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9-08-08
五行缺水 • 女人韵事:《女人韵事》：被选中的道德牺牲品
一根绳子的特写定格在黑暗的世界里，它是在向下的坠落过程中停止了摆动，垂直而下，能感受到绳子下端重物的挣扎，但是它没有出现在镜头里，就像被隐藏甚至被抹去的符号，而这无疑是女人命运的一种隐喻：国家法庭以道德重建为名，对玛丽进行了审判，并最终将她推向了死亡。这是1943年7月30日的一个瞬间，当女人的生命在绳子的末端走向终结，一个国家似乎也在黑暗中苦苦挣扎，它无声地传递出真正的国家悲剧：“被责难的却是可怜的孩子。”
“邻居家的孩子告诉我，你妈妈被砍头了，有时候她是多么快乐。”这是玛丽的儿子皮尔罗的旁白，当玛丽被丈夫举报，当玛丽被国家法庭审判，当玛丽被关押在黑暗的牢房，当玛丽的生命终结在绳子末端，皮尔罗再也没有见过这个原本快乐的女人，“母亲被捕时我七岁，他的生命在另一个世界里结束了。”七岁的孩子，向前将走向自己那段漫长的人生，这一个年龄截然分出了两部分：过去和未来，过去的母亲是快乐的，过去的母亲在追求着自己的理想，过去的母亲像一个母亲——当玛丽入狱的时候，她对着铁窗外的月亮想起了皮尔罗和女儿穆奇，四个月来她一直想念着他们，而他从律师那里听说国家法庭将进行道德审判时，她说：“麻烦你给孩子们寄一张埃菲尔铁塔的明信片，他们从来没有来过巴黎。”而未来呢？再也没有母亲，对于皮尔罗来说，这是自己必须成长的一条路，是在责难中让自己不再可怜的人生。
玛丽死了，皮尔罗面向未来，1943年的这一叙事无疑在夏布洛尔的电影结构中具有了某种启示意义：一个女人因为实施堕胎、提供卖淫场所，被道德法庭宣判死刑，而对这一“堕落”行为进行审判的则是男人，“他们都是男人。”玛丽曾经这样感慨，他们并不仅仅是那些审判的法官，还有把她送入监狱的丈夫保罗，还有玛丽发现了爱的光芒却替德国人做事的情人鲁西恩，他们共同组成了玛丽对面那个叫男人的世界，而这个“男人”无疑也是投降的法国，一种国家主义的隐喻，就像玛丽在狱中所说：“他们无所事事地等待战争结束，最终却选了一个女人作为典型。”投降的国家，就像懦弱的男人，他们无法支撑起自由和责任，更无法保护女人和孩子，而最后在玛丽面前的神职人员完全是懦弱的象征，玛丽问他的唯一一个问题是：“你有孩子吗？”男人摇摇头，一个懦弱的男人，一个没有孩子的男人，也成为国家主义的隐喻。
“工作、家庭、祖国，我们没有权利只有义务，多么荒唐的伪善！实际上，他们在报复自己的怯懦，他们的，我的，你们的……”律师的对话无疑揭露了战争中国家的“无所事事”，也只有在这种懦弱中他们反而对像玛丽一样的女人实施了报复。但是当在女人对面的男人把女人当成了一个牺牲品，夏布洛尔显然又留出了一个希望的出口，那就是皮尔罗，一个七岁的孩子，一个失去母亲的孩子，他才是这个国家可能的未来，他才是让女人重新回到快乐世界的男人，而从“可怜的孩子”到新生的力量，夏布洛尔期待的是国家的重塑，是男人精神的重塑，而自始至终的旁观者身份为这段历史做出了另类的注解。
这是夏布洛尔有意为之的独特视角，皮尔罗的生活和母亲的命运息息相关，他和妹妹被玛丽带着去干活维持生计，他欣喜地吃到了母亲买来的糖果，他被母亲留在家里照顾妹妹而玛丽却出去“开心”，当然他也见证了重回家里的父亲，见证了母亲实施堕胎和提供卖淫场所的行为，也见证了和母亲依偎在另一个男人身上的一幕，他哭过笑过，而皮尔罗的感情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就折射出了玛丽命运的起伏。而皮尔罗和玛丽的另一重关系更具有象征意义：他是玛丽的儿子，是从她肚子里生出的孩子，一种感情的维系当然有着深厚的道德基础，但是玛丽为了摆脱穷苦的生活，帮助女人堕胎，两年时间23个女人在她的帮助下“杀死”了自己的孩子，这是不是一种不道德的谋杀？而玛丽提供给妓女卖淫的场所，在欲望的满足和肉体的交易中，也有着对于生命无情扼杀的道德罪恶——玛丽一只手沾着道德的血迹，一只手却把皮尔罗抚养，一只手扼杀生命，另一只手却不想让孩子可怜，一只手和另一只手的选择，在孩子的世界里，在母亲的情感中，似乎变成了另一种悖论。
