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7-11-16
潇钰 • 定罪:爱的形式与内容，贝蒂和《定罪》
有些电影故事情节算不上曲折，导演也没在影像设计上刻意着力，追求粗粝，简朴，直接，为的是不损害这部电影中最有价值的东西。但凡以真实故事改编的电影，大多不敢多做修饰，这种故事拿了来不是为主创人员炫技，主创人员倒是更希望收敛而避嫌，尽量隐藏观点，呈现事实。
事隔很久，我还是能清晰记得《定罪》中的一些场面和镜头。第一个场面是在小镇里的酒吧，希拉里·斯万克扮演的妹妹贝蒂，带着老公孩子，一大家子和朋友，加上她的哥哥肯尼喝酒跳舞寻欢作乐。肯尼喝多了酒冲进舞池，背对大家，脱下裤子，露出屁股。舞池边上，桌旁手拿啤酒杯的贝蒂咧开嘴笑着。那笑容里包含了了解，喜欢，习以为常，还有最重要的，“肯尼就是这样，这才是肯尼”。
我是从这个场面，这个镜头，去理解贝蒂后来的行为。为什么在肯尼被错误定罪后，贝蒂哪怕失去婚姻，将现实生活弄得一团糟，也要花上十二年的时间自学成才，成为律师，最终帮哥哥肯尼打赢这场官司，重新获得自由，公正与肯定。
这里不仅是爱的问题，也更远超出了责任的边界。事实上，这件事情里原本就包括贝蒂在内。即便在案件被错判的当时，有些事实仍然明显，肯尼的获罪很大程度上和他的性格有关。这种性格叫桀骜不驯也好，叫率性也好，它的一路形成获得了身边人的赞许。其中所占份额最大的就是贝蒂。这对相依为命的兄妹是靠着彼此的肯定，对外部世界的对抗，才能度过童年，有了工作能力和生存能力，并且还能有些剩余去酒吧里周末时候寻欢做乐。肯尼的不羁，反抗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们生存下来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可选择项。这种不羁是作为辛苦和缺乏尊严的生存里快乐的来源，难以想象在一路走来的成长里，若果没有这种不羁，他们的性格会变得多么阴郁，自闭，忧愁会早早地吸干他们的骨髓。这一对兄妹却长得粗俗，却充满向日葵式的乐天，就得这么长，他们的一举一动都随时大声地肯定着自己。
这和知识分子背景家庭里出生的孩子就大不同。在那样的家庭环境，孩子更趋向于思考，内省，这不但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审美观，它也的确是保证生长的土壤。换句话说，如果知识分子环境中的孩子长成肯尼和贝蒂，他们也很难生存，环境会不出声而确然地拒绝他们。
肯尼和贝蒂是美国工人阶层构成的较不典型的范例。再过一点，他们的确可能滑向暴力世界。他们的对抗，反抗，在经过生长最艰难的阶段之后，略微显得激烈。然而这似乎也是在所难免，对环境和现状变迁准确的判断，算是人生最高深的课题之一。如果有伤，伤口总是会在遇到相似的环境时突然爆发出多年前它对付足以致命的病菌时的爆发力。完全不会管那是几级台风，信号被笼统地总结为：台风来了，狼来了。
美国文明的发展，心理医生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正是为了对抗这种生命痕迹留下的过激。像肯尼这种情况，第一次爆发就会被建议去看心理医生，调教对世界及对自己的看法。故事发生的时间和环境却没有给出这种选项。工人阶级一般不看心理医生。他们甚至多多少少有些喜欢被别人害怕——只要个别亲近的自己人喜欢就行了。对抗的能力被认为是底层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能力，在底层社会，取悦能力固然重要，但你得先有对抗能力，才能获得取悦的资本。
肯尼和贝蒂没有父母，所以肯尼要取悦的人就是他的妹妹贝蒂。他总是站在“哥哥”这个单一的位置上去设想他的取悦。成为能带来快乐的保护者。对外部世界的强硬成为唯一的姿态。而角色未完成转化，会使肯尼潜意识地重复童年的境地，外部世界的强大，他们的弱小，受欺凌。唯有在这种情况下，兄妹间独特的感情才能继续得到滋养。
