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0-05-10
暖自知 • 马背上的法庭:主流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博弈
2006年，在威尼斯电影节上，贾樟柯的《三峡好人》获得金狮奖，同时他的纪录片《东》和刘杰的《马背上的法庭》包揽“地平线单元”纪录片和剧情片大奖，作为第六代导演代表性人物的贾樟柯经过多年的奋斗，终于登上了欧洲三大电影节的最高领奖台，这也是第六代导演第一次在欧洲三大电影节上获得最高奖项。
《马背上的法庭》是刘杰的第一部影片，不过在此之前，他曾是第六代导演中另一位代表性人物王小帅的“御用”摄影师，在《冬春的日子》、《十七岁的单车》等影片中担纲摄影。值得注意的是，《马背上的法庭》获奖以后，国内媒体纷纷报道：“主旋律电影‘颠覆’威尼斯”，因为《马背上的法庭》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建党85周年献礼片。这样一部被认作主旋律的影片，竟然能在强调艺术品位的威尼斯电影节上获奖，的确让人觉得诧异，导演刘杰的解释是：“我拍的是一部给静下心感悟生活的人看的安静的影片，问心无愧，电影是不骗人的，导演的心思全在片子里。只要心够纯净，影片在电影节和电影局面前，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同，两者的眼睛都是雪亮的。”［1］
一、“主旋律”的困境与求变
建国以后，作为弘扬社会正气，讴歌无畏的革命主义精神，反映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旋律电影一直是国内电影的主流形态。但是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大众文化大规模地占领文化空间，宣扬意识形态的主旋律电影逐渐受到冷落，商业电影的新奇、刺激从某种程度上说更能吸引大众的眼球。在这种情况下，1994年，国家文艺政策出现了新的概括：“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试图通过扩大主旋律的内涵和外延，保持对主流文化的影响力，比如借鉴商业电影的一些元素，使主旋律电影更有观赏性，这种做法也的确取得了一定范围内的成功，比如冯小宁的“战争三部曲”，叫好又叫座，在宣扬主流意识形态的基础上，也取得了不错的票房。另外，主旋律电影通过集体观看或团购的方式维持了一定的票房，比如《生死抉择》以1亿元人民币创下中国主旋律电影的最高票房纪录。随后，《周恩来》票房2000多万元、《离开雷锋的日子》票房3000多万元、《张思德》票房3800万元、《任长霞》票房2000多万元……但是，主旋律电影表面的兴盛繁荣无法掩盖大众对它的漠视，主旋律电影的高票房基本靠团购或集体观看维持的，大众很少自己买票去看，从某种程度上讲，主旋律电影已经逐渐丧失了对普通大众的影响力。
刘杰的《马背上的法庭》是自己出资三百万拍摄的低成本电影，他的拍摄动机源于《南方周末》上的一则同名报道，刘杰看到以后被报道中所展现的原生态的生存方式深深打动，“报纸上的画面就停在我脑子里，挥之不去，我就很想把这些用胶片记录下来。”［2］后来他自费亲自到新闻报道所在地——云南省宁蒗县考察了几个月，更进一步地了解当地政法系统的工作状况以及与当地人之间的联系，在真实的基础上，创作了这部电影。从导演拍摄的动机及运作过程看，完全就是一个独立制作的艺术电影——刘杰也在不同的场合反复强调自己拍的是艺术电影，跟主旋律根本牵扯不上。他把片子送审后，突然接到国家电影总局的电话，让他去参加建党85周年座谈会，说他的片子被选作献礼片了。主旋律影片在经历多年的萧条后，采取博采众长的方式，将一部独立制作的影片纳为主旋律电影，正像某篇新闻报道所说的，这“意味着这一类型影片的概念已经被更新了。”［3］今年，以同样的方式被纳为主旋律电影的还有影片《天狗》。
