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09-05-03
娜斯 • 南京！南京！:娜斯：为什么我不喜欢《南京》
我说《南京》功利，朋友YK就说我还客气，他说这片子欺骗性强，稍不留意就被拐过去了。为什么这么说呢？也许一般观众不这么看，不过我发现在和讯这个博客说这些话倒是有知音，没人断章取义。有些人的留言一针见血，比我说得还准确。但是我也就再多说几句。
这片子特明显哪方面都要照顾到，这就是一种功利。东学一点西学一点，感觉不统一，节奏感也不好，野心特大，才气却无，这都还是技术问题。最大的问题是，概念先行。日军？也有有良心的，最后甚至都扛不住自杀了（日军里花最大笔墨写的角川）。军人？有有血性的，战斗到最后一刻了（刘烨演的那个）。知识分子？软弱过，背叛过，最后还是有良知了，选择了大义凛然。女人？有很勇敢的。妓女？也不是“商女不知亡国恨”（号称有史料基础，但是表现得特形式感的刻意）。外国人？有拉贝先生（淡化了他的角色，强调中国人的英勇）。孩子？有个孩子逃出来了，你看他都笑了----说实在，看到这一刻的时候是我最想吐的时候，那些说“真实”的人都怎么想的啊？肯定有人逃过了那一劫，但是你相信刚刚经过了地狱之旅的一个大人和一个小孩，忽然就那么做作地笑起来了吗？还摘了小草吹毛毛！这光明的尾巴，好莱坞式的结局，知道是在学呢，可惜导演功力太差，实在没法令人信服。两个人能逃出来我已经很欣慰了，您能别再让他们做作了行吗？要说人性，这时候任何正常的人性反应都不会是那么温柔地吹着小花小草，假惺惺地互相看着笑！麻木，快跑，甚至歇斯底里的狂笑，默默呆呆地走，都有可能，突然来了MTV式的画面，我吐（或者用一年轻朋友话：被雷到了）。电影不忌讳虚构，但是要建筑在心理真实的基础上。这不能让人信服的结尾画面的虚伪，是最明显的一个例子而已。影片中没那么明显的还有很多！上面提到的唐先生忽然大义凛然起来，我们也感受不到任何心理发展的脉络，以至于夫妻生离死别这样的痛苦画面，一点也打动不了我，而是明显的地觉得这是在那里强写强演。那些什么妻子伤心欲绝，忽然大义凛然的丈夫却在微笑地安慰之类的老掉牙的桥段，唉，美国人还嫌斯皮尔伯格媚俗呢，相比之下，斯当然是大师！至于唐先生的形象---有那么多演员可以选来演这个角色，不知道为什么非用范伟，范伟是个好演员，可是，在这么个悲情片里，且先不说他的喜剧背景让人分散注意力（任他怎么严肃地演），就说他的形象，也分散人的注意力。真是抱歉，怎么看范伟怎么难相信是个说不止一国外语的拉贝先生的秘书。
这比起结尾那强扭出来的笑画面还算是导演技术判断上的小问题。但是，我看到一个电影学院毕业生写的文章，说得很对：“这部电影的创作者虽然在态度上和主观故意上没有问题，但在创作方向上产生了严重的偏差，使之成为了一部概念化的电影作品。只不过，与过去国产影片常常出现的概念化毛病相比，它不是那种一味表现日本人如何残暴的脸谱化的概念化，也不是一味强调要复仇的狭隘民族主义的概念化。恰恰相反，它避免了过去电影中所有的那些可能出现的毛病。然后，在不知不觉中，这部电影却滑向了另外一个极端，我姑且称这种极端为概念化的人道主义，想当然的人道主义，文艺腔的人道主义，无关现实的浪漫化的人道主义。这不是一个道德问题，只是一个创作思想的问题。这种滑向另外一个极端的创作思想，使得《南京！南京！》虽然在细节上尽可能做到了真实，但在整体上却虚假，是典型的伪现实主义作品。我必须说，我跟陆川导演一样是爱国者，对国家民族的情感是强烈的。其次，我是一个艺术感受还算敏感的人（我是跟陆川导演毕业于同一所学校同一个专业的硕士，他是比我高几届的学长），不是没心没肺之徒。