好吧，现在我们可以承认，就算给肯尼1000个心理医生，也未必管用。肯尼这个人就是靠着这样的感情才得以存活。这是事实。用美国法庭上的常用说法就是The fact is。说到这里，这件事情就超越了肯尼兄妹，超越工人阶级，超越美国，成为我们每个人的问题。
我们爆发争吵时，几乎总是都想问对方，为什么你非得要…，为什么你不能…，我们不能接受的事实类似，有人就是对花生过敏，有人必须吃大蒜，人们依赖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活着，这就是我们不肯接受的事实。这件我们不肯接受的事实总是对我们自身的利益发生巨大的影响或损害。
爱的核心，无论哪种爱，到最后都会惊人地相似，它都要求我们付出所有，在这之后还得改变自己。而我们对爱的理解恰巧与此相反，我们希望得到所有，并且对方为自己改变。
但是让我提醒你，爱的公式不会因为我们个人的喜好而改变。大多数情况下，由于做不出，配不平这个公式，我们都会感到世界没有爱，自己不被爱，这是常态。
然而这已经不那么可怕了。商业文明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用公平交易取代对爱的不可或缺。为什么非要爱呢，如果你不肯付出那么多，还是有很多好东西可以选择。抓准时机，都能打折。
这个世界上最坚固的等价物不是黄金，而是爱，它从不打折。
肯尼兄妹现在就面对了这种难题。对于肯尼，他就是要靠着兄妹间这种奇特的爱的方式而存活。这对他，对贝蒂都毫无选择。这就是命运。这就是必然发生的事。
可以选择的部分在必然发生的事情之后。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肯尼坐牢了，他这一辈子最亲近的人就是贝蒂了，除了贝蒂他就不可能再有别人了，这就是由那个FK社会，FK出生，造成的FK人生。
现在贝蒂怎么办。因为独特的生长条件，她就被注定了，这一生对她最重要的人不是丈夫，不是孩子，是她的哥哥，没有这个哥哥她可能根本活不下来，而这个哥哥长到那儿就不长了，他不退席，事情就是这样，他进了监狱，她是他唯一的希望，贝蒂要怎么选择，她是否能放弃她的哥哥去过小日子。找心理医生，给出理性的建议，完成作为一名劳动阶层的女人应该完成的一生。
我刚才在网上找《定罪》的资源，但是没有，我的碟和DVD都没带在身边，所以这篇文章注定没有电影中的细节，只能写它给我的触动，和我对它的理解。
前段时间网上曾经讨论过一个问题，人的命运究竟能不能改变。排除掉那些压根不承认人有命运的贤达，剩下的人一部分保守，认为性格即命运，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所以命运不能改变。另一部分人豁达，认为即使改变了的命运，那也是命运的一部分。综合起来，就是人大不过命。
《定罪》给了一种或然性。在这部电影里，肯尼从始至终其实没有改变，但是贝蒂因为爱肯尼，她改变了，贝蒂的改变不但造成了她自身命运的改变，最终也造成了肯尼命运的改变。这就是或然性。我们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因为人不能提溜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拽离地面，但是不排除第三方力的撞击改变我们的命运。这个第三方力在影片中来自于由女警代表的“恶”，当这个“恶”撞击肯尼，他走进了自己命运诸多可能性中的唯一结果。这个结果撞击贝蒂，却有商榷的余地，贝蒂可以选择逃避命运的挑战，她只需要认为社会不公正，他们注定受欺凌，就不需要再做额外的事。但是如果贝蒂选择接受挑战，她改变肯尼的命运的唯一方法是改变自己，从而改变自己的命运。
