白、阴与阳，充满各种冲突。电影拍摄者想揭示这种矛盾。对我来说，展示丽江的现实是最重要的。只有这样观众才觉得可信。
上海，作为中国大城市的样本，在1995年到1997年正经历巨大的变化，你无法忽视罪与罚，法律与秩序。中国现行的刑法与民法都是1979年才开始实施的，对于警察而言，一千二三百万人口的城市是个巨大的挑战。但这只是《上海爱与死》呈现的一方面，就个人而言我更喜欢孩子、老太太而不是罪案。但理性的讲，中国这种法律的程序是很有意思的。在现代化的急速进程中，民法的介入对警察来说是很大的挑战。
我们的确在丽江点了一把火
时代周报：为什么当时丽江发生的所有重要的事都被你们拍到了？包括电影里的那场大火。以至于在丽江流传着一种说法，说那把火是你们为了拍片的需要，自己放的。
Phil Agland：关于那场火，的确是我们设置的。那时在城里，有四所房子准备推倒重建，于是我们问可不可以先设置一场火灾。在整个七小时的片子里，那是唯一的一场戏。但是除了消防队，没有人知道会发生火灾。人们的反应是完全真实的，而且也不涉及我片中的主人公。火灾过后的检查是真实的，火灾事实上也是消防队的一次演习。当然有一点人工的痕迹。
时代周报：那个遭遇火灾的人的反应呢？
Phil Agland：失火房主的反应，被烧毁的书，那是绝对真实的。只是我们拍摄的被烧毁的房子，和火灾中的房子不是同一所房子。真实的火灾发生时，我们错过了。当然，没有这些（火灾重构）也不影响故事的发展，只是它说明了木建构房子存在的危险性。我们拍到那个家中失火的老人的反应，是在（火灾重构）之前。我跟随唐医生的妻子（居委会主任）去检查，发现有很多暴露的电线，确实很吃惊，可以想象，一旦一所房子着火，也许会烧掉半座城。当我拍到人们很真实的反应时，我真的很兴奋。
时代周报：关于纪录片的伦理，你有怎样的考虑？在《云之南》里，有年轻人谈论吸毒的镜头，还有一个少年从看守所出来后抱怨警察对他随意使用暴力。你是否担心片子在中国公开放映会对纪录片中的人产生负面的影响？
Phil Agland：现在不担心了。但之前我一直担心这部电影不会在中国公映。其实我每一部片子都会担心，在上海拍的片子就没有在中国公映，同样在法国拍的片子也没有在法国公映。我并不想让任何人为难，我只是非常关心这些年轻人的状况。我会跟公安系统的人，无论北京的还是丽江的，解释为什么我要拍这些，因为我想把各种类型的人都纳入这场旅程。年轻人尝试毒品并不只是中国的问题，也是我家乡城市的问题，也是全世界任何城市都存在的问题，这是全球性的。
时代周报：怎么看待普通人在摄影机面前的表演欲望？
Phil Agland：这是个很好的问题。但，其实他们并不确切地知道我什么时候开机拍摄。因此我并不担心他们为摄影机表演，我总是等着他们表演结束。使用胶片摄影机的美妙之处在于你不可能拍下所有的东西，除非很有必要，胶片只能每次连续拍摄15分钟，你必须要很有耐心。我得说大部分的人从不表演，他们难以置信地自然。当有人对着摄影机表演时，我只是手持摄影机坐在那里，不跟他们交流，我躲在摄影机后面，最终人们还是会恢复自然状态。语言不通会是一个障碍，大部分时候我都不知道我拍下的场景里人们在说些什么，但通常动人的只有那一瞬间，也许两小时只有一分钟，我总是能通过他们的身体语言捕捉到，这一分钟剪到片子里时，就变得意义重大。其实一个场景最重要的只是一个核心镜头，配上一些反应镜头，就构建了一个完整的场景。
1989年春天，他第一次来到丽江，那时他正野心勃勃想要拍摄一部关于中国的纪录片，“我希望建立西方观众与真实中国之间的连结，让我的观众有跟我一起在中国醒来的感觉。”他用了三个月周游中国，寻找理想中的拍摄地点，然后找到了丽江：一座古城与一座新城相互依傍，古老传统的生活方式与快速启动中的现代化进程并存。这座边疆小城在菲尔•阿格兰德眼前展开了一幅巨大的图景，他看到的不仅是一座纳西族聚居的小镇，而是纪录转型期中国印迹的最佳样本。于是，他向中国政府递交了拍摄申请，那正是1989年6月。