但是说实话，我在影院两次看完《南京！南京！》之后，并没有受到多少感动。走出影院的时候，我就不得不想：既然我在观看半途中放弃了同时正在放映的英格玛•伯格曼影展，从电影资料馆匆匆赶到中影集团电影院来看这部电影的首日放映；既然我非常喜欢陆川导演的前一部影片《可可西里》；既然我对1937年底至1938年初发生在南京的那次大屠杀一直是强烈关注并认真思考的；既然这部影片的制作是如此认真，导演和演员所投入的情感是如此显而易见，——那么，影片为什么却不但没有感动我，反而使我一直感觉到某种不安呢？
这个作者还写到：
“我至今还能很清晰地记得若干年前第一次看《鬼子来了》日本人跟中国村民联欢那场戏时的感觉：在中国人兴高采烈地跟日本人亲热的时候，我始终是紧张的，始终觉得日本人会跟中国人急，因为，我感觉到，如果我是那日本人，我也会急了。这种感受，是真正的感同身受，能使人吓出一身冷汗。很遗憾，跟《鬼子来了》相比较，《南京！南京！》几乎只能算是一道甜点。《南京！南京！》里没有那样准确真实的细节，它的大多数细节都是似是而非的，可疑的，臆想出来的。比如，唐先生为什么要换那个不明身份的人（影片似乎没有明确交代那是一名军人，也可能是剪掉了）？角川为什么会动娶随军妓女百合子为妻的念头？为什么唐小妹在屠城之日还有心情教孩子唱戏（为了表现美好事物的脆弱？）？甚至打麻将（为了表现中国人坚韧的生存观念？）？刚刚被放生，应该还不明就里、惊魂未定的顺子和小豆子为什么会马上有心情采摘路边的野花戴在头上（为了表现某种希望？采花跟希望有何逻辑关系？赶紧逃到安全地带才是正事！）？甚至唐先生小女儿一句“外面是不是在放炮仗”都让我觉得实在不便接受。城市都被打得稀巴烂了，她还不明白那是在放枪？难道她此前一直活在真空里？不就是为了表现小孩子的天真烂漫与严酷现实之间的冲突吗？至于非得靠这种办法来表现吗？什么叫文艺腔，这就叫文艺腔。当然，最大的文艺腔莫过于还是角川的自杀了。”
这个作者举的这些例子也是我入不了戏的原因，所以我就懒得一一举例，直接摘她写的算了。说实在的，这位作者又比我客气。对待几十万死难者，任何虚伪的方式我觉得都有涉及到道德问题的可能性。也许不是主观故意的，但是却不能让人无视之。
而这个片子让人觉得不舒服的正在于，什么都想要，一边是学好莱坞主旋律（也没学好），一方面还要艺术性啊，深刻啊什么的，比如影像上追求形式感（相当刻意），再如就是对日军的处理。但是我们得知道，斯皮尔伯格拍《辛德勒》，背景跟我们的历史完全不一样。犹太人二战遭遇是很惨，但是他们之后痛定思痛，反思也特别强烈，行动上思想上有一大套作为，从以色列复国（现在从当年的被欺压者成为了对阿拉伯人的欺压者，这一点让我想起《暴雨将至》，为什么那个片子深刻，因为它指出了暴力的环环相扣），到在全世界范围内广泛宣传二战中纳粹的恶行，集中营的悲剧，犹太人受的迫害，等等，以至于是个地球人都知道犹太人在二战中的惨。这个也可以理解，因为犹太人那时候没有自己的国家，寄人篱下，最后遭受了那么大的悲剧，所以他们决定团结起来，不再做任人宰割的羔羊，有这样那样的行动可以理解。另一方面，德国人对于二战中的行为，明确地认错道歉，就算心中有什么不服，都是不敢公开说的。奥斯维兹集中营解放60周年纪念日，西方电视上连篇累牍，各国首脑齐聚历史遗址，为死难者默哀。我们得知道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斯皮尔伯格拍《辛德勒》，是在那么多的关于犹太人经历的文学，电影，传记，史书，等等之后，一个让人真的有点厌倦了的题材---是啊，犹太人你是挺惨的，可是能不能让我们歇会啊？能不能稍微来点宽容啊？