在这里我们看见了命运改变的条件，如果一个人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唯一的通道是，这个人所做的事，所做的改变要对自己之外的人发生益处，也就是改变社会。在贝蒂的例子里，它就是让美国的司法公正得到重视，并且使公众发现，在很大的概率上，人们会冤枉看上去不符合自己审美的人。
肯尼的案件里充满了偏见，恶意和公然的撒谎，而它得以成立的原因是，当一种偏见不断地击打某人，使他出现过激行为时，公众会倾向于认为不论这件事是不是这个人做的，这个人有可能做这件事，甚至做比这更坏的事。那么即使在这件事上确认这个人做了也没什么大不了。这就是所谓群体意识。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事情的发展。
然而当人们这样认定一个人时，很少会想，其实任何人受到足够大力的击打或逼迫，都会如此。如果通过人一时的行为去做判断，几乎总是错的。因为你不知道在这个行为前发生了什么。
这就是法律存在的意义。法律要讲证据。即便当公众舆论和偏见将一个人逼迫到死角，法律要做最后的底线。所以当执法者自身发生腐败，将个人偏见投射到工作中，甚至引诱证人做伪证，这就不仅是工作问题，它就是恶本身。
人性中都存在恶。有时候我们会选择恶。尤其是当我们感到自己比对方弱小时，恶会是最有力的武器。具体到这部电影，女警去找肯尼取证，肯尼表现得很蛮横，手里还拿着具有杀伤性的工具，面对这个“强者”，“恶”呼之欲出。
利用暴力去解决问题，是肯尼成长中最常使用，最直接的做法。而贝蒂要想改变肯尼的命运，她就必须找到并且实践另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
在电影中就是12年的法律学习，最终拿到律师执照，不断地寻找证据，用证据通过法律途径说话。这种进入规则，体系，进入这个国家之所以成立的核心，去理解它，使用它的过程，在贝蒂之前的生涯中不可想象。
但是贝蒂被要求必须去完成这件不可能的事。这时候贝蒂不仅是她自己，还是她所在阶层的总体，一次可能能够代表全部可能。这个意思是说，如果一杯水中有一滴能解渴，我们能够推断整杯都能解渴的可能性存在。
昨天我妈问我为什么不写中国电影，我马上就要写到了，但我怀疑她看到了会更不高兴。
中国电影里有一部叫《秋菊打官司》，也是一个底层的女人，也是执着，也打赢了。但是那部电影里秋菊什么变化也没发生，她没有创造新的价值，看完那部电影我只能大骂中国的司法体系冥顽不化，官老爷都是食人魔。可我不愿意这么骂，因为几千年来人们都这么骂，这让我觉得自己毫无创造性。我除了能把食人魔换成大坏蛋，大混蛋，大鸭蛋，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
换句话说，这部影片除了影像和叙事本身的技巧，像是记录性，偷拍等，它提供的社会学文本意义几乎为零——尽管看起来是社会性的，但不是。
这并不是说我们中国没有，也得杜撰出一个贝蒂来。也许中国的司法制度就是不能出现贝蒂，谁要是搞出个贝蒂，就是背叛了电影，背叛了艺术。
西方电影理论里有个名词叫“人物弧光”，电影是梦，有时候我们就是需要看见那道弧光，以此来讨论人的可能性，人性的弹性。这样写这种文章不是才有意思吗。所以能写的中国电影真的很少，因为我厌倦骂同样的问题，只是采用不同的修辞。
同时我还坚持认为中国能有贝蒂，我们每个人都能贝蒂贝蒂。你可以说我太乐观了，乐观现在已经是贬义词，侮辱的表达了是吗。那么好吧，我真的在这部电影里看到了乐观。
肯尼和贝蒂所在阶层，他们的成长环境给予这种类型的人最大的特点就是执着。他要是认准了一件事，真的能不计代价去做。这种特点的负面当然就是各种类型的犯罪或者家里的梗脖子，但它的正面最正能到什么地步，什么条件能生成这种正，性格是没有改变，但是因为使用方法不同，它的效果发生了变化。