并没有耗费多少时间，他便获得了拍摄许可。二十年后回顾，菲尔•阿格兰德也承认他对那个时间节点把握的准确：“1989年4月、5月、6月，让外界了解中国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事。当时西方看待中国的视角，都是将复杂的事情简单化，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导也是千篇一律，而我表明自己对政治毫无兴趣、只是想纪录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或许，在当时的中国政府外事官员看来，这个英国人也是一个异数。他谦逊的态度、不断对日常中的客观真实的强调、避开中央核心区域、对边疆的选择，都帮助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信任，菲尔•阿格兰德和他的团队在丽江一住两年，留下了1990年代初中国社会最完整、全面的一段影像纪录。这就是纪录片《云之南》，很多人忽略了菲尔•阿格兰德为他作品所取的完整名字——China: Beyond the Clouds——它不仅关于丽江、云南，它是一个时代的中国侧影。
2010年4月25日，受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影视人类学实验室邀请，菲尔•阿格兰德带着长达7个小时的完整版《云之南》，在昆明北辰财富中心影院进行了马拉松式的放映，这是《云之南》第一次回家，第一次以全本的方式在中国的影院里与观众见面。从下午一点至深夜十二点，北辰影院最大的放映厅里都始终挤满了人，连走道上都没有留下空隙。这部拍摄于二十年前的纪录片，如今看来像是一座用影像搭建的博物馆，它不是民俗风情的旅游猎奇，更不是西方人“香格里拉”式的东方想象，在菲尔•阿格兰德细腻而克制的镜头里，传统中国小区中人与人紧密、温暖的关联，急剧变化的时代青少年的失业与犯罪、毒品对中国的渗透、拐卖妇女、教育医疗法律体制等等，都通过丽江凡常人物的真实生活一一呈现。
这是后1989时代，最先传播到西方世界的中国心跳声。从筹划到剪辑完成耗时五年的《云之南》，为中国的对外宣传带来了无法估量的影响，包括挪威国王和王后在内，全世界数以万计的人寻着《云之南》的故事来到中国、来到丽江。这部电影直接帮助丽江古城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在申遗投票的现场，它被放映给评委们看；同样的，它也间接地影响了丽江的今天——世界各地游客的疯狂涌入，使它越来越像一个迪斯尼式的主题乐园，一个灵魂出窍的Party夜场。
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4月21日至25日举办的首届社会学/人类学纪录影像论坛，甚至将《云之南》提升到了“《云之南》学”的高度，一部纪录片成了认识中国现实、认识西南边疆的坐标。
用生态学的知识剖析小区
住进丽江古城之时，菲尔•阿格兰德已经是一个富有经验的自然历史纪录片导演。他的第一部纪录片《克鲁勃：非洲雨林》引领了一场全球性的雨林保护运动，并促成1986年喀麦隆首个国家雨林公园的建立。之后他的获奖纪录片《脆弱的地球》继续探索野生动物和生态环境的关系。1980年代中期，他开始关注另一个重要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他重返喀麦隆的雨林，以生活期间的巴卡矮人族为题材，拍摄了自己最富盛名的作品《巴卡：雨林中的人》，该片为他赢得两项英国电影和电视艺术学院奖，以及1988年班夫电视节最高奖。