其实，早在几年前，在主旋律电影遭到严重危机的时候，内部已经开始谋求新的出路了，1999年，上海电影制片厂一些青年导演就提出“新主流电影”口号，他们认为在目前的状况下，让主旋律电影跟商业电影竞争是不可能的，不能靠高投入来取得叫好又叫座的高票房，而是要“降低成本，采用独立制片人的方式，选择非边缘的故事，用异样的表述方式。”［4］尽管他们这个提法并没有得到积极的相应，但是可以作为国家控制下的电影制片厂摆脱困境的尝试之一，但是由于没有得到电影制片厂的响应与支持，尽管他们成立了“新主流电影工作室”，最后也不了了之。在这之后，主旋律电影依然在困境中挣扎，国家投资所拍摄的主旋律电影，不能得到大众的响应，越来越失去对大众的影响力。“就90年代的文化市场而言，高扬的主旋律虽然气势恢弘，并力图通过各种传媒深入人心，但在大众文化或域外文化的冲击下，它因其单调和苍白并不具有绝对优势。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仅仅成为一种姿态和意志而存在，并没有按文化生产的规律占取应有的文化份额”［5］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现在，尽管主旋律电影自身依然在寻求改变，比如《沉默的远山》、《生死牛玉儒》等电影，抛弃了过去“高、大、全”的人物塑造方式，把英雄人物还原成普通人，用普通人的视角来审视主旋律电影所塑造的典型形象，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吸引大众。但是，效果依然不是很理想，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电影总局把《马背上的法庭》和《天狗》纳入主旋律电影的范畴，无疑是国家广电总局在目前主旋律的困境中，试图通过对主旋律的重新诠释，试图影响大众，维持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
当然，《马背上的法庭》能够被纳入主旋律电影的范畴，不仅仅是因为影片的内容反映了基层政法系统在恶劣的环境中忘我工作的事迹，而是影片本身的确有维护主流意识形态的一面，尽管导演自身或者并没有有意识地去这么做。比如影片中丢失国徽的段落，当国徽被抛进烂草地的时候，老冯冒死要去捞，摩梭人问国徽有那么重要吗？老冯说，“就像你们崇拜的神一样”，最后摩梭人拆了自己的门板艰难地国徽捞了出来，冲洗干净后围着国徽跳舞，国徽在这一刻取代了摩梭人的神，国家意识形态被神化，而这一切都是在摩梭人不了解的基础上。其实这个微妙的变化也体现在法律在边疆人的生活中尴尬的处境：他们一方面认可以老冯所代表的国家意志——法律，有了纠纷找老冯打官司；阿洛的岳父在接收到老冯的礼物后，大声地对外面的人喊：“冯法官送了我一头猪”。但是，当法律的解决无法让他们满意时，他们又退回到原始的民俗之中，就像摩梭族的长老迟迟不肯说出偷马的人，因为他们已经惩罚了他/她。法律在边疆少数民族中这种特殊而微妙的地位，是刚工作的阿洛所无法了解的，所以他总是把事情搞僵，与老冯闹矛盾，最后一走了之。
然而，影片中出现的这些被主旋律肯定的内容，并不是导演的刻意为之，导演刘杰坦言自己“只想呈现边远山区一种最真实、又很特别的生活状态，让不同文化背景、生活背景的人看片子时能读出些个体的感悟。”［6］他在被邀请参加建党85周年座谈会时，刘杰听着几个不甚熟悉的导演说着自己不甚熟悉的词汇，一时间，“又陌生又感动”。刘杰出道之初，就是王小帅的御用摄影师，第六代导演作品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被拒斥的命运，让他们离主流文化越来越远，他们所拍摄的作品被称为“地下电影”、“禁片”，不能在国内电影院放映，只好靠在国外电影节上获奖或卖给国外片商收回成本，这种境遇无疑对第六代导演产生了重大影响。以至于当国家电影总局对第六代“特赦”之后，他们有点不知所以，贾樟柯的《世界》被社会精英批评，也得不到大众的认可，不得不退回到独立制作的路线，才有了后来的《三峡好人》；王小帅的《青红》跟《世界》的命运基本相同。第六代导演出道之初就选择了与主旋律电影相反的运作道路，身处其中的刘杰自然也受到很大的影响，以至于对那些拍主旋律电影的导演的话感到“陌生”，也就不足为怪了。
