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9日，入围本届上海电影节“亚洲新人奖”单元的影片《落地生》在上海影城进行隆重的亚洲首映。

作为导演敬然的首部长片作品，《落地生》从家庭关系入手，聚焦文化差异下的都市女性，探讨了当代社会人与人之间交流缺位、归属感以及成长孤独等命题。

影片细腻、流畅、感性，真诚动人。

首映当天的傍晚，暑热未消的时候，结束了新闻发布会的敬然导演接受了书本的采访。虽然略显疲惫，但聊到电影她依然直率、认真、健谈，积极地回应我的一些所指尚欠明确的问题。

采访的最后导演坦言，“我是一个挺执着的人，想要什么就马上去执行，在执行的时候就是不愿意走弯路，但有时候弯路反而会带来美丽的风景，最后发现其实没有所谓的弯路”。

“这部影片有一个感情上的结局就够了，事件上怎么着对于女主角来说真的不重要了”。

采访排版/卿云摄影、视频/宜家狮子EFG整理/卿云 EFG策划：抛开书本编辑部

书本：导演您好，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开始准备这个作品呢？

敬然：初衷肯定是跟交流相关，比如有时候父亲的爱传达不到女儿那里。这个也不止于父女关系，也有可能是母女关系，也有可能就是人跟人之间，有什么造成了交流的错位。《落地生》就通过家庭解释了这个交流错位。

很多人得不到自己想要的，是因为他没有表达这个需求，就包括这个女儿她不是得不到父爱，而是因为她没有向爸爸表达过她的需求，爸爸也没有向女儿表达他对女儿的付出。

对这种交流的错位可以通过增加透明性来解决。很多人不愿意示弱，认为表达需求可能是一个弱点，但我认为表达需求并不是脆弱和能力不足的体现，反而是一种勇敢。

书本：在创作的过程中，您是通过什么思路表现这个想法的？

敬然：你是在问我怎么写剧本嘛（笑）。我首先想到的是父女关系有裂痕，但我不想拍一个苦大仇深的父女之间得不到爱的那种故事，我想找一个轻快的方式去呈现之前的问题，所以，我就想到了姐弟之间关系的碰撞。

弟弟拥有姐姐所没有的，然后在姐姐最慌乱的时候突然来了这么个弟弟，等于是在情感与生活层面，又为姐姐制造了一层困境。这时候姐弟之间的碰撞其实展现的是父女间的伤痕。在这个基础上再加很多的辅线，比如姐姐真正需要成长的地方是学会示弱，那这个示弱除了可以在弟弟身上体现也可以在别的地方体现，就像是她和罗德，或者她和同事的关系。

这些辅线慢慢添上去，就让这个故事慢慢变得丰满。弟弟、罗德和工作上的事这些都是从不同方面去刺激她成长。弟弟没有直接指出石路哪不对，但弟弟带给她一个新的实际上是来自于父亲的视角，这是一个很间接的刺激。

而罗德就是语言上指出石路哪里不对，又通过在工作中石路自己犯错，方方面面去展现一下人物成长。

书本：剧本在之前就获得了不少奖项，这有没有减少影片进一步推进的困难？敬然：之前的奖项对我自己来说是一个安心，因为我第一次写剧本，我想看一下影展和观众的反馈。当有反馈时，我会知道自己的改进方向。创作是一个过程，时时有一些专业的反馈是有好处的。
书本：第一次和国内的实力演员王砚辉老师合作，这个缘分是怎么建立的？

敬然：其实和王砚辉老师还有语贤的合作是同步的，因为这个戏的主要冲突是父女冲突，这种情况下就需要父女产生化学反应，也就是说我有了语贤才能有王砚辉老师，我有了王砚辉老师才能有语贤。

我写的石路是一个非常有攻击性的角色，她给自己搭了一个很高的围墙来设防，那在这种情况下，她跟爸爸的交流就是以攻击的方式。这时候如果父亲给她回馈一个攻击的东西，那就等于产生了交流。

