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0-05-29
此在一刚.avi • 美国夫人:被革命落下的人：从《美国夫人》中的家庭主妇到有名无实的“冠姓权”之争
《美国夫人》作为一个严肃的女权运动片，不仅仅展示了70年代第二波女权运动的复杂与矛盾性，而且触及了许多到现在仍然未被解决的重要问题。在2020年的今天，“独立”“平等”与“进步”成为了主流价值，越来越多的英剧美剧里不再呈现女性的传统家庭形象。近一两年来的一些知名“爽剧”，如《公关危机》《致命女人》《大政治家》等，无一例外地展现着叛逆、精明、随心所欲、我行我素的女性形象。人们喜欢看觉醒的主妇拿起枪杀掉出轨的老公，喜欢看贵族家庭娇生惯养尖酸刻薄的小公主换衣服一样地换男人，喜欢看40岁的贵妇跟18岁的小男孩谈恋爱，喜欢看出轨的女生理直气壮地表示“性不代表背叛”。我们很难在荧幕上看到八九十年代那些为一场爱情死去活来的人，只要衣着光鲜、自食其力，影视作品中的女人约炮、堕胎、离婚、出轨、婚外恋都已经不再被道德绑架。
这是好事吗？某种程度上当然是。谁不希望世界能绕着自己转，不用担负责任地我行我素呢？然而很显然，这些令人快乐的爽剧迎合的无非是一种美好的幻想罢了——真实的大多数的你我既没有勇气拔枪，也没有继承亿万遗产，更没有资本靠脸吃饭。爽剧坚持用美丽、聪明、独立、优秀、勇敢的女性形象来制造一种平等并不难得的假象，而事实上，大多数人就像《美国夫人》中的家庭主妇一样，无论是出于自身条件不足还是缺乏改变的勇气和决心，都事实上并没有真的参与到所谓“进步”的历史进程中来。
而即使斗争形式大相径庭，我个人认为今天的“冠姓权”之争本质上与70年代的反女权运动没什么不同。
Phyllis：无关性别问题的权力之争
本剧的第一集简洁而又清楚地展现了Phyllis在政治活动中的精明睿智：精通国防和核安全问题的她在竞选时屡战屡败，第三次来到华府的时候在一群男人中发表自己的观点，却没说几句就被打断，被要求做会议记录员。在她到秘书那里拿本子的短短半分钟里，Phyllis迅速意识到，作为一个女人，自己的专业领域并不能让自己在政界获得一席之地，而通过帮男人们解决掉令他们头疼的女权主义者们的ERA提案，却更有可能让她在保守党中步步高升。从华府回来之后，Phyllis迅速转变了自己政治活动的中心，不仅找到了从基层出发、团结家庭妇女以制造声势的巧妙方法，而且还利用提出这一想法的机会在饭桌上向丈夫换取了母亲搬来住的权力。
很显然，Phyllis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政客。她具体主张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极度渴望权力，并且深知如何才能在现有的政治环境下最快捷最有效地达到获取权力的目的。最初她试图将自己的组织命名为“Schlafly Eagles”，也明显地表现出了带有个人极权色彩的意图。在进行反女权运动的过程中，Phyllis想出了很多种适合家庭主妇参与政治活动的方法，包括通过妇女日常活动来口口相传，通过与男性政客直接会面来制造亲切感。Phyllis非常善于将复杂的政治斗争化解为通俗易懂又极具煽动性的演讲，很快吸引到了大量因为个人经历的单一性而相对“易于掌控”的家庭主妇群体。同时，通过将家庭妇女的生活看做一种“特权”（她的STOP ERA组织的全称也是Stop Taking Our “Privileges”），Phyllis成功将被女权者客体化的弱势群体建构为能动主体，反女权运动也成为了一场对家庭价值和“女性特权”的保卫战。这种心理建设对于被边缘化的家庭妇女而言是极其关键的。
Phyllis的第一场关键活动中，通过分发面包来争取男性的选票，聪明地利用手作食物所带来的“家”的温暖，唤起男性们被照料的渴望。“持家者给养家者”的标语也精彩地浓缩了这种两性之间的供养-回报关系。Phyllis真的把自己看做一个“持家者”吗？显然不是。第一集开场不久的时候，她带着糕点到丈夫的办公室，另一名男子进来拿了一个觉得好吃，并问她有没有考虑过开个烘焙店。Phyllis一脸冷漠，斩钉截铁地说“没，我从来没考虑过。”该男子只好识相地转身出去了。不仅如此，Phyllis育儿的方式也非常生猛，表示“我的女儿不可以被恐惧打败。”可见，Phyllis的“家庭主妇”形象只是她作为保守派右翼分子，联络女性群体、达成政治目的的一种营销手段。