可是南京大屠杀及日军侵华的历史并不是如此。是的，之前有过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影片，是的，有了那么几本书（还基本上是境外的人写的影响大，如张纯如，拉贝日记），可是，中国人，亚洲人，在二战中的经历根本不像犹太人那样宣传的世人皆知。并且，日本政府也没有像德国人那样正式地对历史做出真正的反思和道歉，不仅仅是对中国，包括对亚洲其他国家。不仅如此，整整几代战后日本人无法从教科书里了解那段历史的真相，这是我在美国上学时跟日本同学交谈时有亲身体会的。在这样的事实中，我们奢谈什么愤青狭隘民族主义？我可不是愤青，我喜欢日餐日本设计至今最想去的地方是京都，在美国上学还选了日本艺术史，日本文化史之类的课，我也不抵制日货还特喜欢日货，在美国开的是日本车，因为日本车省油。但是这个事情需要说理。现在南京大屠杀也有纪念日，我们看到过日本首脑也如德国首脑去奥斯维兹纪念仪式那样到南京去祭奠的场面吗？在这种情形下，你学斯皮尔伯格是学得起的吗？斯皮尔伯格说，够了，德国也有好人，再说我们也可以反思一下，我们犹太人那时候为什么群羊无首，还得靠一个德国商人救出那么几个人？斯皮尔伯格潜台词你明白吗？其实斯皮尔伯格选择了一个德国人英雄，也含有对自己民族当时现状的深刻反思，那时犹太人没有组织，真的是靠别人的怜悯和良心来获救的。承认这一点，也是一种冷静的反省。反观《南京》，对敌方与我方都没有真正的反思。
看一部电影，我总希望它能告诉我一点我不知道的东西，给我一点启发。《南京》没有给我任何这种东西。俘虏被大规模地射杀，慰安妇，强奸妇女，哪些我们不知道呢？对，可能不知道的就是导演编出的那几个具体人物，那时候也有勇敢的人等等。可是如上所说，多数都是概念先行，让人无法入戏和感动（所有人都指出妓女小江那个部分，也真算是全片亮点了，但是那个女人举手的那种形式感也是特别刻意感。这种戏特怕刻意感）。就说是有个日本兵扛不住，自杀了，这个也不难想象，任何战争中都有扛不住的----扛不住倒是正常的。我更想知道，当时这场悲剧是怎样一环扣一环发生的？之后，各方的反应？人们做各种选择时最真实的处境和心理？包括平民也包括有决定权的人物？显然，有组织地把俘虏平民圈在一起像割麦子那么杀人，不是小兵绷不住的自发行为，而是某种级别的军官下令的。任何到了战场上的士兵都是服从命令听指挥，南京大屠杀这样一个国际级别的惨案，我们是不是更应该了解一下更高层的人在这中间的角色？日本军官的心理？毕竟国际法庭审判战犯的时候是从高的审起，没听说审小兵的。当然，这都是题外话了。
包括当时的国民政府，当然也是逃脱不了责任的。以前我们说国民党不抵抗，现在我们说其实国军也是抗日的，也有很多英雄行为，但是也没必要走到另一个极端，就是不能批评国民党和国民党的军队。毕竟中国当时的合法政府就是国民政府，南京是在这个政府统治下，这个政府的部队下沦陷的。史料里也有当时的各种状况，包括封江的决定，使得大量滞留在南京的本来已经是从别地逃来的难民无处可逃，只能滞留在南京城内，而这些人日军来后很多没有身份证件，特别容易被日军当成是化装的国军士兵而处死。说到更远处，国民党政府在抗战胜利几年后被推翻，在当时的确是符合逻辑的。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在当政的时候，让自己首都的公民承受了这么悲惨的遭遇，不可能不倒台！这是说什么也没用的。美国共和党政府不要说被人侵犯了，去侵犯别人搞得一团糟，都被选民给选下去了，这是民主的必然结果。而当时的中国没有民主，所以当时共产党以装备的弱势靠枪杆子的胜利也必须承认是一种人心的选择。这些东西不应因为历史的修正而就走到另一个极端。任何一个政府也是要为这样的惨案向人民谢罪的，即使自己无能为力，那就为自己的无能为力而道歉。每个人都得有自己的道德承担，政府当然更得有道德承担。