在《定罪》中我们分明看到了两种对待人性，对待人，对待性格不同的方式。第一种是定罪的方式。我把你肯尼关进监狱，我压着你的脖子，我看你改不改。你还趾高气扬吗，你得改变了吧，你得学会低头，收敛自己，重新做人了吧。这种对待的方式在中国叫锤，骟，不仅在社会层面，家里也这么用。大棒出孝子，我看你服不服。打到这个人求饶，后来世界上就没有这个人了，我们很多时候都会发现再也找不到年轻时的爱人，面前的这个人并不通向过去的那个人，这是常有的事。
第二种是贝蒂生成的方式。她被给予了一个目标，一条通道，一种可能性，不错是有很多阻碍的力量，但同时有帮助的力量。它不是粗暴地看死某个人，看死某类人。那种什么看死某个人的认识世界的方法太讨厌了，老觉得特别了解别人，他这个人，他们这种人，其实了解什么呢，人是无穷的。
假设在我们的社会出现一个贝蒂，我们怎么做会变得非常重要。贝蒂为了给他哥哥打官司，离了婚，读法律，一年又一年，花了很多钱，还没见效果，这时候我们会怎么做呢。街坊们会怎么谈论这件事，朋友们会怎么议论这件事。
《定罪》里贝蒂出现了一个朋友，也学法律，考律师，她选择站到贝蒂身边帮助她。很多时候答案都是那么简单，有个人，立志做某件事，这件事并不违法乱纪，那你能帮就帮，不能帮就把他忘了，有什么可说的呢。但是我们有没有可能批评贝蒂不该为了哥哥放弃丈夫，有没有可能批评她应该把更多的经历放在两个儿子身上，报班了没有，秋衣够不够，营养跟得上吗。
我们很少会想如果贝蒂做成了这件事，对她的两个儿子是多么大的精神上的财富。他们会真的为自己的母亲感到自豪，在他们对世界的认知里，努力做一件事将获得回报，有价值的事需要花费长期的时间，正义并非不可得，但要通过正确的方法长期努力。这些难道不重要吗。它们不值得人们付出吗。
我经常被批评三观太正，以表扬的口吻行批评之实。然而在这样的影片面前，三观能不正吗，它真的会让人获得力量，热血沸腾。尽管它发生在遥远的美国，我被提醒，那和我自己的生活没有关系。美国真的很遥远吗，像月亮那么远，木星那么远，火星那么远，距离不是问题，古人有云，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事隔很久，我还是能清晰记得《定罪》中的一些场面和镜头。第一个场面是在小镇里的酒吧，希拉里·斯万克扮演的妹妹贝蒂，带着老公孩子，一大家子和朋友，加上她的哥哥肯尼喝酒跳舞寻欢作乐。肯尼喝多了酒冲进舞池，背对大家，脱下裤子，露出屁股。舞池边上，桌旁手拿啤酒杯的贝蒂咧开嘴笑着。那笑容里包含了了解，喜欢，习以为常，还有最重要的，“肯尼就是这样，这才是肯尼”。
我是从这个场面，这个镜头，去理解贝蒂后来的行为。为什么在肯尼被错误定罪后，贝蒂哪怕失去婚姻，将现实生活弄得一团糟，也要花上十二年的时间自学成才，成为律师，最终帮哥哥肯尼打赢这场官司，重新获得自由，公正与肯定。
这里不仅是爱的问题，也更远超出了责任的边界。事实上，这件事情里原本就包括贝蒂在内。即便在案件被错判的当时，有些事实仍然明显，肯尼的获罪很大程度上和他的性格有关。这种性格叫桀骜不驯也好，叫率性也好，它的一路形成获得了身边人的赞许。其中所占份额最大的就是贝蒂。这对相依为命的兄妹是靠着彼此的肯定，对外部世界的对抗，才能度过童年，有了工作能力和生存能力，并且还能有些剩余去酒吧里周末时候寻欢做乐。肯尼的不羁，反抗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们生存下来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可选择项。这种不羁是作为辛苦和缺乏尊严的生存里快乐的来源，难以想象在一路走来的成长里，若果没有这种不羁，他们的性格会变得多么阴郁，自闭，忧愁会早早地吸干他们的骨髓。这一对兄妹却长得粗俗，却充满向日葵式的乐天，就得这么长，他们的一举一动都随时大声地肯定着自己。
