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4-06-18
君子洋洋 • 施陶芬贝格:倒在本德勒大街
这是在阅读《德军总参谋部历史》（瓦尔特格里茨），最后一章节的浓墨重彩，也是在历史上本德勒大街上的那所老房子上演的最后一幕悲欢离合。壮士断腕，自古引人叹息怅惘，虽出师未捷，尚死得其所，倒也不失英雄气度。
先谈下电影。比较一下，深入人心的三部描写“720”事件的影片（分别是1990年版《刺杀希特勒计划》/2004年《施陶芬贝格》以及2008年的《瓦尔基里》），制作最上乘，用心最诚恳的首推《施》作，其次在内容上以及性格刻画和结构安排上，90年的《刺杀计划》当位列第二。克鲁斯的瓦尔基里行动无论在取材着眼点上，还是人物内心的挖掘上，功夫显然没有做到位，选角用人和布景上倒是下了一番功夫——不过，这也是商业片惟有可恃的，不足过分夸赞。
科赫的相貌与历史上的施陶芬贝格有相当差距，但是其个人演技渐渐征服了观众，使这一不利条件渐渐隐去。本片最大的亮点在于，突出了施陶芬贝格个人价值观念的逐渐转向，由一个纳粹同情者最终变为坚定的反独裁斗士，这是他作所不及的。若评价交待人物过往及刺杀目的与合理性的话，本作自然胜出一筹。最后枪决一幕尤为震撼，不得不说，这是我看过的描写该事件结局最痛心的一版。
魏玛国防军在一战后，始终未能解决的一项难题是军队与国家政府体制间关系的问题。作为德意志社会的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权力过大会衍生去民主化，从而与协约国家产生矛盾；权力过小又将导致国家生活放任无序，造成社会混乱。几百年的分裂，几十年的战争，除了皇帝就是军队，人民在没能形成成熟的民主意识前，需要服从对象，因而军队与政府距离的远近颇为重要。按照国防军之父塞克特的想法，军队只需要当政府的保姆即可。一战后秘密建立起来的地下总参谋被设置在本德勒大街，日后成为理性的德国军官团的活动中心。但是在1931~33年间政府渐失控制的形势下，保姆没有出手挽救颓势，遂造成不可收拾的结果。
见到还有一种称720事件为功败垂成的刺客行动的说法，真是苦笑而已。客观讲，720事件只是未经细致谋划的最后挣扎，与历史上的大部分兵变相比，都远远称不上成熟。这一点从开展行动以后，参与者的核心队伍始终不能确定便可窥一斑，夺取国器需要周密的计划，严格的程序谨慎的布置和耐心的调整，怎么可以象自由市场一样，想入伙就入伙还能随时退出就退出？部队的思想压根没能接近参谋部贵族圈子的观点，已然开始行动却还都浑浑噩噩茫然不知所措。更有胆小怕事者，阴谋观望者，暗中掣肘者，预备反水者——可以说计划的成功几率实在微小。到最后，政变者只能互相打气说，没有回头路可走了。这简直是一场自杀游戏而已。
但并不是说，这些人缺乏头脑，飞蛾扑火。指导变乱的最高领袖维茨勒本元帅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道主义”者。他目睹了1934年罗姆暴动事件之后的大屠杀，思想上开始反对国家社会主义征服所采取的一起野蛮的警察手段，后来发展到反对国家社会主义。其他的政变参与者也多有类似的经历。恰恰是因为成功几率低，政变难度大，这些旧军官依然敢于迎难而上铤而走险，方才赢得了人们更强烈的纪念。人们争论的焦点依然是在战时反抗一名身为统帅的独裁者是否正当合理，而这一问题显然很难解开。支持全面正义和绝对理性的有如参加兵变的大部分参谋部军官，反对者也有诸如曼施坦因，隆美尔这样的名将。事实上，如果这是一个容易解答的命题，政变当年要么就不会发生，要么也就轻易得以实现了。正是因为无法在军官团内部统一思想，才使得陆军在对待希特勒，如何处理党卫军犯罪集团的问题上显得犹豫不决错失良机。“Ich schwöre bei Gott diesen heiligen Eid, daß ich dem Führer des Deutschen Reiches und Volkes, Adolf Hitler, dem Oberbefehlshaber der Wehrmacht, unbedingten Gehorsam leisten und als tapferer Soldat bereit sein will, jederzeit für diesen Eid mein Leben einzusetzen.”这一段强调对希特勒本人的效忠誓词实际上是在1934年希特勒全面接掌国防军后才有的，德军对于所谓Fahneneid（执旗辞）是非常重视的，以至于成为军旅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入伍者右手执旗，左手指天盟誓是最常见的军事礼仪。