就像带着两个孩子来到玛丽家里的女人发出的疑问：“肚子里的孩子有灵魂吗？”她是因为堕胎而死去母亲的姐姐，她来找玛丽不是为了惩处她，甚至还拿出钱还清了费用，但是这一句疑问却把玛丽推向了道德审判台，她在遇到妓女露露的时候，把这个问题又提了出来，露露的回答是：“你觉得他们的母亲有吗？”孩子的灵魂，和母亲息息相关，当孩子在堕胎中失去生命，也是母亲命运的一种写照，但是在这里露露并非是指责母亲的非道德，而是在这样一个连女人都无法决定命运的男性世界里，何来真正的道德？甚至这种非道德的堕胎、非道德的卖淫，也是对于“他们”这个懦弱的男人世界的报复。
所以道德问题变成了男人和女人的责任问题。玛丽作为一个女人，承担起了家里的责任，她每天带着孩子劳作，给他们提供生存的食物，在丈夫保罗不在的日子里，她是一个尽职尽守的母亲。但是在生存的压力下，她还是选择了为其他女人堕胎，一根管子，一盆肥皂水，为邻居吉内特做的这次手术“顺利完成”，从此她就是通过这样简单的操作获得了缓解生活压力的丰厚报酬，为女人们解决了很多麻烦。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女性突围自我宿命的一种做法，一方面玛丽通过实施堕胎改善了生活，另一方面那些女人摆脱了成为生殖工具的厄运，那个“手术”失败的女人杰斯米在又一次怀孕时说：“我已经生了六个孩子，我痛恨自己，我不喜欢自己的孩子，从来没有爱过他们。”她回忆自己又一次生孩子过程长达16个小时，“仿佛把自己的内脏撕裂了。”生育对于她来说，意味着痛苦和折磨，所以在没有感情的生育行为里，她变成了一个工具，最后当“手术”失败，她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
一个女人的“手术”中死去，对于玛丽来说，当然背负了道德的折磨，尤其是自己是一个母亲，但是她却为更多的女人解除了麻烦。这是女人对于命运的非道德反抗，而在这种反抗中，无论是玛丽还是那些堕胎的母亲，似乎都拥有了一种自由。而对于玛丽来说，正是自己身上的率真性格让她成为精神上真正独立的女人，她会把孩子留在家里而去外面寻找开心，“妈妈还年轻。”她会在播放吉内特送给她的留声机音乐是尽情唱歌，而这就是她的理想：“我想成为一个歌唱家，总有一天我会站在歌唱的舞台上。”而丈夫保罗回来之后，她1没有惊喜，虽然每天也照顾他的生活，但是她却敢于说出“我已经不爱你了”，当遇到那个用剑砍下倒挂鹅的脑袋的鲁西恩时，玛丽又爱上了他，虽然要逃避丈夫的目光，但是对于玛丽来说，这也是追求真实自我的一种表现。
玛丽像一个真正女人那样活着，堕胎和提供卖淫场所看起来是一种非道德的自私行为，但是无论是她自己生活中追求的独立，还是为女人们解决麻烦，都指向了一个现实：男人的缺席。丈夫起先就是一个“失踪者”，而当他回来之后在日常生活中也没有起到他应有的作用，即使玛丽为他找到了码头上的工作，保罗也以为德国人做事而拒绝了。而玛丽遇到的情人鲁西恩，似乎又和保罗走向了相反的路，他一直为德国人工作，在玛丽面前又表现出一种大男子主义。玛丽追求着属于自己的生活，憧憬着自己的理想，但是作为一个女人，却在这个男人的寓言里无法真正把握自己的命运：她无法逃离丈夫保罗的生活，无法看穿鲁西恩的虚伪，最终也在丈夫的嫉妒中被出卖，并最终在男人的世界里被审判被处死。
从家庭到国家，从日常生活到战争困境，“他们都是男人”的现实终于使得玛丽成为了一个被选中的道德牺牲品，曾经玛丽还以为这个罪最多判十年，“十年后我出来会更老了。”狱警也说：“他们不会盘女人死刑的。”而律师也安慰说，只要你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决定不再犯了，就能得到原谅。但是在男人的所谓规则里，女人无法真正把握自己，就像在律师面前的将军所说：“我们的国家需要道德重建，就要切断旧有的腐烂肢体。”玛丽这样的罪犯无疑是他口中的腐烂肢体，只有切断了才能新生，而这种男人逻辑在国家主义的名义下，就是一种伪善，就是在报复自己的懦弱。