二、精英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合谋
刘杰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多次强调他所拍的《马背上的法庭》是一部艺术片，一方面是算对这部影片被戴上主旋律的帽子的一种回应，另一方面，导演的确是具有浓烈的精英意识。刘杰产生拍这部片子的想法，直接来源于《南方周末》的一篇报道，如果把《南方周末》上的同名报道和影片作一个对比的话，就会发现两者有很多“重合”的地方，比如，在《南方周末》的报道中，第一段是这样写的：“‘国徽正吗？’每次下乡开庭前，云南省宁蒗县法院的工作人员所做的一件重要事情，就是选好挂国徽的地方，让象征着正义的标志端端正正地出现在流动的临时法庭上方。”［7］这段描述恰好就在电影中出现，那是老冯第一次断案的时候。《南方周末》是一份精英意识很浓烈的报纸，根据这样一份报纸上的报道所改编的电影，又在一位极具有精英意识的导演执导下，《马背上的法庭》其中所隐含的精英意识是很明显的，尽管导演借用了很多纪录片的拍摄手法，不渲染，也不过分介入，这种冷眼旁观式的表现手法始终将人物置于中、远景的范围内，很少表现人物表情的微小变化及目光交流，这是第六代导演标志性的镜头处理方式之一。这种处理方式虽然使观者保持客观冷静的态度，但也造成了观者与影像中人物的“间离”效果，无法使观者全身心地投入到影像之中，而这正是第六代导演的作品无法在市场中获得成功的原因之一。
当这样一部精英意识很浓烈的艺术影片遭遇到主旋律的帽子时，在中国特殊的电影审查制度下，刘杰只能接受，并且他很快成为司法界的“红人”，不但多出了不少法官和律师朋友，还获得了高院的嘉奖，《马背上的法庭》被中央政法委推荐向全国政法委系统推广放映。无意中得到电影审查局和政法系统的认可后，刘杰的下一步影片准备拍小孩打架的故事，关注青少年犯罪问题，并且还打算拍“公检法三部曲”。一部精英意识极其浓烈的影片，被纳入主旋律文化的范畴，精英文化与主流文化在这一刻达到了某种契合。近日，国家电影总局又出台了对青年导演的资助计划，贾樟柯、张扬等曾经的“地下导演”赫然在列，除了为这些导演新创作的剧本给予50万元的资助外，还将在影片发行、剧本论证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导演独立创作的自由怎样才能得到保证？他们怎样能摆脱主流意识形态的侵袭？
精英文化和主流达成契合所共享的前提是对大众文化的批判立场，“大众文化的过去和现在从来都被视为是‘带菌的文化’，它在夹缝中生存并腹背受敌。主流意识形态认为这种文化类型里经常含有的‘不健康文化’，于社会来说是有害的，它普遍流行的后果无疑与‘伤寒病菌’相类似，作为文化疾病，尤其对青年的毒害更是后患无穷；在知识分子文化看来，这是一种‘低俗的文化’，是与学院文化和经典文化不能相提并论的文化垃圾。”［8］但是，大众文化却以极强的生命力迅速占领了文化市场，使精英文化和反映国家形态意志的主流文化成为边缘，从而丧失了对大众的影响力。在这种文化背景下，精英文化和主流文化形态逐渐找到共同点，并且在两个文化环境中共同使用同一个文本时，也就不足为奇了。
精英文化在经历八十年代的辉煌和九十年代的梦想破灭后，一方面对主流文化保持距离，另一方面又跟主流文化一起批判大众文化。在中国特殊的语境中，精英文化经常是和主流文化交织在一起的，进入九十年代后，“知识分子一反舍我其谁的强烈的入世情怀，而返身退回了书斋”，［9］以后知识分子的声音往往是通过学院发出了，而大学往往又是国家体制机构一个组成部分，主流文化与精英文化形成共谋便不足为怪了，即使像刘杰这样分流出来的精英，不经意间也有被主流文化收纳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精英文化的独立性就显得格外珍贵了，而这正是第六代导演早期作品的意义所在，也正因为此，他们的作品才屡屡在国外电影节上获奖，很多时候，他们获奖不是因为作品本身，而是他们反叛的姿态。