这和知识分子背景家庭里出生的孩子就大不同。在那样的家庭环境，孩子更趋向于思考，内省，这不但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审美观，它也的确是保证生长的土壤。换句话说，如果知识分子环境中的孩子长成肯尼和贝蒂，他们也很难生存，环境会不出声而确然地拒绝他们。
肯尼和贝蒂是美国工人阶层构成的较不典型的范例。再过一点，他们的确可能滑向暴力世界。他们的对抗，反抗，在经过生长最艰难的阶段之后，略微显得激烈。然而这似乎也是在所难免，对环境和现状变迁准确的判断，算是人生最高深的课题之一。如果有伤，伤口总是会在遇到相似的环境时突然爆发出多年前它对付足以致命的病菌时的爆发力。完全不会管那是几级台风，信号被笼统地总结为：台风来了，狼来了。
美国文明的发展，心理医生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正是为了对抗这种生命痕迹留下的过激。像肯尼这种情况，第一次爆发就会被建议去看心理医生，调教对世界及对自己的看法。故事发生的时间和环境却没有给出这种选项。工人阶级一般不看心理医生。他们甚至多多少少有些喜欢被别人害怕——只要个别亲近的自己人喜欢就行了。对抗的能力被认为是底层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能力，在底层社会，取悦能力固然重要，但你得先有对抗能力，才能获得取悦的资本。
肯尼和贝蒂没有父母，所以肯尼要取悦的人就是他的妹妹贝蒂。他总是站在“哥哥”这个单一的位置上去设想他的取悦。成为能带来快乐的保护者。对外部世界的强硬成为唯一的姿态。而角色未完成转化，会使肯尼潜意识地重复童年的境地，外部世界的强大，他们的弱小，受欺凌。唯有在这种情况下，兄妹间独特的感情才能继续得到滋养。
好吧，现在我们可以承认，就算给肯尼1000个心理医生，也未必管用。肯尼这个人就是靠着这样的感情才得以存活。这是事实。用美国法庭上的常用说法就是The fact is。说到这里，这件事情就超越了肯尼兄妹，超越工人阶级，超越美国，成为我们每个人的问题。
我们爆发争吵时，几乎总是都想问对方，为什么你非得要…，为什么你不能…，我们不能接受的事实类似，有人就是对花生过敏，有人必须吃大蒜，人们依赖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活着，这就是我们不肯接受的事实。这件我们不肯接受的事实总是对我们自身的利益发生巨大的影响或损害。
爱的核心，无论哪种爱，到最后都会惊人地相似，它都要求我们付出所有，在这之后还得改变自己。而我们对爱的理解恰巧与此相反，我们希望得到所有，并且对方为自己改变。
但是让我提醒你，爱的公式不会因为我们个人的喜好而改变。大多数情况下，由于做不出，配不平这个公式，我们都会感到世界没有爱，自己不被爱，这是常态。
然而这已经不那么可怕了。商业文明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用公平交易取代对爱的不可或缺。为什么非要爱呢，如果你不肯付出那么多，还是有很多好东西可以选择。抓准时机，都能打折。
这个世界上最坚固的等价物不是黄金，而是爱，它从不打折。
肯尼兄妹现在就面对了这种难题。对于肯尼，他就是要靠着兄妹间这种奇特的爱的方式而存活。这对他，对贝蒂都毫无选择。这就是命运。这就是必然发生的事。
可以选择的部分在必然发生的事情之后。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肯尼坐牢了，他这一辈子最亲近的人就是贝蒂了，除了贝蒂他就不可能再有别人了，这就是由那个FK社会，FK出生，造成的FK人生。