所以，《南京》一片没给我任何我想了解的东西，只提供了一些廉价的所谓人道主义。
我也不相信《南京》会受到电影节之类的青睐。艺术水准没到，而面面俱到更是有个性的艺术家最忌讳的事情。当然，在中国的广电总局，日本人，国际影展，国内市场间玩平衡，也许就得这样。也可以有为自己辩护的理由。
另外，我不否认制作者创作者投入的精力，演员也是非常真诚地投入。但是，从根子上有问题，任是其他的努力怎么也是没用的。
另：
关于南京当时司令长官唐生智：
1931年任广州国民政府及军事委员会常委。九一八事变后重回南京政府，复任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院长。1935年4月被授予上将衔。1937年11月日军进攻南京时，他力主死守，主动出任首都卫戍司令长官，作为中方南京保卫战的最高指挥官。他声称要与首都共存亡，下令封锁南京通往江北的道路，销毁渡船，使得大量平民不能撤离。他在未组织任何撤退的情况下于12月12日下达弃城命令，自己乘保留的汽艇逃跑。守军失去指挥、军心动摇、自相残杀（详见南京大屠杀#背景），第二天南京陷落，随后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此后，唐生智在湖南闲居，研究佛学。1948年11月去南京、上海，向蒋介石建议与中共停战和谈，1949年他在湖南参加组织了“和平自救”运动，任“湖南人民自救委员会”主任委员。领衔通电拥护湖南和平解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在湖南省和中南军区担任各种军、政职务，如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副省长、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等。他当时还任中国******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会委员等职。1970年4月6日在长沙病逝。
这么一位人物，在国共两党倒都混得不错。对我方的反思，也只能去读史料啦。不能面对真实的自己，也不可能面对真实的敌人。
在网上接着看：
当时南京守军有十余万，归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指挥，但唐采用了将外围阵地放弃，困守孤城的战术，坐以待毙。12月12日，日军主力猛攻雨花台，至正午，雨花台陷落。下午二时，又攻陷中华门，南京城被打开了一个缺口。下午五时，唐生智匆匆开了一个历时二十分钟的师以上将领会议，散发了一份油印的突围命令，而他本人却不顾自己立下的“与南京共存亡”的誓言，仓皇地渡江出走了。13日，日寇占领南京。当日寇侵入南京时，城内剩下的居民，大多数都躲进了“难民区”。其余有些人是公司、商店里的留守人员，有些人是市民，他们要看守自己的房物，因此，街道上已经见不到多少人了。可是前方溃散下来的散兵、伤兵、病兵，以及被炮火和日寇驱来的各地难民，扶老携幼，从中山门、中华门涌进了南京城。他们来到南京后，敌人的炮声、枪声愈来愈紧，大家更感慌张，希望躲入难民区的“难民收容所”，但又被拒绝；最后，则希望冲出城门，渡过长江。于是，一部分人群涌向通向长江边的中山北路，准备闯过挹江门到下关中山码头渡江；一部分人群涌向中央路，准备闯过和平门到燕子矶渡江。当许多难民向中山北路、中央路移动时，最后逃出南京的一部分国军官兵，蚁集在江岸上，未能脱险，此时深怕难民群妨碍他们，所以把挹江门、和平门两道城门紧闭起来，以便于他们抢渡逃生。