三、大众对主流文化、精英文化的拒斥
主流文化要发生效力，必须要在大众中产生影响，产生影响的基础是他们能看到这部影片。但是，就在《马背上的法庭》在威尼斯电影节上获得大奖时，国内几个城市同步上映，一周的总票房仅有两千元人民币。《马背上的法庭》在威尼斯电影节上获奖，由于威尼斯电影节在艺术上的影响力，可以说是对这部电影艺术性的肯定；国家广电总局将其列为建国85周年的献礼片，是国家意识形态对这部电影的肯定，就是这样一部在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领域都得到肯定的电影，却遭到大众的拒斥，从某种程度上讲，无疑是中国特殊历史情景中的富有意味的一幕。正像某位学者所言：“在民间社会，隐形价值观念的流行是难以改变的，它甚至根本无视主流话语的引导和精英阶层身怀忧虑的说教。”［10］
遭受票房惨败的不仅仅是《马背上的法庭》，还有贾樟柯的《世界》、王小帅的《青红》、张元的《看上去很美》、《绿茶》；娄烨的《紫蝴蝶》……第六代导演试图摆脱“地下”状态，努力向主流文化靠拢，通过影片试图对大众产生某种影响时，却“热脸贴了个冷屁股”；不仅如此，社会精英对第六代导演的转型也持批判态度，两边都不讨好，将第六代导演置于一个很尴尬的境地。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内电影票房神话的破灭以后，随着电视的普及和人们视野的开阔，国内几大电影制片厂所支撑的主旋律电影运作机制遭到了否定，进入九十年代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国外大片的涌入，大众文化蓬勃发展，八十年代活跃一时“启蒙主义和一代精英在历史的舞台上还来不及谢幕便提前退场”，［11］精英文化越来越失去了对社会的诠释和介入的能力。正像学者孔繁华所指出的那样：“市场文化在90年代初期大规模地占领了文化空间，这一现象本身隐含了它长期受到抑制的事实。激情的革命理想和一体化的精神处境，不可能为市场文化的生长提供空间。”［12］精英文化和主流文化被拒斥，正是大众文化遭到长期压抑后的强势反弹。
四、小结
不同于西方的是，在中国目前特殊的历史环境中，“中国文化出现大众消费文化、政府主导文化和精英高雅文化三足鼎立的新格局”；［13］而在西方国家主流文化和大众文化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所以在约翰•菲斯克的《理解大众文化》中，他认为消费者在创造性地使用大众文化暗含着对既定秩序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反抗。而在中国的特殊形态下，消费大众文化行为本身便隐含着对以反映国家意识形态为主的主流文化的抵制与反抗，尽管很多时候大众文化本身也隐含着主流文化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公众对《马背上的法庭》的抵制，也隐含着对精英文化和主流文化的抵抗。
注释：
［1］ 柳青《〈马背上的法庭〉获好评 倾倒威尼斯电影节主席》，《文汇报》，2006年8月25日。
［2］ 同上。
［3］ 张文伯《〈马背上的法庭〉入围威尼斯》，《新京报》，2006年8月3日。
［4］ 宋家玲《主旋律电影的危机与活路》，《电影艺术》，2006年1期。
［5］ 孔繁华 《众神狂欢——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现象》，中央编辑出版社，2003年10月版，第54页。
［6］ 柳青《〈马背上的法庭〉获好评 倾倒威尼斯电影节主席》，《文汇报》，2006年8月25日。
［7］ 高铭 《马背上的法庭》，《南方周末》，2003年8月14日。
［8］ 孔繁华 《众神狂欢——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现象》，中央编辑出版社，2003年10月版，第127页。
［9］ 同上，第4页。