1934年以前是效忠魏玛共和国政府，再以前是德意志帝国，对于Fuehrer的效忠是希特勒个人的强烈要求，本身是与民族传统和军队历史相违背的。作为军官团的主体和国防军的核心，维茨勒本贝克也好，奥尔布莱希特施陶芬贝格也好，都是帝国时代的老军人。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自然不必受到1934年以后被篡改的誓词之约束。唯一在道德上的困境，是如何摆脱在战时体制下完成对独裁政府的改造。兹事体大，牵发而动全身，是什么使得一群信仰坚定者冒着被人污蔑成叛国者的风险，甚至深知必将承担部分未来“国家战败”责任的问题，奉大义而举，虽九死不悔？这是对于国家的责任意识和军人的荣誉情节共同作用的结果。维茨勒本元帅用优厚的退休待遇换来一个在荣誉法庭上控辩的机会，看似不理性，实则是最大的理性。没有这一场德意志旧军官团的最后挣扎，人们记住的可能只是德国的血腥犯罪纪录。如贝克所说的那样，虽然可能会失败，但我们让世人看到了德国人也有改正自己错误的勇气和决心。
施陶芬贝格们倒在了本德勒大街冰冷的庭院里，象征着一代富有责任感的杰出军人群体的死去。幸运之处是，他们并没有亲眼看到德国的毁灭；不幸的是，本德勒大街所代表的精神也随他们而去，在一个冰冷的世界里，责任，荣誉，理性和道德最终什么也没有留下。
在1944年7月20号午夜，倒在本德勒大街的是德国曾经最引以为豪的理性精神和人性之光。十五年后，联邦国防军总监豪辛格上将在致联邦国防军各指挥官的一项训令中，提到“720”事件时说到：“这是德国最黑暗时期的一个焦点，勇士们的基督教救世和人道主义的责任感，决定了这一次的暗杀行动。我们联邦国防军人对于他们的牺牲精神和良知表示无限的敬佩。他们无愧于我们的表率。”
先谈下电影。比较一下，深入人心的三部描写“720”事件的影片（分别是1990年版《刺杀希特勒计划》/2004年《施陶芬贝格》以及2008年的《瓦尔基里》），制作最上乘，用心最诚恳的首推《施》作，其次在内容上以及性格刻画和结构安排上，90年的《刺杀计划》当位列第二。克鲁斯的瓦尔基里行动无论在取材着眼点上，还是人物内心的挖掘上，功夫显然没有做到位，选角用人和布景上倒是下了一番功夫——不过，这也是商业片惟有可恃的，不足过分夸赞。
科赫的相貌与历史上的施陶芬贝格有相当差距，但是其个人演技渐渐征服了观众，使这一不利条件渐渐隐去。本片最大的亮点在于，突出了施陶芬贝格个人价值观念的逐渐转向，由一个纳粹同情者最终变为坚定的反独裁斗士，这是他作所不及的。若评价交待人物过往及刺杀目的与合理性的话，本作自然胜出一筹。最后枪决一幕尤为震撼，不得不说，这是我看过的描写该事件结局最痛心的一版。
魏玛国防军在一战后，始终未能解决的一项难题是军队与国家政府体制间关系的问题。作为德意志社会的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权力过大会衍生去民主化，从而与协约国家产生矛盾；权力过小又将导致国家生活放任无序，造成社会混乱。几百年的分裂，几十年的战争，除了皇帝就是军队，人民在没能形成成熟的民主意识前，需要服从对象，因而军队与政府距离的远近颇为重要。按照国防军之父塞克特的想法，军队只需要当政府的保姆即可。一战后秘密建立起来的地下总参谋被设置在本德勒大街，日后成为理性的德国军官团的活动中心。但是在1931~33年间政府渐失控制的形势下，保姆没有出手挽救颓势，遂造成不可收拾的结果。
见到还有一种称720事件为功败垂成的刺客行动的说法，真是苦笑而已。客观讲，720事件只是未经细致谋划的最后挣扎，与历史上的大部分兵变相比，都远远称不上成熟。这一点从开展行动以后，参与者的核心队伍始终不能确定便可窥一斑，夺取国器需要周密的计划，严格的程序谨慎的布置和耐心的调整，怎么可以象自由市场一样，想入伙就入伙还能随时退出就退出？部队的思想压根没能接近参谋部贵族圈子的观点，已然开始行动却还都浑浑噩噩茫然不知所措。更有胆小怕事者，阴谋观望者，暗中掣肘者，预备反水者——可以说计划的成功几率实在微小。到最后，政变者只能互相打气说，没有回头路可走了。这简直是一场自杀游戏而已。