雨林中的经历，使他探索出了独特的观察与纪录方式。他说生态学的知识让他将世界解释成各种各样的关系，在雨林里，是植物与植物、植物与动物、动物与动物的关系，而在丽江这样一个新旧杂陈的小区，他发现真相的方式，就是纪录人际关系的复杂交织，捕捉人与人交流碰撞的火花。
《云之南》里有五六十个人物、上百个小故事，菲尔•阿格兰德说：“他们都在我的设想之中，我只是在等待事情发生。”初到丽江古城的半年里，他几乎没有开过摄影机，只是在古城里与人们一起生活，认识、观察所有的人。他有清晰的设想：这部纪录片里要有一位老师，一位医生，一些经常在市场里出现的人，几个老太太，还要有一桩罪案。
当时刚刚从大学外语系毕业、分配到丽江外事办工作，现在任丽江外事办主任的李国武，是菲尔•阿格兰德拍摄期间政府事务的主要协调者。他记得当阿格兰德向他提出想拍摄犯罪案件时，整个外事办所感到的压力。北京方面要求阿格兰德写一份详细的计划，说明他要拍的究竟是什么。
“我怎么知道？我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这是阿格兰德的第一反应。但他还是在丽江的住所里仔细写下了自己的全部想象，“第一，我希望拍摄的罪案发生在新城，然后观察它在老城里引发的反响，从中观察新城如何影响老城的生活方式，观众也能感受到中国的发展；第二，我想象的是年轻人之间的械斗，有人被打死，警察如何办案，这样我就能观察所有关系：国家与青少年、青少年与父母、少年与少年……”
1991年2月，这份计划被提交北京，获得公安部批准。戏剧性的是，仅仅三个多月后的6月1日深夜，阿格兰德想象中的故事就这样发生了。在丽江新城的公共汽车站，二三十名手持斧头、木棒的少年，将未满十八岁的阿三围殴致死，而阿三正是《云之南》中举足轻重的人物木屠夫的外甥。
阿三之死震动了整个丽江城，这一条线索几乎贯穿《云之南》始终，将形形色色、原本松散的人、事，连结成了一个既像中国传统章回小说，又类似连续剧的全新纪录片结构。而每到转场，就回到四个身着传统服饰的纳西族老太太相聚闲谈的镜头，她们评论着谋杀案、毒贩、年轻人的缺乏责任感、以及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就像古希腊戏剧里的歌队，以副线的自由和声，回应时代的主调。
真实到让人难以置信
云南省社科院副院长杨福泉是丽江古城土生土长的纳西族，他这样形容1990年代初阿格兰德及其团队在丽江的融入程度：“有一个英国女郎跟老太太们学纳西语，她和丽江三教九流的人都混得非常好，在街上一招手小流氓们就跟着她走了。”
台南艺术大学音像媒体中心教授井迎瑞、云南大学影视人类学实验室教师李昕都提到第一次看到《云之南》时的震撼：“摄影机仿佛随时在场，形式太过真实、自然，太不着痕迹，以至于让人不相信它是纪录片。”在西方，《云之南》获得巨大商业成功、获奖无数的同时，同样也没有免于争议。有人直接质疑它是摆拍，认为摄影机不可能在日常里捕捉到如此多动人、私密的瞬间，也不相信在当时的中国还存在《云之南》所展示的那种质朴、澄澈、温暖的人际关系。
阿格兰德的诀窍是时间，还有信任。“我写的故事和拍下的是完全不同的，写的是理性、技术性，而拍摄的过程，是付出时间，与人们一起分享生活。”他从不把摄影机抗在肩上，而是像怀抱一个婴儿那样把它抱在胸前，这个低调的姿势更容易使被拍摄者忽略摄影机的存在，也因为承接住人们的目光而使镜头更动人。
《云之南》开始在欧美各大电视台放映是在1994年，那时西方已经经历了传统小区的解体，人们搬进高楼或迁往郊外，变得越来越孤独、孤立。而阿格兰德所呈现的丽江，仿佛正处于现代化的萌动之初，西方的观众既能从青少年犯罪、毒品泛滥等全球普遍的问题中，对丽江居民的忧患感同身受，更多的则是通过影像，缅怀他们已逝的“good old days”。1990年代初中国西南边陲美丽的风景与人情，紧密、传统、并未因政治变迁而被撼动的社群关系，在二十年后的今天，让云南本地的观众都深受撼动，因为这一切现在仿佛也只是记忆了。