这片子特明显哪方面都要照顾到，这就是一种功利。东学一点西学一点，感觉不统一，节奏感也不好，野心特大，才气却无，这都还是技术问题。最大的问题是，概念先行。日军？也有有良心的，最后甚至都扛不住自杀了（日军里花最大笔墨写的角川）。军人？有有血性的，战斗到最后一刻了（刘烨演的那个）。知识分子？软弱过，背叛过，最后还是有良知了，选择了大义凛然。女人？有很勇敢的。妓女？也不是“商女不知亡国恨”（号称有史料基础，但是表现得特形式感的刻意）。外国人？有拉贝先生（淡化了他的角色，强调中国人的英勇）。孩子？有个孩子逃出来了，你看他都笑了----说实在，看到这一刻的时候是我最想吐的时候，那些说“真实”的人都怎么想的啊？肯定有人逃过了那一劫，但是你相信刚刚经过了地狱之旅的一个大人和一个小孩，忽然就那么做作地笑起来了吗？还摘了小草吹毛毛！这光明的尾巴，好莱坞式的结局，知道是在学呢，可惜导演功力太差，实在没法令人信服。两个人能逃出来我已经很欣慰了，您能别再让他们做作了行吗？要说人性，这时候任何正常的人性反应都不会是那么温柔地吹着小花小草，假惺惺地互相看着笑！麻木，快跑，甚至歇斯底里的狂笑，默默呆呆地走，都有可能，突然来了MTV式的画面，我吐（或者用一年轻朋友话：被雷到了）。电影不忌讳虚构，但是要建筑在心理真实的基础上。这不能让人信服的结尾画面的虚伪，是最明显的一个例子而已。影片中没那么明显的还有很多！上面提到的唐先生忽然大义凛然起来，我们也感受不到任何心理发展的脉络，以至于夫妻生离死别这样的痛苦画面，一点也打动不了我，而是明显的地觉得这是在那里强写强演。那些什么妻子伤心欲绝，忽然大义凛然的丈夫却在微笑地安慰之类的老掉牙的桥段，唉，美国人还嫌斯皮尔伯格媚俗呢，相比之下，斯当然是大师！至于唐先生的形象---有那么多演员可以选来演这个角色，不知道为什么非用范伟，范伟是个好演员，可是，在这么个悲情片里，且先不说他的喜剧背景让人分散注意力（任他怎么严肃地演），就说他的形象，也分散人的注意力。真是抱歉，怎么看范伟怎么难相信是个说不止一国外语的拉贝先生的秘书。
这比起结尾那强扭出来的笑画面还算是导演技术判断上的小问题。但是，我看到一个电影学院毕业生写的文章，说得很对：“这部电影的创作者虽然在态度上和主观故意上没有问题，但在创作方向上产生了严重的偏差，使之成为了一部概念化的电影作品。只不过，与过去国产影片常常出现的概念化毛病相比，它不是那种一味表现日本人如何残暴的脸谱化的概念化，也不是一味强调要复仇的狭隘民族主义的概念化。恰恰相反，它避免了过去电影中所有的那些可能出现的毛病。然后，在不知不觉中，这部电影却滑向了另外一个极端，我姑且称这种极端为概念化的人道主义，想当然的人道主义，文艺腔的人道主义，无关现实的浪漫化的人道主义。这不是一个道德问题，只是一个创作思想的问题。这种滑向另外一个极端的创作思想，使得《南京！南京！》虽然在细节上尽可能做到了真实，但在整体上却虚假，是典型的伪现实主义作品。我必须说，我跟陆川导演一样是爱国者，对国家民族的情感是强烈的。其次，我是一个艺术感受还算敏感的人（我是跟陆川导演毕业于同一所学校同一个专业的硕士，他是比我高几届的学长），不是没心没肺之徒。但是说实话，我在影院两次看完《南京！南京！》之后，并没有受到多少感动。走出影院的时候，我就不得不想：既然我在观看半途中放弃了同时正在放映的英格玛•伯格曼影展，从电影资料馆匆匆赶到中影集团电影院来看这部电影的首日放映；既然我非常喜欢陆川导演的前一部影片《可可西里》；既然我对1937年底至1938年初发生在南京的那次大屠杀一直是强烈关注并认真思考的；既然这部影片的制作是如此认真，导演和演员所投入的情感是如此显而易见，——那么，影片为什么却不但没有感动我，反而使我一直感觉到某种不安呢？
