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6-05-25
M_Period • 定罪:《定罪》中的法律细节
观影的过程中，在一些有关法律定罪、量刑的问题，使我看待法律有了新的认识。
一、 证人与证言往往不能充分作为定罪的证据。
片中，在被害人被谋杀之后，被告肯尼收到来自女友及相关证人的诬告，导致全体陪审员最终一致将他定罪为一级谋杀与入室抢劫。在十五年后，当年的证人面对证据时，都表示自己冤枉了一个无辜的人。他们或是受人胁迫，或是记恨肯尼。三人成虎，虚假的证言最终将肯尼推向了牢狱。
二、技术的发展可以推动法律的进步与变革，确定证据的效力。
本案中，贝蒂在法学院的模拟法庭练习中，接手了一个Sewell. V. State的冤案。此人在坐牢十年后，通过对案发现场的DNA进行测试证明不在场，从而打赢官司，获得翻案。贝蒂正是通过这个模拟案件，得知了基于DNA技术的清白计划（Innocence Project）。然而这项计划只能帮助有DNA证据的案件，且必须通过此来证明清白。因此，贝蒂踏上了寻找证据的道路。技术的发展为辩解提供了保证，那些曾经无法存在的东西，有朝一日也注定会重见天日。
三、证据的真实性：案中审判过程中有一个细节，通过犯罪现场疑犯留下的血液样本，对比肯尼的O型血，进而直接通过血型作为定罪证据。在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仍然存在这种缺乏真实性的证据，也说明了当时司法人员在定罪工作中的严重失职。
根据州法律，证据超过十年就会被销毁。已有16年的证据，1993年既已被销毁。电影中贝蒂意外找到证据的故事我们暂且不提，如果没有了如此有力的证据，仅凭血型相同就被错判了的无辜者，是四、 检察官的公正性对案件的影响。
检察官并不喜欢看到案件被误判，特别是本案中检察官刚当选，所以在案件证据的确认、技术鉴定等方面都在她的暗中授意下推迟，在贝蒂的强力推动下才有了一步步新的进展。
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曾说“我们的责任是界定全体人们的自由，而不是强制执行我们自己的道德规范”。若是所有检察官都因为自己的前途而放弃冤假错案的翻案，那么正义究竟从何而来？
五、死刑的存废问题何去何从?
案中，被宣判背负两罪的肯尼，因为马萨诸塞州没有死刑，被判为无期徒刑，最终案情才有重见天日的一天。若是肯尼早已被执行了死刑，那么谁还会有信念去为他苦苦翻案？
《肖申克的救赎》中，安迪也是因为冤案被捕入狱，最后是靠自己的智慧与毅力获得了自由。然而在遭受错误审判的人中，很少有人能有如此圆满的结局。
由此想到我国，很多冤案的受害者最终没能看到正义来临的那一天。如1996年的呼格吉勒图案，年仅18周岁的呼格吉勒图被认定为一起奸杀案凶手，案发仅61天后，法院判决死刑，并立即执行。还有佘祥林、赵作海等被判有“谋杀”并度过数十年牢狱生活。通过刑讯逼供判处他们有罪的司法人员，在面对“被害人”的意外“复生”时，又是怎样的想法？死刑暂且不谈，只是我们在审理案件作出执行裁决时，是不是应该合理思考，而不是下达类似“斩立决”的冷漠指示。
六、 我国冤案的反思。
多年来，在政法工作中存在着“重打击，轻保护”的倾向，“怕漏不怕错”，但对防止冤错重视不够。破案率的高低，往往成为考核政绩优劣的关键。对某些影响重大的恶性案件，上级领导往往会“限期破案”。由片中1980的美国，追溯到1980的中国。据1980年最高法院的复查报告，文革十年，经司法机关判决的反革命案件28万件，截止当年年中，纠正冤假错案17.5万件，冤错比例64%。之后的拨乱反正的确挽回了一定损失，但法治缺失造成的损失却无法估量。
最终成为“替罪羊”而自由受到侵犯的，只能是无权无势的底层人民，如何将社会主义的法治建设落到实处？裁定道德与公正，判别出于人性的抉择是非。如何真正做到“有利于行为人”的罪刑法定？恐怕还是要从建立健全司法人员的追责问责机制做起，法治中国，任重而道远。