在女权的团队里，只有Jill一眼看穿了Phyllis的想法，而Phyllis也直言不讳地说，“你我都明白ERA从来不在于平等，而在于权力。”Phyllis与女权者想要的只是不同的权力罢了。通过积累家庭主妇名单，Phyllis最终成功阻止了ERA的通过，并为里根的成功选举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剧情在这里却讽刺地反转了——里根并没有像他所承诺的那样给Phyllis内阁职位，而是为了不惹怒女权者，聘请了另一位支持ERA的女性。正如Shirley在Bella和Gloria向McGovern的团队妥协并被欺骗之后说的那样，“权力不向任何事让步。如果我们不追求真正的平等，就要永远乞求男人，拾其牙慧，用女人来换取空洞的承诺。”无论是尝试委曲求全以换取权力的女权主义者们，还是长袖善舞地游走在男权系统里的Phyllis，她们最终的结局是相似的：与虎谋皮只能成为对方的棋子。这也是我一直以来觉得对女权运动很难产生兴趣的主要原因——真正的革命是艰巨而复杂的。
被迫遵循游戏规则的无名主妇
由于《美国夫人》的影评中已经有很多文章讨论了70年代女权运动的几位主要人物，在这里不再赘述几位主角的不同诉求以及她们之间产生的立场分裂。有趣的是，这部剧不仅展现了70年代女权运动群像，也同时暗示了家庭主妇们在这一运动中的不同成长。这其中最立体的一个角色大概是香蕉姐饰演的虚构人物Alice。从一开始，Alice便第一个将ERA相关素材收集起来交给Phyllis，并且表达了自己的深切担忧。可以说，Alice这个角色是对Phyllis展开反女权运动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然而Alice真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在本剧第八集里，Alice在去全国妇女代表大会的路上斗志昂扬地将Gloria骂作“厌男左派”、“女同爱好者”和“堕落的杀婴凶手”，但事实上直到真的见到Gloria的那一刻，她仿佛才发现自己对女权者根本一无所知。她看着Gloria走过的眼神仿佛当年看着Phyllis在台上发言的时候一样。从始至终，她在心底里都一直被这种自信强大的女性力量吸引着，或许在那一刻她意识到，Gloria和Phyllis其实在某些方面比她想象的还要相像，而她盲目的站队无非是因为她概念里的“敌方”正是Phyllis一手建构的。这大概也是为什么当她面对记者的时候一时语塞，发现其实并不知道自己的立场到底从何而来。
当Alice尝试向Rosemary的南部红脖小帮派提出应该跟女权者求同存异的时候，没有人回应她的想法；当她质疑Phyllis对饱受丈夫折磨的Pamela毫不关心的时候，Phyllis仍然伪善地坚持着“夫唱妇随”、“男人在家就得有权威”的那一套说辞。Alice终于意识到，Phyllis并不关心其他女性过得是否幸福，而Rosemary则早早就被Phyllis成功培养成了一个并不关心主妇权力的Phyllis第二，成功踏上了推动宗教意见介入政治话语的天主白皮红脖万岁之路。只有Pamela一直是摸不着北的状态，无论对丈夫还是Phyllis都言听计从，对Gloria也没什么敌意，在申请全国妇女大会代表成功之后，她甚至喃喃地说，政府还要出钱请我们去，感觉有点像个工作一样。
Alice最终给自己找了份工作，这样就不再需要向丈夫要零花钱。Phyllis说，以前是我让你感到有力量。她说的没错，Alice确实一直把她当做榜样，而Alice也最终从女权者中看到了解放自我的希望：只有依靠自己才能不在讨好他人中度日。