这个作者还写到：
“我至今还能很清晰地记得若干年前第一次看《鬼子来了》日本人跟中国村民联欢那场戏时的感觉：在中国人兴高采烈地跟日本人亲热的时候，我始终是紧张的，始终觉得日本人会跟中国人急，因为，我感觉到，如果我是那日本人，我也会急了。这种感受，是真正的感同身受，能使人吓出一身冷汗。很遗憾，跟《鬼子来了》相比较，《南京！南京！》几乎只能算是一道甜点。《南京！南京！》里没有那样准确真实的细节，它的大多数细节都是似是而非的，可疑的，臆想出来的。比如，唐先生为什么要换那个不明身份的人（影片似乎没有明确交代那是一名军人，也可能是剪掉了）？角川为什么会动娶随军妓女百合子为妻的念头？为什么唐小妹在屠城之日还有心情教孩子唱戏（为了表现美好事物的脆弱？）？甚至打麻将（为了表现中国人坚韧的生存观念？）？刚刚被放生，应该还不明就里、惊魂未定的顺子和小豆子为什么会马上有心情采摘路边的野花戴在头上（为了表现某种希望？采花跟希望有何逻辑关系？赶紧逃到安全地带才是正事！）？甚至唐先生小女儿一句“外面是不是在放炮仗”都让我觉得实在不便接受。城市都被打得稀巴烂了，她还不明白那是在放枪？难道她此前一直活在真空里？不就是为了表现小孩子的天真烂漫与严酷现实之间的冲突吗？至于非得靠这种办法来表现吗？什么叫文艺腔，这就叫文艺腔。当然，最大的文艺腔莫过于还是角川的自杀了。”
这个作者举的这些例子也是我入不了戏的原因，所以我就懒得一一举例，直接摘她写的算了。说实在的，这位作者又比我客气。对待几十万死难者，任何虚伪的方式我觉得都有涉及到道德问题的可能性。也许不是主观故意的，但是却不能让人无视之。
而这个片子让人觉得不舒服的正在于，什么都想要，一边是学好莱坞主旋律（也没学好），一方面还要艺术性啊，深刻啊什么的，比如影像上追求形式感（相当刻意），再如就是对日军的处理。但是我们得知道，斯皮尔伯格拍《辛德勒》，背景跟我们的历史完全不一样。犹太人二战遭遇是很惨，但是他们之后痛定思痛，反思也特别强烈，行动上思想上有一大套作为，从以色列复国（现在从当年的被欺压者成为了对阿拉伯人的欺压者，这一点让我想起《暴雨将至》，为什么那个片子深刻，因为它指出了暴力的环环相扣），到在全世界范围内广泛宣传二战中纳粹的恶行，集中营的悲剧，犹太人受的迫害，等等，以至于是个地球人都知道犹太人在二战中的惨。这个也可以理解，因为犹太人那时候没有自己的国家，寄人篱下，最后遭受了那么大的悲剧，所以他们决定团结起来，不再做任人宰割的羔羊，有这样那样的行动可以理解。另一方面，德国人对于二战中的行为，明确地认错道歉，就算心中有什么不服，都是不敢公开说的。奥斯维兹集中营解放60周年纪念日，西方电视上连篇累牍，各国首脑齐聚历史遗址，为死难者默哀。我们得知道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斯皮尔伯格拍《辛德勒》，是在那么多的关于犹太人经历的文学，电影，传记，史书，等等之后，一个让人真的有点厌倦了的题材---是啊，犹太人你是挺惨的，可是能不能让我们歇会啊？能不能稍微来点宽容啊？
