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9-06-12
谢朝青 • 马背上的法庭:《马背上的法庭》观后感--乡土社区习惯法和国家法律治理的冲突
电影《马背上的法庭》主要讲述的是即将退休的杨阿姨、彝族学生法官阿洛和老法官老冯组成流动法庭下乡处理纠纷的故事。
这个电影中有很多的案例，其中令我印象最深的两个案例是：第一个，来到鸡尾寨，在杨阿姨劝解无效、老冯说理无效、阿洛批评无效的情况下，仅因男方主动提出不离婚，几乎毫无法律审判，女方侵占前夫父亲房屋且将前夫赶出的案子就得到了解决。第二件事是在阿洛的婚礼上，姚葛因为凭“村民公约”杀死了破坏自己庄稼的羊而与羊主人发生冲突，而羊主人们则因阿洛带姚葛姑娘出走而拒绝将官司继续下去。这里面都体现了现代司法与原始民俗传统的碰撞。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创造了深入基层、深入农村的工作传统，实行送法下乡、巡回法庭，倡导马锡五审判方式等，以达到对乡村社会的治理，强化法律的精神，实现国家政权建设。然而共产党信奉的现代的法律理念和法律制度，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这与乡村社会、少数民族传统的习惯法、宗教法是相背离的。因此当国家政权通过制度化的权力网络通过送法下乡伸入乡村社会时，国家法与乡村社会的民间习惯法遭遇了。我国法制建设初具雏形，但是无论是意识形态的合法性政治还是法治的基本思想，都仅仅停留在国家层面，广大的农村社会，仍然由传统的文化和制度作为一种“小传统”而统治着。现代司法已经脱离了少数民族的文化根基。正如电影中姚葛的女儿和阿洛私奔，村民们因为找不回姚葛的女儿认为法院的人坏了彝族的规矩拒绝接受法院的审判。其实就已经反映了当代司法与少数民族文化的脱节，国家法与民间法、少数民族习惯法缺乏一种共同信守的理念和文化基础。
在电影的离婚案件中，妇女蹲在地上，也不抬头，在地上抓来抓去，或蜷缩一团始终自己嚎啕。她一直认为法院判决离婚没有给她房产只是给了她财产让她无家可归，所以她才会侵占前夫的房屋并把他赶走。其实这正体现了在乡村社区的司法实践中的冲突，婚姻冲突。由于永宁乡鸡尾寨在当时仍是一个以农业生产为主的村寨，经济条件落后，村民实际上可供分配的财产、房产有限，而在村寨中，个人从来都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没有独立的财产独立的人格。婚姻对于一个人来说是一个生活问题一个经济问题，而非现代法律观念中的个人感情问题。其实这也就体现出了现代法律观念和传统乡村观念的冲突。面对这种冲突，老冯选择让妇女哭嚎完毕冷静下来，给这位妇女的前夫更多思考的时间，最终以前夫选择不再离婚作为解决问题，解决双方住宅问题的方法。其实这也体现出了在当地的这种状况下，法院的判决是不切实际的，成本最小最有效的方法还是通过调解的方式，解决争端。
在电影中，在杨阿姨的老家鸡肚寨，老冯一行人的马和马上的国徽被一起偷走了，他们求助于阿妈的占卜，求助于长辈的威信，虽然找回了国徽和马，但阿妈却以“我们不能这样没有良心”拒绝说出偷马贼。相对于彝族的村民所在的边缘地区而言，国家对他们几乎只是一种概念的存在，代表国家进行审判的庭长老冯固然拥有不可置疑的政治合法性，其背后有国家暴力的支持，但他们或多或少是外来的陌生人，他们代表的权力没有太深的根基。而生活在熟人社会中的“偷马贼”和该乡村社区的阿妈很容易，事实上也构成了一种互利互惠的“亲亲相隐”的关系，一种某种程度的共栖关系。鸡肚寨在永宁乡泸沽湖坝区，是母系摩梭人的集聚区。