但并不是说，这些人缺乏头脑，飞蛾扑火。指导变乱的最高领袖维茨勒本元帅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道主义”者。他目睹了1934年罗姆暴动事件之后的大屠杀，思想上开始反对国家社会主义征服所采取的一起野蛮的警察手段，后来发展到反对国家社会主义。其他的政变参与者也多有类似的经历。恰恰是因为成功几率低，政变难度大，这些旧军官依然敢于迎难而上铤而走险，方才赢得了人们更强烈的纪念。人们争论的焦点依然是在战时反抗一名身为统帅的独裁者是否正当合理，而这一问题显然很难解开。支持全面正义和绝对理性的有如参加兵变的大部分参谋部军官，反对者也有诸如曼施坦因，隆美尔这样的名将。事实上，如果这是一个容易解答的命题，政变当年要么就不会发生，要么也就轻易得以实现了。正是因为无法在军官团内部统一思想，才使得陆军在对待希特勒，如何处理党卫军犯罪集团的问题上显得犹豫不决错失良机。“Ich schwöre bei Gott diesen heiligen Eid, daß ich dem Führer des Deutschen Reiches und Volkes, Adolf Hitler, dem Oberbefehlshaber der Wehrmacht, unbedingten Gehorsam leisten und als tapferer Soldat bereit sein will, jederzeit für diesen Eid mein Leben einzusetzen.”这一段强调对希特勒本人的效忠誓词实际上是在1934年希特勒全面接掌国防军后才有的，德军对于所谓Fahneneid（执旗辞）是非常重视的，以至于成为军旅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入伍者右手执旗，左手指天盟誓是最常见的军事礼仪。1934年以前是效忠魏玛共和国政府，再以前是德意志帝国，对于Fuehrer的效忠是希特勒个人的强烈要求，本身是与民族传统和军队历史相违背的。作为军官团的主体和国防军的核心，维茨勒本贝克也好，奥尔布莱希特施陶芬贝格也好，都是帝国时代的老军人。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自然不必受到1934年以后被篡改的誓词之约束。唯一在道德上的困境，是如何摆脱在战时体制下完成对独裁政府的改造。兹事体大，牵发而动全身，是什么使得一群信仰坚定者冒着被人污蔑成叛国者的风险，甚至深知必将承担部分未来“国家战败”责任的问题，奉大义而举，虽九死不悔？这是对于国家的责任意识和军人的荣誉情节共同作用的结果。维茨勒本元帅用优厚的退休待遇换来一个在荣誉法庭上控辩的机会，看似不理性，实则是最大的理性。没有这一场德意志旧军官团的最后挣扎，人们记住的可能只是德国的血腥犯罪纪录。如贝克所说的那样，虽然可能会失败，但我们让世人看到了德国人也有改正自己错误的勇气和决心。
施陶芬贝格们倒在了本德勒大街冰冷的庭院里，象征着一代富有责任感的杰出军人群体的死去。幸运之处是，他们并没有亲眼看到德国的毁灭；不幸的是，本德勒大街所代表的精神也随他们而去，在一个冰冷的世界里，责任，荣誉，理性和道德最终什么也没有留下。
在1944年7月20号午夜，倒在本德勒大街的是德国曾经最引以为豪的理性精神和人性之光。十五年后，联邦国防军总监豪辛格上将在致联邦国防军各指挥官的一项训令中，提到“720”事件时说到：“这是德国最黑暗时期的一个焦点，勇士们的基督教救世和人道主义的责任感，决定了这一次的暗杀行动。我们联邦国防军人对于他们的牺牲精神和良知表示无限的敬佩。他们无愧于我们的表率。”
施陶芬贝格Stauffenberg(2004)
又名：瓦尔基里行动 / 刺杀希特勒 / 斯陶芬贝格 / 施道芬贝格 / Operation Valkyrie
上映日期：2004片长：96分钟
主演：塞巴斯蒂安·科赫 Sebastian Koch/乌尔里奇·图克尔 Ulrich Tukur/哈代·克鲁格 Hardy Krüger Jr./Christopher Buchholz/尼娜·昆岑多夫 Nina Kunzendorf/史蒂芬妮雅·若卡 Stefania Rocca/Axel Milberg/Olli Dittrich/Katharina Rivilis/Karl-Heinz von Liebezeit/Michaela Wiebusch/Michael Lott/Christine Sommer/Thorsten Merten/Joachim Bissmeier
导演：乔·拜尔 Jo Baier编剧：乔·拜尔 Jo Bai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