可是南京大屠杀及日军侵华的历史并不是如此。是的，之前有过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影片，是的，有了那么几本书（还基本上是境外的人写的影响大，如张纯如，拉贝日记），可是，中国人，亚洲人，在二战中的经历根本不像犹太人那样宣传的世人皆知。并且，日本政府也没有像德国人那样正式地对历史做出真正的反思和道歉，不仅仅是对中国，包括对亚洲其他国家。不仅如此，整整几代战后日本人无法从教科书里了解那段历史的真相，这是我在美国上学时跟日本同学交谈时有亲身体会的。在这样的事实中，我们奢谈什么愤青狭隘民族主义？我可不是愤青，我喜欢日餐日本设计至今最想去的地方是京都，在美国上学还选了日本艺术史，日本文化史之类的课，我也不抵制日货还特喜欢日货，在美国开的是日本车，因为日本车省油。但是这个事情需要说理。现在南京大屠杀也有纪念日，我们看到过日本首脑也如德国首脑去奥斯维兹纪念仪式那样到南京去祭奠的场面吗？在这种情形下，你学斯皮尔伯格是学得起的吗？斯皮尔伯格说，够了，德国也有好人，再说我们也可以反思一下，我们犹太人那时候为什么群羊无首，还得靠一个德国商人救出那么几个人？斯皮尔伯格潜台词你明白吗？其实斯皮尔伯格选择了一个德国人英雄，也含有对自己民族当时现状的深刻反思，那时犹太人没有组织，真的是靠别人的怜悯和良心来获救的。承认这一点，也是一种冷静的反省。反观《南京》，对敌方与我方都没有真正的反思。
看一部电影，我总希望它能告诉我一点我不知道的东西，给我一点启发。《南京》没有给我任何这种东西。俘虏被大规模地射杀，慰安妇，强奸妇女，哪些我们不知道呢？对，可能不知道的就是导演编出的那几个具体人物，那时候也有勇敢的人等等。可是如上所说，多数都是概念先行，让人无法入戏和感动（所有人都指出妓女小江那个部分，也真算是全片亮点了，但是那个女人举手的那种形式感也是特别刻意感。这种戏特怕刻意感）。就说是有个日本兵扛不住，自杀了，这个也不难想象，任何战争中都有扛不住的----扛不住倒是正常的。我更想知道，当时这场悲剧是怎样一环扣一环发生的？之后，各方的反应？人们做各种选择时最真实的处境和心理？包括平民也包括有决定权的人物？显然，有组织地把俘虏平民圈在一起像割麦子那么杀人，不是小兵绷不住的自发行为，而是某种级别的军官下令的。任何到了战场上的士兵都是服从命令听指挥，南京大屠杀这样一个国际级别的惨案，我们是不是更应该了解一下更高层的人在这中间的角色？日本军官的心理？毕竟国际法庭审判战犯的时候是从高的审起，没听说审小兵的。当然，这都是题外话了。
包括当时的国民政府，当然也是逃脱不了责任的。以前我们说国民党不抵抗，现在我们说其实国军也是抗日的，也有很多英雄行为，但是也没必要走到另一个极端，就是不能批评国民党和国民党的军队。毕竟中国当时的合法政府就是国民政府，南京是在这个政府统治下，这个政府的部队下沦陷的。史料里也有当时的各种状况，包括封江的决定，使得大量滞留在南京的本来已经是从别地逃来的难民无处可逃，只能滞留在南京城内，而这些人日军来后很多没有身份证件，特别容易被日军当成是化装的国军士兵而处死。说到更远处，国民党政府在抗战胜利几年后被推翻，在当时的确是符合逻辑的。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在当政的时候，让自己首都的公民承受了这么悲惨的遭遇，不可能不倒台！这是说什么也没用的。美国共和党政府不要说被人侵犯了，去侵犯别人搞得一团糟，都被选民给选下去了，这是民主的必然结果。而当时的中国没有民主，所以当时共产党以装备的弱势靠枪杆子的胜利也必须承认是一种人心的选择。这些东西不应因为历史的修正而就走到另一个极端。任何一个政府也是要为这样的惨案向人民谢罪的，即使自己无能为力，那就为自己的无能为力而道歉。每个人都得有自己的道德承担，政府当然更得有道德承担。
所以，《南京》一片没给我任何我想了解的东西，只提供了一些廉价的所谓人道主义。
