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09-04-24
seamouse • 南京！南京！:展现屠杀者的视野，叙事还是形式？
在我看来，该片最出众的地方，或许就是它最大的问题所在。
出色在于，陆川试图开启讲述大屠杀历史的一个新视野——施暴者是如何走向反人类的嗜血罪行？战争中的侵略者是如何失控从而灭绝人性的？对于这些问题，有人从心理层面甚至哲学层面给予过不算很充分的回答，而很少有人尝试从电影叙事层面予以回答（或只是表现）。
这种尝试，意味着得把拍摄重心放到侵略者这一边，叙述普通士兵们如何从胆小到疯狂，从战友被打死进攻被阻挠到报复性快感的释放。这种由人变魔的过程，甚至在《辛德勒名单》中都不存在，拉尔夫.菲恩斯扮演的纳粹军官更像是一个天生的变态，拿枪放松着腰部，时不时打几个靶。
而这种尝试，对受害国的观众，更意味着一种极大的冒险，因为这么一来，你就得把不共戴天的仇敌（鬼子、狗日的）暂时还原回一个个具体的有血脉有呼吸的人。斯皮尔伯格不会这么做，阿托姆.伊格扬不会这么做（关于土耳其灭绝境内亚美尼亚人题材的《阿拉若山》），陆川当然也不能这么做。
可他还是想试，于是冒险着赋予侵略者角川一种人的形象，包括内心挣扎后的畏罪自杀。但我们知道从人到魔的心理变化是需要一系列制造焦灼矛盾的事件去推动的，而这其中就潜藏着“美化”的危险。面对这个岛国不认账的态度、面对除东史郎外的侵略老兵在纪录片面前炫耀般地“回味”屠城岁月（纪录片《南京》），你能说这群士兵其实也是无奈、也是好人！？
于是，角川在《南京！南京！》中就成了个孤零零的怪物，我们不可能看到他这个异类的行为逻辑成因，更不可能看到屠城日军的情绪变化逻辑。只在电影开始不久，看到一支日军搜城小分队被打伏击，损失惨重。
“你真到战场上，看死了三四个兄弟后，你所有的世界观就变了，尤其打下一个高地或城池的时候，你面对的是必须要去复仇的对象，你绝对不会把他当作是你认识的，或是在网上可以交流的人，你对他没有任何情感，内心只有复仇、享乐、精神和肉体的放纵，因为明天你有可能就像你的兄弟一样倒在乱尸堆里，脸被打得粉碎。”陆川在访谈中也清晰地表达过对这种行为逻辑的兴趣。
既然这种逻辑不好表现、不能表现，那只好将其在叙事上给予淡化，于是造成了电影在一定程度上的失焦和零散。日军之外，抵抗军、拉贝秘书、安全区女教师、勇敢的妓女，几乎都得到了同等分量（长度和镜头力度）的分配。这种平等分配，让这些角色死亡到来的时刻都早于应有的情感积蓄时间，煽情的效果也没实现（当然，这种情感积蓄时间因人而异，动情者天性敏感，银幕上人一哭也能立即被感染），更何况屠杀题材的电影本不该以煽情为手段，而就该带给观众沉重感、压抑感，让人看得口渴难受。
而这个表现侵略者心态的新鲜视角，陆川还是通过非叙事的层面将其野心成功表现了出来，即壮烈而荒诞的仪式力量。这全面体现于影片结尾时的日军南京胜利庆典，声响在这个庆典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强劲而有节奏的日本大鼓、经过彻底净化过滤的环境音效，让这个神道仪式制造出一种摄人心魄的恐怖力量，这或许就是当事人——侵略者——最强大的催眠药，从此产生并在内心放大后的荣耀感和牺牲意识，或许就是日军何以成为魔兽的成因之一。
当然，神道蛊惑只是屠城的成因之一，更多的因素肯定还在于造成军纪和个人道德全面失控的事件，而这些沉溺于历史却又一直驱使人类走向疯狂的逻辑，对《南京！南京！》，甚至于电影这种媒介，都是个难题。