现在贝蒂怎么办。因为独特的生长条件，她就被注定了，这一生对她最重要的人不是丈夫，不是孩子，是她的哥哥，没有这个哥哥她可能根本活不下来，而这个哥哥长到那儿就不长了，他不退席，事情就是这样，他进了监狱，她是他唯一的希望，贝蒂要怎么选择，她是否能放弃她的哥哥去过小日子。找心理医生，给出理性的建议，完成作为一名劳动阶层的女人应该完成的一生。
我刚才在网上找《定罪》的资源，但是没有，我的碟和DVD都没带在身边，所以这篇文章注定没有电影中的细节，只能写它给我的触动，和我对它的理解。
前段时间网上曾经讨论过一个问题，人的命运究竟能不能改变。排除掉那些压根不承认人有命运的贤达，剩下的人一部分保守，认为性格即命运，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所以命运不能改变。另一部分人豁达，认为即使改变了的命运，那也是命运的一部分。综合起来，就是人大不过命。
《定罪》给了一种或然性。在这部电影里，肯尼从始至终其实没有改变，但是贝蒂因为爱肯尼，她改变了，贝蒂的改变不但造成了她自身命运的改变，最终也造成了肯尼命运的改变。这就是或然性。我们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因为人不能提溜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拽离地面，但是不排除第三方力的撞击改变我们的命运。这个第三方力在影片中来自于由女警代表的“恶”，当这个“恶”撞击肯尼，他走进了自己命运诸多可能性中的唯一结果。这个结果撞击贝蒂，却有商榷的余地，贝蒂可以选择逃避命运的挑战，她只需要认为社会不公正，他们注定受欺凌，就不需要再做额外的事。但是如果贝蒂选择接受挑战，她改变肯尼的命运的唯一方法是改变自己，从而改变自己的命运。
在这里我们看见了命运改变的条件，如果一个人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唯一的通道是，这个人所做的事，所做的改变要对自己之外的人发生益处，也就是改变社会。在贝蒂的例子里，它就是让美国的司法公正得到重视，并且使公众发现，在很大的概率上，人们会冤枉看上去不符合自己审美的人。
肯尼的案件里充满了偏见，恶意和公然的撒谎，而它得以成立的原因是，当一种偏见不断地击打某人，使他出现过激行为时，公众会倾向于认为不论这件事是不是这个人做的，这个人有可能做这件事，甚至做比这更坏的事。那么即使在这件事上确认这个人做了也没什么大不了。这就是所谓群体意识。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事情的发展。
然而当人们这样认定一个人时，很少会想，其实任何人受到足够大力的击打或逼迫，都会如此。如果通过人一时的行为去做判断，几乎总是错的。因为你不知道在这个行为前发生了什么。
这就是法律存在的意义。法律要讲证据。即便当公众舆论和偏见将一个人逼迫到死角，法律要做最后的底线。所以当执法者自身发生腐败，将个人偏见投射到工作中，甚至引诱证人做伪证，这就不仅是工作问题，它就是恶本身。
人性中都存在恶。有时候我们会选择恶。尤其是当我们感到自己比对方弱小时，恶会是最有力的武器。具体到这部电影，女警去找肯尼取证，肯尼表现得很蛮横，手里还拿着具有杀伤性的工具，面对这个“强者”，“恶”呼之欲出。
利用暴力去解决问题，是肯尼成长中最常使用，最直接的做法。而贝蒂要想改变肯尼的命运，她就必须找到并且实践另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
在电影中就是12年的法律学习，最终拿到律师执照，不断地寻找证据，用证据通过法律途径说话。这种进入规则，体系，进入这个国家之所以成立的核心，去理解它，使用它的过程，在贝蒂之前的生涯中不可想象。
但是贝蒂被要求必须去完成这件不可能的事。这时候贝蒂不仅是她自己，还是她所在阶层的总体，一次可能能够代表全部可能。这个意思是说，如果一杯水中有一滴能解渴，我们能够推断整杯都能解渴的可能性存在。