我也不相信《南京》会受到电影节之类的青睐。艺术水准没到，而面面俱到更是有个性的艺术家最忌讳的事情。当然，在中国的广电总局，日本人，国际影展，国内市场间玩平衡，也许就得这样。也可以有为自己辩护的理由。
另外，我不否认制作者创作者投入的精力，演员也是非常真诚地投入。但是，从根子上有问题，任是其他的努力怎么也是没用的。
另：
关于南京当时司令长官唐生智：
1931年任广州国民政府及军事委员会常委。九一八事变后重回南京政府，复任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院长。1935年4月被授予上将衔。1937年11月日军进攻南京时，他力主死守，主动出任首都卫戍司令长官，作为中方南京保卫战的最高指挥官。他声称要与首都共存亡，下令封锁南京通往江北的道路，销毁渡船，使得大量平民不能撤离。他在未组织任何撤退的情况下于12月12日下达弃城命令，自己乘保留的汽艇逃跑。守军失去指挥、军心动摇、自相残杀（详见南京大屠杀#背景），第二天南京陷落，随后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此后，唐生智在湖南闲居，研究佛学。1948年11月去南京、上海，向蒋介石建议与中共停战和谈，1949年他在湖南参加组织了“和平自救”运动，任“湖南人民自救委员会”主任委员。领衔通电拥护湖南和平解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在湖南省和中南军区担任各种军、政职务，如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副省长、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等。他当时还任中国******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会委员等职。1970年4月6日在长沙病逝。
这么一位人物，在国共两党倒都混得不错。对我方的反思，也只能去读史料啦。不能面对真实的自己，也不可能面对真实的敌人。
在网上接着看：
当时南京守军有十余万，归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指挥，但唐采用了将外围阵地放弃，困守孤城的战术，坐以待毙。12月12日，日军主力猛攻雨花台，至正午，雨花台陷落。下午二时，又攻陷中华门，南京城被打开了一个缺口。下午五时，唐生智匆匆开了一个历时二十分钟的师以上将领会议，散发了一份油印的突围命令，而他本人却不顾自己立下的“与南京共存亡”的誓言，仓皇地渡江出走了。13日，日寇占领南京。当日寇侵入南京时，城内剩下的居民，大多数都躲进了“难民区”。其余有些人是公司、商店里的留守人员，有些人是市民，他们要看守自己的房物，因此，街道上已经见不到多少人了。可是前方溃散下来的散兵、伤兵、病兵，以及被炮火和日寇驱来的各地难民，扶老携幼，从中山门、中华门涌进了南京城。他们来到南京后，敌人的炮声、枪声愈来愈紧，大家更感慌张，希望躲入难民区的“难民收容所”，但又被拒绝；最后，则希望冲出城门，渡过长江。于是，一部分人群涌向通向长江边的中山北路，准备闯过挹江门到下关中山码头渡江；一部分人群涌向中央路，准备闯过和平门到燕子矶渡江。当许多难民向中山北路、中央路移动时，最后逃出南京的一部分国军官兵，蚁集在江岸上，未能脱险，此时深怕难民群妨碍他们，所以把挹江门、和平门两道城门紧闭起来，以便于他们抢渡逃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