［10］同上，第34页。
［11］同上，第3页。
［12］同上，第5页。
［13］王一川 《大众文化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49页。
《马背上的法庭》是刘杰的第一部影片，不过在此之前，他曾是第六代导演中另一位代表性人物王小帅的“御用”摄影师，在《冬春的日子》、《十七岁的单车》等影片中担纲摄影。值得注意的是，《马背上的法庭》获奖以后，国内媒体纷纷报道：“主旋律电影‘颠覆’威尼斯”，因为《马背上的法庭》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建党85周年献礼片。这样一部被认作主旋律的影片，竟然能在强调艺术品位的威尼斯电影节上获奖，的确让人觉得诧异，导演刘杰的解释是：“我拍的是一部给静下心感悟生活的人看的安静的影片，问心无愧，电影是不骗人的，导演的心思全在片子里。只要心够纯净，影片在电影节和电影局面前，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同，两者的眼睛都是雪亮的。”［1］
一、“主旋律”的困境与求变
建国以后，作为弘扬社会正气，讴歌无畏的革命主义精神，反映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旋律电影一直是国内电影的主流形态。但是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大众文化大规模地占领文化空间，宣扬意识形态的主旋律电影逐渐受到冷落，商业电影的新奇、刺激从某种程度上说更能吸引大众的眼球。在这种情况下，1994年，国家文艺政策出现了新的概括：“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试图通过扩大主旋律的内涵和外延，保持对主流文化的影响力，比如借鉴商业电影的一些元素，使主旋律电影更有观赏性，这种做法也的确取得了一定范围内的成功，比如冯小宁的“战争三部曲”，叫好又叫座，在宣扬主流意识形态的基础上，也取得了不错的票房。另外，主旋律电影通过集体观看或团购的方式维持了一定的票房，比如《生死抉择》以1亿元人民币创下中国主旋律电影的最高票房纪录。随后，《周恩来》票房2000多万元、《离开雷锋的日子》票房3000多万元、《张思德》票房3800万元、《任长霞》票房2000多万元……但是，主旋律电影表面的兴盛繁荣无法掩盖大众对它的漠视，主旋律电影的高票房基本靠团购或集体观看维持的，大众很少自己买票去看，从某种程度上讲，主旋律电影已经逐渐丧失了对普通大众的影响力。
刘杰的《马背上的法庭》是自己出资三百万拍摄的低成本电影，他的拍摄动机源于《南方周末》上的一则同名报道，刘杰看到以后被报道中所展现的原生态的生存方式深深打动，“报纸上的画面就停在我脑子里，挥之不去，我就很想把这些用胶片记录下来。”［2］后来他自费亲自到新闻报道所在地——云南省宁蒗县考察了几个月，更进一步地了解当地政法系统的工作状况以及与当地人之间的联系，在真实的基础上，创作了这部电影。从导演拍摄的动机及运作过程看，完全就是一个独立制作的艺术电影——刘杰也在不同的场合反复强调自己拍的是艺术电影，跟主旋律根本牵扯不上。他把片子送审后，突然接到国家电影总局的电话，让他去参加建党85周年座谈会，说他的片子被选作献礼片了。主旋律影片在经历多年的萧条后，采取博采众长的方式，将一部独立制作的影片纳为主旋律电影，正像某篇新闻报道所说的，这“意味着这一类型影片的概念已经被更新了。”［3］今年，以同样的方式被纳为主旋律电影的还有影片《天狗》。