但你不能让她产生交流，在这种情况下，父亲一定是一个柔柔的不正面冲突的性格，我就觉得王砚辉老师特别合适，完全可以塑造这个形象。这么匹配出这个化学反应，我还是很高兴的。

书本：在和王砚辉老师合作的过程中感受如何？双方有没有存在一个磨合期？

敬然：我觉得我学到了好多东西！王砚辉老师的戏是集中拍摄，他在走的时候给我的建议都很有用。因为我第一次导，有时候很怕我要的东西不够，就会每场戏都要的很满，王砚辉老师就说，“电影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其实你可以每场戏不要的那么满”。

后面有几场重场戏听取了这个建议，跟我剧本想象的稍微微调了，我觉得特别有帮助。电影整体剪起来的情绪是靠一个积淀而爆发，而不是说靠单场戏。

另外，王砚辉老师诠释一个父亲，他本身就是一个父亲，他能代入很多父亲的视角，是我当时剧本上想的没有那么细腻的。还比如作为一个纽约的外来人，像“领导”、“相当thank you”这样的都是王砚辉老师自己加上去的、对影片质感有提升的台词，一下子外来者的气质就出来了。

书本：王砚辉老师本身是一个儿子的父亲，在他其他大部分作品中诠释的也是儿子的父亲，而这次他尝试了女儿的父亲角色，在这上面你和王砚辉老师有没有特别的沟通呢？

敬然：王砚辉老师一上来抓这个角色就抓得很准。我写的时候确实想过这个，我想儿子其实需要的更多是一个父亲的形象，女儿更多需要的是父亲的陪伴。

王砚辉老师一来就叫语贤“丫头”（笑），这么着语贤也就很快入戏了，就是说他凭借他对角色的理解就直接到执行那儿了，我看到的是他的执行，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非常加分。

书本：那么您觉得语贤在这部电影里整体的表现怎么样？

敬然：语贤真的是特别的真诚，而且她执行度非常地高，我要一个什么她能很快地给到。我对她的表演还是很满意的。

书本：我听说在片中素颜表演是语贤自己提出来的。

敬然：对，语贤以往的荧幕形象都是很夸张化的，非常类型化的那种角色，我们商讨过，应该是面试的时候吧。

语贤看来，石路就是那种放到生活中，没有人会注意到的普通女孩，因为这个角色就是一个平常不照顾自己的姑娘，素颜的状态也很符合这个角色。

所以语贤为了贴近这个角色，就提出了素颜出演，这种情况下就很符合角色嘛。代入角色方面，这个人物也的确就是写的她那个年龄段，她有很多真实情感的代入。

书本：给我印象很深的是王砚辉老师和语贤在儿童保护组织的那场戏。那场戏应该是两个角色的第一次和解吧，两位的表演也很好。可以跟我们简单讲讲那场戏吗，您是怎么设计的，有没有达到您预想的效果？

敬然：有，那场戏是拍得很满意的。当时拍摄时间也比较紧，但那场戏我留了好多好多时间，就觉得一定要做对。

然而没想到那场戏特别顺利，真的两条就过了。那种属于强情绪的戏，我觉得演员有时候第一条甚至比第二条要更准确，更真情流露。其实那场戏剧本上的设计反而不难，因为它是一个外放型的东西，如果你冲突建立好了，表达那个冲突就行。

相反我觉得之前有几场戏那种建立冲突，像姐弟的戏啊，通过姐弟去展现父亲，那反而是非常困难的。那场戏唯一就是说王砚辉老师表达的度，因为父亲是一个不会表达的人，这样一个人真的要开始表达的时候，得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真的把他逼急了才会让他这样去表达。