一、 证人与证言往往不能充分作为定罪的证据。
片中，在被害人被谋杀之后，被告肯尼收到来自女友及相关证人的诬告，导致全体陪审员最终一致将他定罪为一级谋杀与入室抢劫。在十五年后，当年的证人面对证据时，都表示自己冤枉了一个无辜的人。他们或是受人胁迫，或是记恨肯尼。三人成虎，虚假的证言最终将肯尼推向了牢狱。
二、技术的发展可以推动法律的进步与变革，确定证据的效力。
本案中，贝蒂在法学院的模拟法庭练习中，接手了一个Sewell. V. State的冤案。此人在坐牢十年后，通过对案发现场的DNA进行测试证明不在场，从而打赢官司，获得翻案。贝蒂正是通过这个模拟案件，得知了基于DNA技术的清白计划（Innocence Project）。然而这项计划只能帮助有DNA证据的案件，且必须通过此来证明清白。因此，贝蒂踏上了寻找证据的道路。技术的发展为辩解提供了保证，那些曾经无法存在的东西，有朝一日也注定会重见天日。
三、证据的真实性：案中审判过程中有一个细节，通过犯罪现场疑犯留下的血液样本，对比肯尼的O型血，进而直接通过血型作为定罪证据。在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仍然存在这种缺乏真实性的证据，也说明了当时司法人员在定罪工作中的严重失职。
根据州法律，证据超过十年就会被销毁。已有16年的证据，1993年既已被销毁。电影中贝蒂意外找到证据的故事我们暂且不提，如果没有了如此有力的证据，仅凭血型相同就被错判了的无辜者，是四、 检察官的公正性对案件的影响。
检察官并不喜欢看到案件被误判，特别是本案中检察官刚当选，所以在案件证据的确认、技术鉴定等方面都在她的暗中授意下推迟，在贝蒂的强力推动下才有了一步步新的进展。
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曾说“我们的责任是界定全体人们的自由，而不是强制执行我们自己的道德规范”。若是所有检察官都因为自己的前途而放弃冤假错案的翻案，那么正义究竟从何而来？
五、死刑的存废问题何去何从?
案中，被宣判背负两罪的肯尼，因为马萨诸塞州没有死刑，被判为无期徒刑，最终案情才有重见天日的一天。若是肯尼早已被执行了死刑，那么谁还会有信念去为他苦苦翻案？
《肖申克的救赎》中，安迪也是因为冤案被捕入狱，最后是靠自己的智慧与毅力获得了自由。然而在遭受错误审判的人中，很少有人能有如此圆满的结局。
由此想到我国，很多冤案的受害者最终没能看到正义来临的那一天。如1996年的呼格吉勒图案，年仅18周岁的呼格吉勒图被认定为一起奸杀案凶手，案发仅61天后，法院判决死刑，并立即执行。还有佘祥林、赵作海等被判有“谋杀”并度过数十年牢狱生活。通过刑讯逼供判处他们有罪的司法人员，在面对“被害人”的意外“复生”时，又是怎样的想法？死刑暂且不谈，只是我们在审理案件作出执行裁决时，是不是应该合理思考，而不是下达类似“斩立决”的冷漠指示。
六、 我国冤案的反思。
多年来，在政法工作中存在着“重打击，轻保护”的倾向，“怕漏不怕错”，但对防止冤错重视不够。破案率的高低，往往成为考核政绩优劣的关键。对某些影响重大的恶性案件，上级领导往往会“限期破案”。由片中1980的美国，追溯到1980的中国。据1980年最高法院的复查报告，文革十年，经司法机关判决的反革命案件28万件，截止当年年中，纠正冤假错案17.5万件，冤错比例64%。之后的拨乱反正的确挽回了一定损失，但法治缺失造成的损失却无法估量。
最终成为“替罪羊”而自由受到侵犯的，只能是无权无势的底层人民，如何将社会主义的法治建设落到实处？裁定道德与公正，判别出于人性的抉择是非。如何真正做到“有利于行为人”的罪刑法定？恐怕还是要从建立健全司法人员的追责问责机制做起，法治中国，任重而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