其实，早在几年前，在主旋律电影遭到严重危机的时候，内部已经开始谋求新的出路了，1999年，上海电影制片厂一些青年导演就提出“新主流电影”口号，他们认为在目前的状况下，让主旋律电影跟商业电影竞争是不可能的，不能靠高投入来取得叫好又叫座的高票房，而是要“降低成本，采用独立制片人的方式，选择非边缘的故事，用异样的表述方式。”［4］尽管他们这个提法并没有得到积极的相应，但是可以作为国家控制下的电影制片厂摆脱困境的尝试之一，但是由于没有得到电影制片厂的响应与支持，尽管他们成立了“新主流电影工作室”，最后也不了了之。在这之后，主旋律电影依然在困境中挣扎，国家投资所拍摄的主旋律电影，不能得到大众的响应，越来越失去对大众的影响力。“就90年代的文化市场而言，高扬的主旋律虽然气势恢弘，并力图通过各种传媒深入人心，但在大众文化或域外文化的冲击下，它因其单调和苍白并不具有绝对优势。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仅仅成为一种姿态和意志而存在，并没有按文化生产的规律占取应有的文化份额”［5］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现在，尽管主旋律电影自身依然在寻求改变，比如《沉默的远山》、《生死牛玉儒》等电影，抛弃了过去“高、大、全”的人物塑造方式，把英雄人物还原成普通人，用普通人的视角来审视主旋律电影所塑造的典型形象，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吸引大众。但是，效果依然不是很理想，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电影总局把《马背上的法庭》和《天狗》纳入主旋律电影的范畴，无疑是国家广电总局在目前主旋律的困境中，试图通过对主旋律的重新诠释，试图影响大众，维持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
当然，《马背上的法庭》能够被纳入主旋律电影的范畴，不仅仅是因为影片的内容反映了基层政法系统在恶劣的环境中忘我工作的事迹，而是影片本身的确有维护主流意识形态的一面，尽管导演自身或者并没有有意识地去这么做。比如影片中丢失国徽的段落，当国徽被抛进烂草地的时候，老冯冒死要去捞，摩梭人问国徽有那么重要吗？老冯说，“就像你们崇拜的神一样”，最后摩梭人拆了自己的门板艰难地国徽捞了出来，冲洗干净后围着国徽跳舞，国徽在这一刻取代了摩梭人的神，国家意识形态被神化，而这一切都是在摩梭人不了解的基础上。其实这个微妙的变化也体现在法律在边疆人的生活中尴尬的处境：他们一方面认可以老冯所代表的国家意志——法律，有了纠纷找老冯打官司；阿洛的岳父在接收到老冯的礼物后，大声地对外面的人喊：“冯法官送了我一头猪”。但是，当法律的解决无法让他们满意时，他们又退回到原始的民俗之中，就像摩梭族的长老迟迟不肯说出偷马的人，因为他们已经惩罚了他/她。法律在边疆少数民族中这种特殊而微妙的地位，是刚工作的阿洛所无法了解的，所以他总是把事情搞僵，与老冯闹矛盾，最后一走了之。
然而，影片中出现的这些被主旋律肯定的内容，并不是导演的刻意为之，导演刘杰坦言自己“只想呈现边远山区一种最真实、又很特别的生活状态，让不同文化背景、生活背景的人看片子时能读出些个体的感悟。”［6］他在被邀请参加建党85周年座谈会时，刘杰听着几个不甚熟悉的导演说着自己不甚熟悉的词汇，一时间，“又陌生又感动”。刘杰出道之初，就是王小帅的御用摄影师，第六代导演作品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被拒斥的命运，让他们离主流文化越来越远，他们所拍摄的作品被称为“地下电影”、“禁片”，不能在国内电影院放映，只好靠在国外电影节上获奖或卖给国外片商收回成本，这种境遇无疑对第六代导演产生了重大影响。以至于当国家电影总局对第六代“特赦”之后，他们有点不知所以，贾樟柯的《世界》被社会精英批评，也得不到大众的认可，不得不退回到独立制作的路线，才有了后来的《三峡好人》；王小帅的《青红》跟《世界》的命运基本相同。第六代导演出道之初就选择了与主旋律电影相反的运作道路，身处其中的刘杰自然也受到很大的影响，以至于对那些拍主旋律电影的导演的话感到“陌生”，也就不足为怪了。
二、精英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合谋