昨天我妈问我为什么不写中国电影，我马上就要写到了，但我怀疑她看到了会更不高兴。
中国电影里有一部叫《秋菊打官司》，也是一个底层的女人，也是执着，也打赢了。但是那部电影里秋菊什么变化也没发生，她没有创造新的价值，看完那部电影我只能大骂中国的司法体系冥顽不化，官老爷都是食人魔。可我不愿意这么骂，因为几千年来人们都这么骂，这让我觉得自己毫无创造性。我除了能把食人魔换成大坏蛋，大混蛋，大鸭蛋，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
换句话说，这部影片除了影像和叙事本身的技巧，像是记录性，偷拍等，它提供的社会学文本意义几乎为零——尽管看起来是社会性的，但不是。
这并不是说我们中国没有，也得杜撰出一个贝蒂来。也许中国的司法制度就是不能出现贝蒂，谁要是搞出个贝蒂，就是背叛了电影，背叛了艺术。
西方电影理论里有个名词叫“人物弧光”，电影是梦，有时候我们就是需要看见那道弧光，以此来讨论人的可能性，人性的弹性。这样写这种文章不是才有意思吗。所以能写的中国电影真的很少，因为我厌倦骂同样的问题，只是采用不同的修辞。
同时我还坚持认为中国能有贝蒂，我们每个人都能贝蒂贝蒂。你可以说我太乐观了，乐观现在已经是贬义词，侮辱的表达了是吗。那么好吧，我真的在这部电影里看到了乐观。
肯尼和贝蒂所在阶层，他们的成长环境给予这种类型的人最大的特点就是执着。他要是认准了一件事，真的能不计代价去做。这种特点的负面当然就是各种类型的犯罪或者家里的梗脖子，但它的正面最正能到什么地步，什么条件能生成这种正，性格是没有改变，但是因为使用方法不同，它的效果发生了变化。
在《定罪》中我们分明看到了两种对待人性，对待人，对待性格不同的方式。第一种是定罪的方式。我把你肯尼关进监狱，我压着你的脖子，我看你改不改。你还趾高气扬吗，你得改变了吧，你得学会低头，收敛自己，重新做人了吧。这种对待的方式在中国叫锤，骟，不仅在社会层面，家里也这么用。大棒出孝子，我看你服不服。打到这个人求饶，后来世界上就没有这个人了，我们很多时候都会发现再也找不到年轻时的爱人，面前的这个人并不通向过去的那个人，这是常有的事。
第二种是贝蒂生成的方式。她被给予了一个目标，一条通道，一种可能性，不错是有很多阻碍的力量，但同时有帮助的力量。它不是粗暴地看死某个人，看死某类人。那种什么看死某个人的认识世界的方法太讨厌了，老觉得特别了解别人，他这个人，他们这种人，其实了解什么呢，人是无穷的。
假设在我们的社会出现一个贝蒂，我们怎么做会变得非常重要。贝蒂为了给他哥哥打官司，离了婚，读法律，一年又一年，花了很多钱，还没见效果，这时候我们会怎么做呢。街坊们会怎么谈论这件事，朋友们会怎么议论这件事。
《定罪》里贝蒂出现了一个朋友，也学法律，考律师，她选择站到贝蒂身边帮助她。很多时候答案都是那么简单，有个人，立志做某件事，这件事并不违法乱纪，那你能帮就帮，不能帮就把他忘了，有什么可说的呢。但是我们有没有可能批评贝蒂不该为了哥哥放弃丈夫，有没有可能批评她应该把更多的经历放在两个儿子身上，报班了没有，秋衣够不够，营养跟得上吗。
我们很少会想如果贝蒂做成了这件事，对她的两个儿子是多么大的精神上的财富。他们会真的为自己的母亲感到自豪，在他们对世界的认知里，努力做一件事将获得回报，有价值的事需要花费长期的时间，正义并非不可得，但要通过正确的方法长期努力。这些难道不重要吗。它们不值得人们付出吗。
我经常被批评三观太正，以表扬的口吻行批评之实。然而在这样的影片面前，三观能不正吗，它真的会让人获得力量，热血沸腾。尽管它发生在遥远的美国，我被提醒，那和我自己的生活没有关系。美国真的很遥远吗，像月亮那么远，木星那么远，火星那么远，距离不是问题，古人有云，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