所以那场戏的设计就让儿童保护组织的那个人给石路问了好多问题，这些问题都是英文的，父亲这个角色听不懂，翻译坐在旁边也不翻译，因为石路听得懂，那我们当时镜头就只给父亲，要通过父亲的焦虑来说明这个事情的严肃性。

当时上中文字幕我都想过要么就不上那个字幕了，就是让观众跟着父亲走那场戏。等到父亲开始抒发自己的情绪，女儿眼里看到自己从来没有看到过的这样一个其实是对她有关爱的父亲，视角就会换到女儿的视角。

书本：父亲的情绪方面，其实也是有一个建立的过程。

敬然：对，父亲不会表达，但他重新建立家庭，对女儿其实也是有愧的，他那些话其实也是说给女儿听，也是说给自己听。

书本：我注意到您之前的真人短片和这部长片中，在拍摄比较关键的情感冲突的时候您喜欢用浅焦，把人物放在前景，虚化掉背景的方式拍摄。这是您有意采取的方法论吗？

敬然：对，因为我的短片和这部片子都是以人物出发嘛，所有的事件都是根据人设来的，而人物我处理的是一种孤独的情感，所以我就想让人物和周围更有一种距离感。

书本：甚至比如说正片最后一个镜头，语贤走出那个机场的门，拍摄方法也是把机场的景物虚化掉。

敬然：对，那个时候是石路全片第一次喊出“爸爸”，她第一次意识到亲情的重要，那个时候她脑子里都是这么多年浪费掉的和父亲本可以交流的时间，所以那一刻，她所置身的周遭环境是什么都不重要。

我就把所有东西都虚化，想让大家听语贤走出去的时候的脚步声、哭声以及机场的嘈杂声。但是后来作曲来了一首很美的歌，那首歌还非常地合适，把哭声全部都盖掉了。（笑）

所以说一开始那个虚焦是为了听脚步声设计的，但是后来换成了歌，歌词也很对，就一个道理嘛。总之虚焦的意思就是什么都不重要，只有对家的思念，从一个没有亲情的人到亲情爆发的这么一个状态是最重要的。

书本：所以后面彩蛋的第一个镜头就是非常温暖的，北京的大全景，非常有感染力。

敬然：对，对，而且我是北京长大的嘛，都是一些我非常有感情的地方，立交桥，过街天桥。

书本：我特别注意到您对北京和纽约这两个城市的色彩呈现有很明显的对比，如果现在您谈一下对这两个城市的感受，您会怎么概括？

敬然：北京真的就是有家的感觉，它不是一种记忆，它是一种感觉，过街天桥、四合院儿，所有东西都是贯通的。而纽约就是割裂，一个人一个公寓，非常个体化。

纽约那种快节奏让你觉得你如果没有目标感的话有一些内疚，而北京因为有家人在这儿，生活可能更随机更丰富一点，一天很快就流逝掉了，我也不用去想到底干了什么。

书本：我们来聊聊小演员吧，林靖哲。他是这两年非常受关注的一个小演员，您是怎么引导他的表演的呢？

敬然：哎呀靖哲就不用了，他那个履历比我长太多了（笑）。关于靖哲最难的一个点是，纽约规定八岁以下的小孩儿现场拍摄每天不能超过四个小时。靖哲拍摄的时候是六岁，他的戏又多，同时因为语贤和王砚辉老师是集中拍摄，靖哲的戏就都堆到了后面，我们就需要他很快地入戏。

靖哲自己调动情绪是极快的，他很懂得怎么调动情绪。就比如说，他真的很喜欢去乐高店，他如果上午去乐高店了，往往下午调动情绪演哭戏就要比平时慢一点，这时候他自己就会提前调动自己。

书本：我想对小演员来说，哭戏可能还不是最难的，而是比如说他在罗德家门外听到姐姐和罗德的对话时的那个反应这种，会不会更难一点？

敬然：其实不是，那个很好调动。靖哲最大的特性是非常自然，他本身就是一个很懂事儿的孩子，那种单纯和懂事流露给镜头就是非常地自然。靖哲最有挑战的其实是英语，这个要特别感谢靖哲妈妈，私下辅导了很多。