刘杰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多次强调他所拍的《马背上的法庭》是一部艺术片，一方面是算对这部影片被戴上主旋律的帽子的一种回应，另一方面，导演的确是具有浓烈的精英意识。刘杰产生拍这部片子的想法，直接来源于《南方周末》的一篇报道，如果把《南方周末》上的同名报道和影片作一个对比的话，就会发现两者有很多“重合”的地方，比如，在《南方周末》的报道中，第一段是这样写的：“‘国徽正吗？’每次下乡开庭前，云南省宁蒗县法院的工作人员所做的一件重要事情，就是选好挂国徽的地方，让象征着正义的标志端端正正地出现在流动的临时法庭上方。”［7］这段描述恰好就在电影中出现，那是老冯第一次断案的时候。《南方周末》是一份精英意识很浓烈的报纸，根据这样一份报纸上的报道所改编的电影，又在一位极具有精英意识的导演执导下，《马背上的法庭》其中所隐含的精英意识是很明显的，尽管导演借用了很多纪录片的拍摄手法，不渲染，也不过分介入，这种冷眼旁观式的表现手法始终将人物置于中、远景的范围内，很少表现人物表情的微小变化及目光交流，这是第六代导演标志性的镜头处理方式之一。这种处理方式虽然使观者保持客观冷静的态度，但也造成了观者与影像中人物的“间离”效果，无法使观者全身心地投入到影像之中，而这正是第六代导演的作品无法在市场中获得成功的原因之一。
当这样一部精英意识很浓烈的艺术影片遭遇到主旋律的帽子时，在中国特殊的电影审查制度下，刘杰只能接受，并且他很快成为司法界的“红人”，不但多出了不少法官和律师朋友，还获得了高院的嘉奖，《马背上的法庭》被中央政法委推荐向全国政法委系统推广放映。无意中得到电影审查局和政法系统的认可后，刘杰的下一步影片准备拍小孩打架的故事，关注青少年犯罪问题，并且还打算拍“公检法三部曲”。一部精英意识极其浓烈的影片，被纳入主旋律文化的范畴，精英文化与主流文化在这一刻达到了某种契合。近日，国家电影总局又出台了对青年导演的资助计划，贾樟柯、张扬等曾经的“地下导演”赫然在列，除了为这些导演新创作的剧本给予50万元的资助外，还将在影片发行、剧本论证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导演独立创作的自由怎样才能得到保证？他们怎样能摆脱主流意识形态的侵袭？
精英文化和主流达成契合所共享的前提是对大众文化的批判立场，“大众文化的过去和现在从来都被视为是‘带菌的文化’，它在夹缝中生存并腹背受敌。主流意识形态认为这种文化类型里经常含有的‘不健康文化’，于社会来说是有害的，它普遍流行的后果无疑与‘伤寒病菌’相类似，作为文化疾病，尤其对青年的毒害更是后患无穷；在知识分子文化看来，这是一种‘低俗的文化’，是与学院文化和经典文化不能相提并论的文化垃圾。”［8］但是，大众文化却以极强的生命力迅速占领了文化市场，使精英文化和反映国家形态意志的主流文化成为边缘，从而丧失了对大众的影响力。在这种文化背景下，精英文化和主流文化形态逐渐找到共同点，并且在两个文化环境中共同使用同一个文本时，也就不足为奇了。
精英文化在经历八十年代的辉煌和九十年代的梦想破灭后，一方面对主流文化保持距离，另一方面又跟主流文化一起批判大众文化。在中国特殊的语境中，精英文化经常是和主流文化交织在一起的，进入九十年代后，“知识分子一反舍我其谁的强烈的入世情怀，而返身退回了书斋”，［9］以后知识分子的声音往往是通过学院发出了，而大学往往又是国家体制机构一个组成部分，主流文化与精英文化形成共谋便不足为怪了，即使像刘杰这样分流出来的精英，不经意间也有被主流文化收纳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精英文化的独立性就显得格外珍贵了，而这正是第六代导演早期作品的意义所在，也正因为此，他们的作品才屡屡在国外电影节上获奖，很多时候，他们获奖不是因为作品本身，而是他们反叛的姿态。
三、大众对主流文化、精英文化的拒斥
