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冬》这部电影我从它入围今年戛纳电影节开始就很期待，一直到今天国内上映第一日，就不管七夕不七夕，第一时间跑去看了。

电影散场，当我走出电影院的时候，仍然深深地陷入在影片所制造的那种独特的情绪氛围之中，不断地回想一些画面和一些镜头，这感觉已经离开我身体许久，我看到了有些不一样的陈哲艺，也很欣喜国内院线可以放映这样一部不按常理出牌的“爱情片”。

不一样的陈哲艺，是因为之前不论是导演半自传式的作品《爸妈不在家》（Iloilo），还是讲述女性中年危机和一段禁忌之恋的电影《热带雨》，故事的情节线都不弱，都在努力地去讲好一个故事。而到了《燃冬》这里，创作者似乎更多地是在表达人物的一种情绪，一种状态。他确实更像是很多在戛纳电影节上第一时间看过这部影片的影评人说的那样，这是一部背书法国新浪潮电影的作品。

影片中三个主要角色的前史并没有被明确地交代出来，影片没有花费更多的笔墨在这上面。恰恰是这样的简单化处理，让我们能够更好地将目光锁定在当下，而随着拼图一块一块的拼凑完整，我们又去思索，他们的未来会怎样。

导演把所有的精力，都放置在三个主要角色之间的人物关系发展之上，我们被这种带有温度的（更多的是冰与火的触觉反差）情绪氛围所感染，在一次一次的碰撞之中，发现了情感的真相。而三个人物中，以周冬雨所饰演的娜娜最为动人。就像美国著名女性影评人宝琳·凯尔在评论影片《朱尔与吉姆》（也是《燃冬》这部电影最多被拿来比较的）时所说“朱尔和吉姆在一起有一种平和的友谊，但是当他们和凯瑟琳在一起时就感到活力四射。没有什么事是不可能发生的——她是催化剂，是捣蛋鬼，还是绝望与快乐的源泉。她是一个能把生活变成艺术的女巫。”

在如今这个高度敏感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相处都在尽量地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共情这种事，发生的可能性也随之变得越来越少。当我们选择打破边界的时候，也可能会是火上浇油，遍体鳞伤的时刻。而语言更多的时候则充当了帮凶的角色，如果“谈话疗法”百试百验的话，那么人人都是弗洛伊德。就像埃默里写给哈夫纳的信中提到的“你的伤口已经结痂了，而我的伤口上没有覆盖新的、长好的皮肤。在伤口快要愈合之处，我就自己将它撕开，因为我知道，在伤口下面，化脓的过程还在继续进行。”

所以，每一个独立个体都无法成为他者，根本不可能体会或感受到对方所经历过的伤痛。在影片中，陈哲艺镜头下的三个人物，他们主动地走在一起，抛弃更多的语言，试图通过一曲吉他伴奏的独唱，一次次身体的亲密接触（有时略显笨拙），一次游戏般的盗窃未遂，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一次对“小”动物的抚摸，来拉近人物之间的距离，让他们更了解彼此。然后，他们默默地流下自己的眼泪。依靠这种不动声色的表演，角色们打动了观众。甚至于，我在明知到影片中会有许多大特写的情况下，仍然选择坐在第四排，就为了近距离的观察他们的表情。

于是，电影中那些显得有些碎片化的“心灵状态”，就显得合情合理了。更多的时候，陈哲艺这个温文尔雅的新加坡人，是在用《燃冬》这部电影写他心中的诗。他先在头脑中有了一些意象，然后找到了一片寒冷质感的土地，谱写了一首情感的诗歌。

这让我联想到了伊朗导演暨诗人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他曾经在一次访谈中，提到诗歌与电影的关系时说“一个意象浮现心头，最终变得如此纠缠不休，使我不得安宁，直到我做点儿什么来摆脱它。正是在这里，诗歌向我证明它对我如此方便和有用。当我费心写一首诗，我想创造一个意象的愿望在仅仅四行诗中就得到满足。我的诗就像不需要花钱去拍的电影。”而他的诗，就真的很像电影。

比如

“一条河，流动。

一棵树 ，被围起。

多么高，

多么壮观

那只鹰飞到空中

寻找一具小动物尸体。

无目标地，

静悄悄地，

一头狂怒的公牛

横渡

咆哮的河流。

减弱

阳光的暴烈的云

在哪里？

一只狼

在放哨。”

阿巴斯的诗歌中，经常会出现一些动物的形象，或者一些神话传说，这是诗人对大自然的观察以及对传统文化的研习的结果。这些元素，《燃冬》中也有所涉及。所以，陈哲艺绝不是走到哪里随便拍拍的。它更像是一曲冰上的芭蕾！

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生活中扮演着自己的角色，多半是一种悲剧角色：好坏、远方、他处、苦乐、生死、爱恨。凡有生命的事物，皆有它的体系，活着，并不是同一。活着，便已是信仰。最后，不管是骑上单车上路，还是靠着车窗睡眠，亦或是打开记忆的盒子，我们都要继续生活。电影把一段时光捕捉给观众，而观众对它敞开自己的心扉。

所以，如果我们都在拍摄一种同质化的电影的话，那么，电影将会变得多么的无趣！实质上，电影是可以如诗般美丽的，《朱尔与吉姆》如此，《法外之徒》如此，《燃冬》亦如此。

2023.8.22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