家族中的家长制是氏族安定和谐的纽带，年长祖母为氏族生活的指挥者，也最具有权威。国家法律为了深入乡土社会，在一个相对陌生的局部地区构建权力支配关系时，就需要他支撑国家权力和法律在乡村社区的运转。在电影中，老阿妈为老冯找回了国徽和马，但是拒绝说出偷马贼，老冯不再追究，其实也反映出了国家权力的妥协和让步。老阿妈在明面上为偷马贼着想，为他隐瞒身份，乡民族人或多或少会对她感激，这对她以后的权力行使更为有利。一方面她借助国家权力对乡民行使权力，借助国家权力强化自己在乡间的地位；另一方面她的知识和经验，影响了国家权力的行使，借助乡民的力量强化自己对于国家的地位。国家法与民间习惯法，建立起一种服务于不同目的、关注于不同领域的相互补充的契合关系。
而在电影的最后，阿洛的婚礼上，姚葛因为凭“村民公约”杀死了破坏自己庄稼的羊而与羊主人发生冲突，而羊主人们则因阿洛带姚葛姑娘出走而拒绝将官司继续下去，老冯在回去的时候叹息，法庭的权威不在，法庭的公信力不在。这体现了下乡本身就是权力孱弱的表现，即使有国家权力的支持，要进入陌生社区和地区也有风险，而这种风险造成的结果可能就是法官和法院的威严丧失。某些观念、习惯法是根深蒂固在当地彝民内心，一时难以根除。而阿洛带着姚葛女儿的出走，阿洛作为法律的化身，不注重解决问题，强硬地对当地的习惯法进行否定，老冯也找不到出走的阿洛夫妇，使得当地人感到“法”与自己的价值观和民族利益相违背、毫不伸张自己期望的“正义”，从而在本就不具有法律意识的情况下，排斥法律排斥法治，那么即使再有矛盾产生时，也不会有人诉求法律来得到解决了。这也就是老冯在老杨家感叹的原因。
电影中的众多案件反映了乡村社区的习惯法、私法与国家法律的冲突，可见在当时法律意识还没有深入人心。各地方尤其是边缘地区、乡土社区对于国家法的阻力仍然很大，如何把西方的法律思想本土化，与中国的乡土社会与地区少数民族的习惯法结合起来，把政权建设、法制建设更加深入乡土社区，还有待思考和解答。
这个电影中有很多的案例，其中令我印象最深的两个案例是：第一个，来到鸡尾寨，在杨阿姨劝解无效、老冯说理无效、阿洛批评无效的情况下，仅因男方主动提出不离婚，几乎毫无法律审判，女方侵占前夫父亲房屋且将前夫赶出的案子就得到了解决。第二件事是在阿洛的婚礼上，姚葛因为凭“村民公约”杀死了破坏自己庄稼的羊而与羊主人发生冲突，而羊主人们则因阿洛带姚葛姑娘出走而拒绝将官司继续下去。这里面都体现了现代司法与原始民俗传统的碰撞。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创造了深入基层、深入农村的工作传统，实行送法下乡、巡回法庭，倡导马锡五审判方式等，以达到对乡村社会的治理，强化法律的精神，实现国家政权建设。然而共产党信奉的现代的法律理念和法律制度，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这与乡村社会、少数民族传统的习惯法、宗教法是相背离的。因此当国家政权通过制度化的权力网络通过送法下乡伸入乡村社会时，国家法与乡村社会的民间习惯法遭遇了。我国法制建设初具雏形，但是无论是意识形态的合法性政治还是法治的基本思想，都仅仅停留在国家层面，广大的农村社会，仍然由传统的文化和制度作为一种“小传统”而统治着。现代司法已经脱离了少数民族的文化根基。正如电影中姚葛的女儿和阿洛私奔，村民们因为找不回姚葛的女儿认为法院的人坏了彝族的规矩拒绝接受法院的审判。其实就已经反映了当代司法与少数民族文化的脱节，国家法与民间法、少数民族习惯法缺乏一种共同信守的理念和文化基础。