1943年被德国占领的法国或者就是一个懦弱的男人，他切掉了像玛丽一样“罪恶”的女人，在这样一种自欺欺人的道德重建中，最大的不幸是孩子，穆奇在哭泣，皮尔罗在撞墙，他们被同学嘲笑，但是七岁开始的受难也为新生留下了一种希望：他们是母亲肚子里的孩子，只要他们拥有一种灵魂，拥有真正男人的力量，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会切断真正旧有的腐烂肢体，让一个遭受屈辱的国家迎来新生。
“邻居家的孩子告诉我，你妈妈被砍头了，有时候她是多么快乐。”这是玛丽的儿子皮尔罗的旁白，当玛丽被丈夫举报，当玛丽被国家法庭审判，当玛丽被关押在黑暗的牢房，当玛丽的生命终结在绳子末端，皮尔罗再也没有见过这个原本快乐的女人，“母亲被捕时我七岁，他的生命在另一个世界里结束了。”七岁的孩子，向前将走向自己那段漫长的人生，这一个年龄截然分出了两部分：过去和未来，过去的母亲是快乐的，过去的母亲在追求着自己的理想，过去的母亲像一个母亲——当玛丽入狱的时候，她对着铁窗外的月亮想起了皮尔罗和女儿穆奇，四个月来她一直想念着他们，而他从律师那里听说国家法庭将进行道德审判时，她说：“麻烦你给孩子们寄一张埃菲尔铁塔的明信片，他们从来没有来过巴黎。”而未来呢？再也没有母亲，对于皮尔罗来说，这是自己必须成长的一条路，是在责难中让自己不再可怜的人生。
玛丽死了，皮尔罗面向未来，1943年的这一叙事无疑在夏布洛尔的电影结构中具有了某种启示意义：一个女人因为实施堕胎、提供卖淫场所，被道德法庭宣判死刑，而对这一“堕落”行为进行审判的则是男人，“他们都是男人。”玛丽曾经这样感慨，他们并不仅仅是那些审判的法官，还有把她送入监狱的丈夫保罗，还有玛丽发现了爱的光芒却替德国人做事的情人鲁西恩，他们共同组成了玛丽对面那个叫男人的世界，而这个“男人”无疑也是投降的法国，一种国家主义的隐喻，就像玛丽在狱中所说：“他们无所事事地等待战争结束，最终却选了一个女人作为典型。”投降的国家，就像懦弱的男人，他们无法支撑起自由和责任，更无法保护女人和孩子，而最后在玛丽面前的神职人员完全是懦弱的象征，玛丽问他的唯一一个问题是：“你有孩子吗？”男人摇摇头，一个懦弱的男人，一个没有孩子的男人，也成为国家主义的隐喻。
“工作、家庭、祖国，我们没有权利只有义务，多么荒唐的伪善！实际上，他们在报复自己的怯懦，他们的，我的，你们的……”律师的对话无疑揭露了战争中国家的“无所事事”，也只有在这种懦弱中他们反而对像玛丽一样的女人实施了报复。但是当在女人对面的男人把女人当成了一个牺牲品，夏布洛尔显然又留出了一个希望的出口，那就是皮尔罗，一个七岁的孩子，一个失去母亲的孩子，他才是这个国家可能的未来，他才是让女人重新回到快乐世界的男人，而从“可怜的孩子”到新生的力量，夏布洛尔期待的是国家的重塑，是男人精神的重塑，而自始至终的旁观者身份为这段历史做出了另类的注解。
这是夏布洛尔有意为之的独特视角，皮尔罗的生活和母亲的命运息息相关，他和妹妹被玛丽带着去干活维持生计，他欣喜地吃到了母亲买来的糖果，他被母亲留在家里照顾妹妹而玛丽却出去“开心”，当然他也见证了重回家里的父亲，见证了母亲实施堕胎和提供卖淫场所的行为，也见证了和母亲依偎在另一个男人身上的一幕，他哭过笑过，而皮尔罗的感情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就折射出了玛丽命运的起伏。而皮尔罗和玛丽的另一重关系更具有象征意义：他是玛丽的儿子，是从她肚子里生出的孩子，一种感情的维系当然有着深厚的道德基础，但是玛丽为了摆脱穷苦的生活，帮助女人堕胎，两年时间23个女人在她的帮助下“杀死”了自己的孩子，这是不是一种不道德的谋杀？而玛丽提供给妓女卖淫的场所，在欲望的满足和肉体的交易中，也有着对于生命无情扼杀的道德罪恶——玛丽一只手沾着道德的血迹，一只手却把皮尔罗抚养，一只手扼杀生命，另一只手却不想让孩子可怜，一只手和另一只手的选择，在孩子的世界里，在母亲的情感中，似乎变成了另一种悖论。
就像带着两个孩子来到玛丽家里的女人发出的疑问：“肚子里的孩子有灵魂吗？”她是因为堕胎而死去母亲的姐姐，她来找玛丽不是为了惩处她，甚至还拿出钱还清了费用，但是这一句疑问却把玛丽推向了道德审判台，她在遇到妓女露露的时候，把这个问题又提了出来，露露的回答是：“你觉得他们的母亲有吗？”孩子的灵魂，和母亲息息相关，当孩子在堕胎中失去生命，也是母亲命运的一种写照，但是在这里露露并非是指责母亲的非道德，而是在这样一个连女人都无法决定命运的男性世界里，何来真正的道德？甚至这种非道德的堕胎、非道德的卖淫，也是对于“他们”这个懦弱的男人世界的报复。