一个很有意味的对照是：
在《云之南》里，受人敬重的唐医生病了，他的私人诊所面临停业，女儿小唐决定去外地进修，以获得行医执照，承继父亲的衣钵。当小唐在一天晚饭时将这个决定告诉父亲，唐医生满饮一杯酒，感动得热泪盈眶，他郑重地谢谢女儿的决定，并说：“行医是一件艰难的事，无论时代怎么变，我们都不能变，要把病人的痛苦看做自己的痛苦，如果病人很穷，不收钱也应该为他们医治。”
这个场景感动了所有看电影的人。但他们或许并不会想到，二十年后的今天，小唐早已不再行医，曾经的诊所也和丽江古城里其它的老房子一样，租出去变成了客栈、民宿。
“我简直不敢再去丽江。” 诗人于坚慨叹。
独家专访菲尔•阿格兰德：“改变丽江的是机场，而非电影”
感谢李昕、夏本明协助翻译
快乐，是连卧室都可以与人分享
时代周报：你怎么看待丽江的变化？
Phil Agland：1996年夏天之后我还没回过丽江。我不可能有什么意见。我只能通过别人的描述了解一些情况。比如很多人或卖或租了他们的房子，从老城搬出去，老房子开了饭馆、旅社，每个人都说变了很多，但我并不想发表意见。我能说的只是老城的重要性，小区感的重要性，当你把这种小区破坏掉的时候，人们变得更孤立、孤独，这对每个人都是有伤害的。《云之南》所展示的是小区的力量，当你生长在老城里，你知道牙医住在哪儿，你认识的这些老师、孩子、老人，形成你对整个地方的感受，这是我们内心深处的一种空间感。当你突然被从中抽离——这种事情在英国发生得太多，不仅是在中国，全世界都这样——你搬进一个高层公寓里，切断了与小区的联系，不得不开车去学校，人们变得越来越孤独，产生越来越多的心理问题。我认为从深层的基因密码来说，人是社会性的动物，越孤立越难以生存。
当然，发展很重要，就像我儿子渴望所有的新技术，我都支持他，新一代总是有野心的。中国充满雄心壮志，中国的发展显示了它的野心，这是很积极的一面。这部片子是对丽江的一种礼赞，称颂它的过去，同时也预示通向未来的路径。当你建立一个新的城市，新的小区，重要的是把过去的元素纳入新的规划，过去总是对设计未来有益，不能被忽视。
我曾与非洲巴卡部落的矮人一起生活过，他们一无所有，但他们是我见过最快乐的人，我觉得他们快乐的原因是他们连卧室都可以跟别人一起分享，人们无时无刻不在一起。我的朋友说，如果你把这些人从贫民窟搬进公寓楼，他们并不会快乐，反而想要回到贫民窟，因为他们希望和朋友们在一起。所以在我的经验中，最快乐的人是生活在小区里，尽管贫穷但分享一切；被孤立的人内心深处是最不快乐的。
时代周报：《云之南》为丽江带来了国际性的知名度，但另一方面也使它变成了西方游客的游乐场，你怎么看你电影对当地的影响？
Phil Agland：当我在一个地方拍摄时，我总是很担心人们忽然的涌入，改变了一切。对于丽江，我一直担忧。但是当时那里已经在修机场，是机场带来了巨大的改变，因为人们非常容易抵达，我拍电影的时候需要坐两天车才能到丽江，非常闭塞，那时我就担心机场会改变一切。但发展对丽江人不是件坏事，年轻人有了工作，给地方带来财富，住在玉龙雪山上的彝族人可以从游客那里赚到钱，这些都是积极的方面。人们都喜欢看到传统的人在从事传统的事，但，年轻的一代渴望加入现代化的进程，只是我觉得政府应该掌控这种发展，学术机构应该建言如何掌控发展。
《云之南》在欧美的影响非常好，它揭示了中国不为西方人所知的一面。有人因为喜欢唐医生而去丽江。人们从中看到普世的情感，抛开语言的障碍，触动心灵。我因此收到了成千上万的观众来信。
就我个人而言我是不太愿意回去丽江，我怕情况太糟糕我承受不了，但是我不想做判断，那不该由我来判断，而该由丽江的人。李国武先生（丽江外事办主任）就对于发生的一切持乐观的态度。我不喜欢游客。我喜欢英国人、德国人、美国人，但一旦他们变成英国游客、德国游客、美国游客，我都讨厌。但你无法阻止，大家喜欢体验不一样的文化。