书本：印象很深的是靖哲后来在公墓那场夜戏的表现。

敬然：那场就是早上去了乐高店（笑）。但那场戏因为公墓要求很严，很多地方不让打灯，我们花了很长时间准备，现场拍摄的时间被压缩得极短，就只能要求靖哲马上入戏，没有时间调动，其实挺难的。

而且那场戏我也要了很多，范围也要得很广，因为担心后面剪的时候有布光这种技术上的问题，我就从抽泣到小哭，到大哭等各种动作全都要了，到剪辑的时候再挑。

书本：说到那场戏的光，那场戏的光是很有设计的。

敬然：对，因为我们说石路是一个很设防的人嘛，但是宝宝是一个弱者，你在弱者面前就没有必要很设防了，所以那场戏是第一次她周围的墙塌下来。

体现在布光上我就不希望有太多对比色，想要说红色、绿草地、橘色这些一定是要贯穿在一起的，而等到到儿童保护组织进来的时候，就要在光上体现一个外界的刺激，来打破这个气氛。

书本：您之前的短片Fish Stew和这部《落地生》都有对文化差异背景下的亲子关系的关注。我们也知道，在中国的家庭片的范畴中，之前已经有前辈导演持续地关注这件事情，比如九十年代李安导演的“父亲三部曲”。您觉得您的作品是否也在这个脉络中，继承了前辈导演的某些视点？

敬然：我觉得视点这个东西是继承不了的。我特别喜欢李安导演，我考到纽约大学也是因为李安导演在那儿念过（笑）。我喜欢他的原因就是他的视点很独特，但他的执行又很商业，他能把自己的一个独特的视点传达给观众，让所有观众都能理解这个独特的视点。

我想做的方向肯定也是这个家庭片方向，但我觉得视点是属于我的。是我的个人情感和经历导致我会有这么一个视点，比如对归属感的视点，至于执行方式当然是可以借鉴很多很多成功导演的执行方式。

书本：您曾经作为story artist参与过蓝天工作室以及Reel Fx的几部动画电影，您能给我们普及一下在美国的动画工业中这是一个怎样的职位吗？

敬然：比如说一千人完成一部动画片，就会有十个到十五个storyartist，我们从导演或制片那儿接收一个片子，我们十到十五个人就一起开会拼出一个故事，把它画成分镜的形式，用电影语言表达，再剪成story reel。

所以其中的工作就包含了剪辑，包含了表演的设计，也包含了编剧，每天都在想怎么执行故事，就是一个导演很好的训练营。

书本：您完成了从story artist到导演的身份转变，在这个过程中您印象最深的部分是什么？

敬然：Story artist需要的就是大胆，你越前卫越好，哪怕想到一千个想法，扔掉九百九十九个，只要能剩下一个也是成功的。

而导演不一样，导演有成片的进度，所有的部门都在跟着你走，而且经常是在摸着黑走，在这种情况下你就是那个探照灯。所以你要决定什么时候可以去尝试，而什么时候要收住。这是我觉得最本质的区别。

书本：回到影片，影片中女主角雄心勃勃，把进入大企业的工业环境作为全身心投入的目标，然而受挫，甚至因此失去了关爱他人的能力，导致陷入了全面的危机，从而引发了可以说是影片最核心的情感冲突。这样的设置是否与您自身的经历有关？

敬然：事儿不是真的，但情感肯定是有。大学那个时候在国外嘛，自然的问题就是家人不在身边，比如说感恩节的时候大家都回家吃火鸡了，我就只能蹭别人家的火鸡吃（笑）。

很自然地，你少了那么一部分，你就会找其他东西去填补，那你在找的时候，它就是一种努力了，就不是自然的过程了。

抛开书本记者vs《落地生》导演敬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