所以道德问题变成了男人和女人的责任问题。玛丽作为一个女人，承担起了家里的责任，她每天带着孩子劳作，给他们提供生存的食物，在丈夫保罗不在的日子里，她是一个尽职尽守的母亲。但是在生存的压力下，她还是选择了为其他女人堕胎，一根管子，一盆肥皂水，为邻居吉内特做的这次手术“顺利完成”，从此她就是通过这样简单的操作获得了缓解生活压力的丰厚报酬，为女人们解决了很多麻烦。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女性突围自我宿命的一种做法，一方面玛丽通过实施堕胎改善了生活，另一方面那些女人摆脱了成为生殖工具的厄运，那个“手术”失败的女人杰斯米在又一次怀孕时说：“我已经生了六个孩子，我痛恨自己，我不喜欢自己的孩子，从来没有爱过他们。”她回忆自己又一次生孩子过程长达16个小时，“仿佛把自己的内脏撕裂了。”生育对于她来说，意味着痛苦和折磨，所以在没有感情的生育行为里，她变成了一个工具，最后当“手术”失败，她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
一个女人的“手术”中死去，对于玛丽来说，当然背负了道德的折磨，尤其是自己是一个母亲，但是她却为更多的女人解除了麻烦。这是女人对于命运的非道德反抗，而在这种反抗中，无论是玛丽还是那些堕胎的母亲，似乎都拥有了一种自由。而对于玛丽来说，正是自己身上的率真性格让她成为精神上真正独立的女人，她会把孩子留在家里而去外面寻找开心，“妈妈还年轻。”她会在播放吉内特送给她的留声机音乐是尽情唱歌，而这就是她的理想：“我想成为一个歌唱家，总有一天我会站在歌唱的舞台上。”而丈夫保罗回来之后，她1没有惊喜，虽然每天也照顾他的生活，但是她却敢于说出“我已经不爱你了”，当遇到那个用剑砍下倒挂鹅的脑袋的鲁西恩时，玛丽又爱上了他，虽然要逃避丈夫的目光，但是对于玛丽来说，这也是追求真实自我的一种表现。
玛丽像一个真正女人那样活着，堕胎和提供卖淫场所看起来是一种非道德的自私行为，但是无论是她自己生活中追求的独立，还是为女人们解决麻烦，都指向了一个现实：男人的缺席。丈夫起先就是一个“失踪者”，而当他回来之后在日常生活中也没有起到他应有的作用，即使玛丽为他找到了码头上的工作，保罗也以为德国人做事而拒绝了。而玛丽遇到的情人鲁西恩，似乎又和保罗走向了相反的路，他一直为德国人工作，在玛丽面前又表现出一种大男子主义。玛丽追求着属于自己的生活，憧憬着自己的理想，但是作为一个女人，却在这个男人的寓言里无法真正把握自己的命运：她无法逃离丈夫保罗的生活，无法看穿鲁西恩的虚伪，最终也在丈夫的嫉妒中被出卖，并最终在男人的世界里被审判被处死。
从家庭到国家，从日常生活到战争困境，“他们都是男人”的现实终于使得玛丽成为了一个被选中的道德牺牲品，曾经玛丽还以为这个罪最多判十年，“十年后我出来会更老了。”狱警也说：“他们不会盘女人死刑的。”而律师也安慰说，只要你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决定不再犯了，就能得到原谅。但是在男人的所谓规则里，女人无法真正把握自己，就像在律师面前的将军所说：“我们的国家需要道德重建，就要切断旧有的腐烂肢体。”玛丽这样的罪犯无疑是他口中的腐烂肢体，只有切断了才能新生，而这种男人逻辑在国家主义的名义下，就是一种伪善，就是在报复自己的懦弱。
1943年被德国占领的法国或者就是一个懦弱的男人，他切掉了像玛丽一样“罪恶”的女人，在这样一种自欺欺人的道德重建中，最大的不幸是孩子，穆奇在哭泣，皮尔罗在撞墙，他们被同学嘲笑，但是七岁开始的受难也为新生留下了一种希望：他们是母亲肚子里的孩子，只要他们拥有一种灵魂，拥有真正男人的力量，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会切断真正旧有的腐烂肢体，让一个遭受屈辱的国家迎来新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