时代周报：你为什么对犯罪案件那么感兴趣？无论《云之南》还是你后来在上海拍摄的《上海爱与死》，都以罪案为主线。
Phil Agland：我并不是对罪案感兴趣，但是，它是城镇生活的一部分，也是世界性的问题，我想从中发现新与旧的张力。我并不想把丽江拍成世外桃源，一个完美世界，因为生活是不完美的，就像黑与白、阴与阳，充满各种冲突。电影拍摄者想揭示这种矛盾。对我来说，展示丽江的现实是最重要的。只有这样观众才觉得可信。
上海，作为中国大城市的样本，在1995年到1997年正经历巨大的变化，你无法忽视罪与罚，法律与秩序。中国现行的刑法与民法都是1979年才开始实施的，对于警察而言，一千二三百万人口的城市是个巨大的挑战。但这只是《上海爱与死》呈现的一方面，就个人而言我更喜欢孩子、老太太而不是罪案。但理性的讲，中国这种法律的程序是很有意思的。在现代化的急速进程中，民法的介入对警察来说是很大的挑战。
我们的确在丽江点了一把火
时代周报：为什么当时丽江发生的所有重要的事都被你们拍到了？包括电影里的那场大火。以至于在丽江流传着一种说法，说那把火是你们为了拍片的需要，自己放的。
Phil Agland：关于那场火，的确是我们设置的。那时在城里，有四所房子准备推倒重建，于是我们问可不可以先设置一场火灾。在整个七小时的片子里，那是唯一的一场戏。但是除了消防队，没有人知道会发生火灾。人们的反应是完全真实的，而且也不涉及我片中的主人公。火灾过后的检查是真实的，火灾事实上也是消防队的一次演习。当然有一点人工的痕迹。
时代周报：那个遭遇火灾的人的反应呢？
Phil Agland：失火房主的反应，被烧毁的书，那是绝对真实的。只是我们拍摄的被烧毁的房子，和火灾中的房子不是同一所房子。真实的火灾发生时，我们错过了。当然，没有这些（火灾重构）也不影响故事的发展，只是它说明了木建构房子存在的危险性。我们拍到那个家中失火的老人的反应，是在（火灾重构）之前。我跟随唐医生的妻子（居委会主任）去检查，发现有很多暴露的电线，确实很吃惊，可以想象，一旦一所房子着火，也许会烧掉半座城。当我拍到人们很真实的反应时，我真的很兴奋。
时代周报：关于纪录片的伦理，你有怎样的考虑？在《云之南》里，有年轻人谈论吸毒的镜头，还有一个少年从看守所出来后抱怨警察对他随意使用暴力。你是否担心片子在中国公开放映会对纪录片中的人产生负面的影响？
Phil Agland：现在不担心了。但之前我一直担心这部电影不会在中国公映。其实我每一部片子都会担心，在上海拍的片子就没有在中国公映，同样在法国拍的片子也没有在法国公映。我并不想让任何人为难，我只是非常关心这些年轻人的状况。我会跟公安系统的人，无论北京的还是丽江的，解释为什么我要拍这些，因为我想把各种类型的人都纳入这场旅程。年轻人尝试毒品并不只是中国的问题，也是我家乡城市的问题，也是全世界任何城市都存在的问题，这是全球性的。
时代周报：怎么看待普通人在摄影机面前的表演欲望？
Phil Agland：这是个很好的问题。但，其实他们并不确切地知道我什么时候开机拍摄。因此我并不担心他们为摄影机表演，我总是等着他们表演结束。使用胶片摄影机的美妙之处在于你不可能拍下所有的东西，除非很有必要，胶片只能每次连续拍摄15分钟，你必须要很有耐心。我得说大部分的人从不表演，他们难以置信地自然。当有人对着摄影机表演时，我只是手持摄影机坐在那里，不跟他们交流，我躲在摄影机后面，最终人们还是会恢复自然状态。语言不通会是一个障碍，大部分时候我都不知道我拍下的场景里人们在说些什么，但通常动人的只有那一瞬间，也许两小时只有一分钟，我总是能通过他们的身体语言捕捉到，这一分钟剪到片子里时，就变得意义重大。其实一个场景最重要的只是一个核心镜头，配上一些反应镜头，就构建了一个完整的场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