出色在于，陆川试图开启讲述大屠杀历史的一个新视野——施暴者是如何走向反人类的嗜血罪行？战争中的侵略者是如何失控从而灭绝人性的？对于这些问题，有人从心理层面甚至哲学层面给予过不算很充分的回答，而很少有人尝试从电影叙事层面予以回答（或只是表现）。
这种尝试，意味着得把拍摄重心放到侵略者这一边，叙述普通士兵们如何从胆小到疯狂，从战友被打死进攻被阻挠到报复性快感的释放。这种由人变魔的过程，甚至在《辛德勒名单》中都不存在，拉尔夫.菲恩斯扮演的纳粹军官更像是一个天生的变态，拿枪放松着腰部，时不时打几个靶。
而这种尝试，对受害国的观众，更意味着一种极大的冒险，因为这么一来，你就得把不共戴天的仇敌（鬼子、狗日的）暂时还原回一个个具体的有血脉有呼吸的人。斯皮尔伯格不会这么做，阿托姆.伊格扬不会这么做（关于土耳其灭绝境内亚美尼亚人题材的《阿拉若山》），陆川当然也不能这么做。
可他还是想试，于是冒险着赋予侵略者角川一种人的形象，包括内心挣扎后的畏罪自杀。但我们知道从人到魔的心理变化是需要一系列制造焦灼矛盾的事件去推动的，而这其中就潜藏着“美化”的危险。面对这个岛国不认账的态度、面对除东史郎外的侵略老兵在纪录片面前炫耀般地“回味”屠城岁月（纪录片《南京》），你能说这群士兵其实也是无奈、也是好人！？
于是，角川在《南京！南京！》中就成了个孤零零的怪物，我们不可能看到他这个异类的行为逻辑成因，更不可能看到屠城日军的情绪变化逻辑。只在电影开始不久，看到一支日军搜城小分队被打伏击，损失惨重。
“你真到战场上，看死了三四个兄弟后，你所有的世界观就变了，尤其打下一个高地或城池的时候，你面对的是必须要去复仇的对象，你绝对不会把他当作是你认识的，或是在网上可以交流的人，你对他没有任何情感，内心只有复仇、享乐、精神和肉体的放纵，因为明天你有可能就像你的兄弟一样倒在乱尸堆里，脸被打得粉碎。”陆川在访谈中也清晰地表达过对这种行为逻辑的兴趣。
既然这种逻辑不好表现、不能表现，那只好将其在叙事上给予淡化，于是造成了电影在一定程度上的失焦和零散。日军之外，抵抗军、拉贝秘书、安全区女教师、勇敢的妓女，几乎都得到了同等分量（长度和镜头力度）的分配。这种平等分配，让这些角色死亡到来的时刻都早于应有的情感积蓄时间，煽情的效果也没实现（当然，这种情感积蓄时间因人而异，动情者天性敏感，银幕上人一哭也能立即被感染），更何况屠杀题材的电影本不该以煽情为手段，而就该带给观众沉重感、压抑感，让人看得口渴难受。
而这个表现侵略者心态的新鲜视角，陆川还是通过非叙事的层面将其野心成功表现了出来，即壮烈而荒诞的仪式力量。这全面体现于影片结尾时的日军南京胜利庆典，声响在这个庆典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强劲而有节奏的日本大鼓、经过彻底净化过滤的环境音效，让这个神道仪式制造出一种摄人心魄的恐怖力量，这或许就是当事人——侵略者——最强大的催眠药，从此产生并在内心放大后的荣耀感和牺牲意识，或许就是日军何以成为魔兽的成因之一。
当然，神道蛊惑只是屠城的成因之一，更多的因素肯定还在于造成军纪和个人道德全面失控的事件，而这些沉溺于历史却又一直驱使人类走向疯狂的逻辑，对《南京！南京！》，甚至于电影这种媒介，都是个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