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猛导演的第二部长片《过昭关》将一段中国乡村的夏日纪事娓娓道来，在宁静致远的影像中蕴含着耐人寻味的情趣。它先后在第2届平遥国际电影展(2018)和第22届上海国际电影节(2019)上载誉而归，并得到了众多影评人的一致好评。影片采用了移步换景的公路片类型，在视听的呈现上也别具一格，由此生发出意味深长的内蕴。

一、公路类型和人生观

世界电影史上，公路电影是新德国电影代表人物维姆·维德斯的首创。在这种独特的电影样式中，“主人公的生活基本上都是在驾车旅行中度过的，通过无休无止的旅行，领略沿途的城乡景色和风土人情，记述旅途中的遭遇和见闻，使观众充分感受到社会生活的种种情调和氛围。”①

作为类型电影的公路片，往往以“在路上”作为结构线索，包含交通工具、汽车旅馆、同路人等基本构成要素，在表现“寻找”这一母题的同时，又经常涉及自由、平等、家庭等诉求。②在《过昭关》里，77岁的老人李福长带着孙子李翊宁去探望老友韩玉堂，开启了“一路向西”的旅途。③他们遇到了各式各样的人物，李福长祖孙与这些人的相遇，构成了影片作为公路电影的基本类型叙事。

李福长先后以言语劝慰了投资被骗、流露出轻生倾向的青年，并以实际行动向抛锚在山里的货车司机伸出援手。遇见青年人发生在旅途休憩的河畔，青年人失望地表示“这河里可能就没鱼”，李福长则把装有诱饵的瓶子丢到河里，并说“只要多等一会儿，慢慢会钓到鱼的。”这样一来，老人用瓶子钓鱼，就不仅仅是满足孙子心愿那么简单，而成了一种形象化隐喻。如果说，李福长语重心长的话语意在告诉年轻人：凡是都要向前看，没有过不去的关；那么，这样的情节和道具设置则像在晓喻观众：条条大道通罗马，东边不亮西边亮。小小的“钓鱼瓶”，不仅是李福长人生智慧的外化，也成了导演传达人生观的载体。

实际上，影片对李福长人生观的描绘，虽着墨不多却言近旨远。比如，第一次上路时，为了避让迎面开来的车而把三轮车开进了路边田地，他只摆摆手说“没事没事”；在无私相助交通肇事受害者家属后，他对同行的货车司机说“咱活人不能跟人家死人较劲”。凡此种种，无不体现出光风霁月、超然物外的境界。此外，几处细节也颇值得玩味：青年赠予李翊宁的泡泡糖，被后者转赠给了路边孤立无助的小男孩，这明显象征着“爱心传递”；李福长给孙子制作的小风车，则留在了货车倒车镜上，像是一种平和的心态在流转。

从剧作结构的角度来看，第三幕警察的出现阻断了祖孙二人的旅程，并削弱了“老友相见”的情感冲击力度。这看似不合常理的情节，既是类型片的内在规定，也可见导演对主题的用意。公路片通常都围绕“寻找”展开，但寻找的过程比结果更重要。从公路电影的角度分析，“寻找韩玉堂”只是由头和引子，这个过程才是关键。换句话说，它着力刻画的是李福长豁达乐观、与人为善的人生态度。在这个意义上，公路片的类型外壳和人生观的内在言说达到了由内至外的契合。

二、固定机位和生死观

在李福长向钓鱼青年讲述的故事里，大哥服毒，叔叔上吊；搭乘货车司机便车途中，遇到了死于交通事故的人；祖孙旅行途中，哑巴突然离去；影片结尾，韩玉堂病故。李福长在泛黄的合影照片上，用笔圈出一个又一个相继离开的人，这样细腻动人的笔触，使死亡显得触手可及般真切。哑巴的离世与老人儿媳妇的分娩几乎同时进行，台词“阳间添个人，阴间去个鬼”透露着对于生死轮回的质朴思考。

李福长到医院去探望老友，起初居然认错了人。当李福长离开时，也是这个被认错的人充当了他和韩玉堂之间“传话者”的角色。这个人物的设置，固然有其现实逻辑和剧作结构方面的考量。④但更进一步来看，“认错人”的情节和“传话”动作的加入，摈弃了惯常的临终哀叹和生离死别，并将其转化为一种喜剧形态的表达。在这里，对死亡的思考已经显而易见。

对生死的态度是影片涉及的另一个命题，相关场景大多都以固定长镜头呈现。比如“埋葬哑巴”一场戏，远景机位静静地记录下三人掘土覆坟的动作，李福长祖孙三人从画外空间进入，摄影机的角度和景别没有任何变化。从表层叙事来看，摄影机在此处只是充当旁观者和记录者的角色；从深层表意来看，机位设置和影像旨趣是相辅相成的——死是所有人的终极归宿，死亡的降临不会为任何人放缓脚步或做出调整。

长镜头的迷人之处就在于还原真实完整的时空，这让观众得以静下心来去体会画面的内部意味，并感悟死亡的无言力量。影片试图传达一种“笑对生命，从容自若”的生死观，这恰如静观默察的机位，淡然地应对着人间百态和世事无常。由此，固定机位和生死观实现了形式与内核的高度统一。