在电影的离婚案件中，妇女蹲在地上，也不抬头，在地上抓来抓去，或蜷缩一团始终自己嚎啕。她一直认为法院判决离婚没有给她房产只是给了她财产让她无家可归，所以她才会侵占前夫的房屋并把他赶走。其实这正体现了在乡村社区的司法实践中的冲突，婚姻冲突。由于永宁乡鸡尾寨在当时仍是一个以农业生产为主的村寨，经济条件落后，村民实际上可供分配的财产、房产有限，而在村寨中，个人从来都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没有独立的财产独立的人格。婚姻对于一个人来说是一个生活问题一个经济问题，而非现代法律观念中的个人感情问题。其实这也就体现出了现代法律观念和传统乡村观念的冲突。面对这种冲突，老冯选择让妇女哭嚎完毕冷静下来，给这位妇女的前夫更多思考的时间，最终以前夫选择不再离婚作为解决问题，解决双方住宅问题的方法。其实这也体现出了在当地的这种状况下，法院的判决是不切实际的，成本最小最有效的方法还是通过调解的方式，解决争端。
在电影中，在杨阿姨的老家鸡肚寨，老冯一行人的马和马上的国徽被一起偷走了，他们求助于阿妈的占卜，求助于长辈的威信，虽然找回了国徽和马，但阿妈却以“我们不能这样没有良心”拒绝说出偷马贼。相对于彝族的村民所在的边缘地区而言，国家对他们几乎只是一种概念的存在，代表国家进行审判的庭长老冯固然拥有不可置疑的政治合法性，其背后有国家暴力的支持，但他们或多或少是外来的陌生人，他们代表的权力没有太深的根基。而生活在熟人社会中的“偷马贼”和该乡村社区的阿妈很容易，事实上也构成了一种互利互惠的“亲亲相隐”的关系，一种某种程度的共栖关系。鸡肚寨在永宁乡泸沽湖坝区，是母系摩梭人的集聚区。家族中的家长制是氏族安定和谐的纽带，年长祖母为氏族生活的指挥者，也最具有权威。国家法律为了深入乡土社会，在一个相对陌生的局部地区构建权力支配关系时，就需要他支撑国家权力和法律在乡村社区的运转。在电影中，老阿妈为老冯找回了国徽和马，但是拒绝说出偷马贼，老冯不再追究，其实也反映出了国家权力的妥协和让步。老阿妈在明面上为偷马贼着想，为他隐瞒身份，乡民族人或多或少会对她感激，这对她以后的权力行使更为有利。一方面她借助国家权力对乡民行使权力，借助国家权力强化自己在乡间的地位；另一方面她的知识和经验，影响了国家权力的行使，借助乡民的力量强化自己对于国家的地位。国家法与民间习惯法，建立起一种服务于不同目的、关注于不同领域的相互补充的契合关系。
而在电影的最后，阿洛的婚礼上，姚葛因为凭“村民公约”杀死了破坏自己庄稼的羊而与羊主人发生冲突，而羊主人们则因阿洛带姚葛姑娘出走而拒绝将官司继续下去，老冯在回去的时候叹息，法庭的权威不在，法庭的公信力不在。这体现了下乡本身就是权力孱弱的表现，即使有国家权力的支持，要进入陌生社区和地区也有风险，而这种风险造成的结果可能就是法官和法院的威严丧失。某些观念、习惯法是根深蒂固在当地彝民内心，一时难以根除。而阿洛带着姚葛女儿的出走，阿洛作为法律的化身，不注重解决问题，强硬地对当地的习惯法进行否定，老冯也找不到出走的阿洛夫妇，使得当地人感到“法”与自己的价值观和民族利益相违背、毫不伸张自己期望的“正义”，从而在本就不具有法律意识的情况下，排斥法律排斥法治，那么即使再有矛盾产生时，也不会有人诉求法律来得到解决了。这也就是老冯在老杨家感叹的原因。
电影中的众多案件反映了乡村社区的习惯法、私法与国家法律的冲突，可见在当时法律意识还没有深入人心。各地方尤其是边缘地区、乡土社区对于国家法的阻力仍然很大，如何把西方的法律思想本土化，与中国的乡土社会与地区少数民族的习惯法结合起来，把政权建设、法制建设更加深入乡土社区，还有待思考和解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