主流文化要发生效力，必须要在大众中产生影响，产生影响的基础是他们能看到这部影片。但是，就在《马背上的法庭》在威尼斯电影节上获得大奖时，国内几个城市同步上映，一周的总票房仅有两千元人民币。《马背上的法庭》在威尼斯电影节上获奖，由于威尼斯电影节在艺术上的影响力，可以说是对这部电影艺术性的肯定；国家广电总局将其列为建国85周年的献礼片，是国家意识形态对这部电影的肯定，就是这样一部在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领域都得到肯定的电影，却遭到大众的拒斥，从某种程度上讲，无疑是中国特殊历史情景中的富有意味的一幕。正像某位学者所言：“在民间社会，隐形价值观念的流行是难以改变的，它甚至根本无视主流话语的引导和精英阶层身怀忧虑的说教。”［10］
遭受票房惨败的不仅仅是《马背上的法庭》，还有贾樟柯的《世界》、王小帅的《青红》、张元的《看上去很美》、《绿茶》；娄烨的《紫蝴蝶》……第六代导演试图摆脱“地下”状态，努力向主流文化靠拢，通过影片试图对大众产生某种影响时，却“热脸贴了个冷屁股”；不仅如此，社会精英对第六代导演的转型也持批判态度，两边都不讨好，将第六代导演置于一个很尴尬的境地。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内电影票房神话的破灭以后，随着电视的普及和人们视野的开阔，国内几大电影制片厂所支撑的主旋律电影运作机制遭到了否定，进入九十年代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国外大片的涌入，大众文化蓬勃发展，八十年代活跃一时“启蒙主义和一代精英在历史的舞台上还来不及谢幕便提前退场”，［11］精英文化越来越失去了对社会的诠释和介入的能力。正像学者孔繁华所指出的那样：“市场文化在90年代初期大规模地占领了文化空间，这一现象本身隐含了它长期受到抑制的事实。激情的革命理想和一体化的精神处境，不可能为市场文化的生长提供空间。”［12］精英文化和主流文化被拒斥，正是大众文化遭到长期压抑后的强势反弹。
四、小结
不同于西方的是，在中国目前特殊的历史环境中，“中国文化出现大众消费文化、政府主导文化和精英高雅文化三足鼎立的新格局”；［13］而在西方国家主流文化和大众文化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所以在约翰•菲斯克的《理解大众文化》中，他认为消费者在创造性地使用大众文化暗含着对既定秩序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反抗。而在中国的特殊形态下，消费大众文化行为本身便隐含着对以反映国家意识形态为主的主流文化的抵制与反抗，尽管很多时候大众文化本身也隐含着主流文化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公众对《马背上的法庭》的抵制，也隐含着对精英文化和主流文化的抵抗。
注释：
［1］ 柳青《〈马背上的法庭〉获好评 倾倒威尼斯电影节主席》，《文汇报》，2006年8月25日。
［2］ 同上。
［3］ 张文伯《〈马背上的法庭〉入围威尼斯》，《新京报》，2006年8月3日。
［4］ 宋家玲《主旋律电影的危机与活路》，《电影艺术》，2006年1期。
［5］ 孔繁华 《众神狂欢——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现象》，中央编辑出版社，2003年10月版，第54页。
［6］ 柳青《〈马背上的法庭〉获好评 倾倒威尼斯电影节主席》，《文汇报》，2006年8月25日。
［7］ 高铭 《马背上的法庭》，《南方周末》，2003年8月14日。
［8］ 孔繁华 《众神狂欢——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现象》，中央编辑出版社，2003年10月版，第127页。
［9］ 同上，第4页。
［10］同上，第34页。
［11］同上，第3页。
［12］同上，第5页。
［13］王一川 《大众文化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4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