影片结尾，得知老友去世的李福长坐在自家门前，缓缓地点上一支烟，目视前方唱起了《过昭关》。摄影机处在低矮的“坐姿”高度，以正面平拍注视着饱经风霜的老人。固定机位、打破第四堵墙和飘雪的前景汇聚在一起，迸发出强烈的情感力量。固定机位提供了仔细观察的可能性，打破第四堵墙使主人公和观众产生了直接交流，雪花飞舞则营造出纯净空灵的氛围。亲近的人接连逝去，老人唱到：“我好比哀哀长空雁，我好比龙游在浅沙滩，我好比鱼儿吞了针线，我好比波浪中失舵的舟船。” 一切关于生的探求或死的思索，都在这一唱三叹中被看淡了。

三、间离效果和历史观

纵观全片来看，“过昭关”其实不仅是对人生的形象写照，也是对历史的感慨万千。李福长两次提到“过昭关”，第一次是和孙子谈及《过昭关》的由来，讲自己当年被打成右派，走投无路，心境类似“伍子胥过昭关”。第二次是夜宿养蜂人处，两人谈起父辈因为受饿、挨批斗致死，李福长感慨道：“咱这一辈子，也就跟过昭关是一样的，过罢昭关又过潼关，过罢潼关还有山海关、嘉峪关，关关难过也得过……”

有趣的是，配合着李福长的讲述，影片中穿插了两段极具风格的“搬演”。在向孙子解释“过昭关”时，画面上出现身着戏曲行头的人在表演“伍子胥过昭关”；他向钓鱼青年讲故事时，画面同样是有年代感的场景和人物。在这两个段落中，尽管布景、服装、化妆都尽力还原真实，但人物表演却并不是完全生活化的，而是带有某种程式化的假定和夸张；李福长的人声时而作为故事讲述者的旁白，时而作为故事主人公的对白，人物表演的口型和他的声音相照应，产生了一种“双簧”的喜剧效果。因此，这两个段落就不是简单的声画分立结构的闪回，而有了“听声音想画面”式的间离效果。

电影里运用间离效果的要义在于，以理性效果代替感性的体验，阻止观众完全入戏，令观众保持自我情绪和独立思考，进而展开一系列的分析和思辨活动。⑤以这样的形式，导演把这两个段落指向了更为深远的历史背景，即“反右派斗争”和“十年浩劫”。这些历史事件都给中国劳苦大众带来了深重灾难，但和伍子胥过昭关以后的惨烈复仇不同，李福长并未心怀怨恨或长吁短叹，他只把这些当作人生必须过的“昭关”。在李福长的认知里，“历史”只是“人生”在不同阶段的同义词。所以，他千里迢迢去探望病重老友韩玉堂，看似源于对劳改农场时期深厚情谊的难忘与怀恋，但劳改农场充其量只是背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才是真正的动力。

为了凸显“过昭关”的意涵，导演有意使用了“零配乐”——除老人清唱《过昭关》以外，全片没有任何音乐。电影中的音乐通常可以起到渲染气氛、塑造人物、辅助叙事、深化主题等作用，音乐是实现电影整体艺术效果不可少的一部分。“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尝试，已经给影片提出了一个高难度挑战，因为这实际上是对间离效果的彰显。但另一方面，这样的“减法”，又是对《过昭关》唱段的对比甚至强化，使观众在有限的旋律中去体会深意。

因此，“人生就像过昭关”和《芙蓉镇》里的“活下去，像牲口一样活下去”以及《活着》里的“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有所不同，这是大风大浪的亲历者在饱经沧桑之后悟出的真谛。从李福长的年龄推算，他应该经历过从解放战争到当下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的大事。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这其实是过来人的心境。经历的多了，看得多了，也就不想说了，这是那一代人的历史观。⑥

结语

除了在人生观、生死观、历史观等方面的内涵以外，《过昭关》质朴动人的表演、真实的自然音响、贯穿全片的方言，以及藏牙齿、泡泡糖、小风车等细节都很引人入胜。尽管也存在主题过于直白等问题，但整体来看，它确实为中国的公路类型、乡村影像以及儿童题材电影带来了新的可能性。这样一部纯真至善而又妙趣横生的影片，应该被更多人关注。

注释：

①黄文达主编：《外国电影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98页。

②参见王志兵：《公路电影的发展与深度解读》，四川师范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第6—10页。

③李福长位于河南省东部的周口市，韩玉堂则在河南省西部的三门峡市。

④参见霍猛、叶航、阳宗原：《在路上”的历史印记——<过昭关>导演霍猛访谈》，《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9年第6期。

⑤参见陈俊：《布莱希特“间离效果”的影视应用》，《电影文学》，2011年第3期。

⑥导演承认，哑巴养蜂人的角色是意指失语的人。参见霍猛、叶航、阳宗原：《在路上”的历史印记——<过昭关>导演霍猛访谈》，《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