《美国夫人》中的家庭主妇群像虽然来自虚拟角色（这也证明了这一群体的“无名”属性），但也形象地刻画了边缘群体内部的分裂。而更重要的是，她们不得不通过Phyllis的工作来输出自己的价值。Bella在伊利诺伊的大会之前嘲讽Alice事实上已经在活动中被Phyllis培养成了一个“工作女孩”，清晰地暗示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没有受到足够教育、没有社会和政治生活经验的家庭主妇无从维护自己的立场，她们只有学习政客、律师、记者们的技能，遵从政治活动的游戏规则，才能让自己的声音被听到。甚至连Phyllis都在面包活动过后就曾经被两位女律师轻蔑地嘲讽“没有法律学位”，而Brenda更是在辩论中直接说“不懂法律就回家烤面包去吧。”Gloria也表示“革命是混乱的，总有人会被落下。”自由派的精英女性在面对家庭主妇时所呈现出的傲慢和厌恶，在此可见一斑。换言之，女权运动的兴起本身在结构上便是打压家庭妇女的，而无论是女权的拥护者还是反对者的活动，都无非是同一套框架下的两种立场，而更遗憾的是，这套框架本身就是由男权所建立的。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会看到男性领导人在这部剧中的每个关键时刻都能如此游刃有余地给块糖再扇个巴掌，信口雌黄出尔反尔又毫不畏惧。在这个令人窒息的框架里，自由只可能是“被赋予”的自由。
“没有人真的喜欢女权者，哪怕是自由派”
第一集里，Gloria想在封面上放黑人女性竞选人Shirley的照片，出资方却不同意，认为明明可以放神奇女侠这样性感的角色，并明目张胆地直说资助Gloria的杂志是因为当年在办公室看到她长了一双漂亮的大长腿。日常迂回妥协的Bella也劝Gloria说不要在意男人听话是不是因为你长得漂亮，只要他们愿意帮忙就好了，动机都不重要。运动中唯一的共和党成员Jill更是不得不通过各种各样迂回的“幽默”来软化氛围、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这些在70年代或许丝毫不令人惊讶的言辞，在今天大概很难有男性敢明目张胆地直接说出来。但是这不代表事实有了什么本质的变化。在影视剧中即使是形象丰满立体的女性角色，也往往逃不过“美”这一先决条件，而现实生活中女性的大脑也往往排在她们的外貌之后。仿佛只有性感迷人、魅力四射的女人有资格把不婚不育作为一种“选择”，剩下的人只会被认为是“嫁不出去”。正如电影《杀戮》中男主所嘲讽的那样，“（我们）男人喜欢的是感性、疯狂而又荷尔蒙爆棚的女人，而不是什么社会运动的领袖。”Phyllis在剧中的丈夫也说，“承认这一点吧，没有人真的喜欢女权者，哪怕是自由派。”
我常常感到，关于性别的平权运动与性取向问题、种族问题最大的区别在于它切实地关乎每个人的利益，被挑战方对弱势方的支持必然导致前者对自己特权的放弃。而性取向几乎完全是个象征性的歧视问题，性少数群体获取平等，或许会违背一些宗教教义、削弱社会结构的稳定性，但是很少会切实威胁到异性恋的固有权力。随着宗教力量的不断弱化和资本主义核心家庭的价值瓦解，性取向不再受到歧视几乎一定是历史的必然。最重要的是，实在接受不了性少数群体的人可以不跟性少数群体打交道，种族歧视观念根深蒂固的人也可以选择到种族混居较少的地方生活，而性别双方的接触却几乎在任何地方都不可避免，作为异性恋的大多数也不得不面对恋爱、婚姻这些需要与对立性别亲密接触完成的活动。因此，女权运动的斗争战术就显得尤为复杂，而斗争形势也就尤为艰难。反女权者往往轻而易举地用与男性的关系来定义幸福，用“不幸福”、“不和睦”来污名化女权者，而女权运动者也不得不面对自己仿佛既厌男又不得不与男性亲密相处的问题。
剧集里，男性政客前一秒为了拉选票支持女权者的提案，下一秒就可以大言不惭地表示保守做派才是对女性的保护。他们不想知道非法堕胎的作坊里“女人们在厨房桌子上被开膛破肚”，因为听上去令人反胃。那些对女性来说生死存亡的政治挣扎，可以搭上性命来争取的一点支配自己的权力，在男性政客的眼里只是自己下次选举时候的数字罢了。
无法调和的内部矛盾：“冠姓权”之争与当代女性的困境
比起上世纪70年代的美国，女性地位的问题似乎改善了许多。然而，我们看到今天的女性依然面临着与当年的家庭主妇相似的问题：有话语权的终究是少数，而不那么聪明、漂亮、独立、优秀、勇敢的大多数则只能“被代表”。与此同时，更多的女性仍然象征性地想要加入到“进步”的队列中来，以免被扣上“女德”、“婚驴”之类的标签。她们既没有斗争经验，也不了解革命历史，往往被统称为“田园女拳”。
“冠姓权”离婚事件的发酵，让我们看到了所谓田园女权的影响力。起初，微博上传出的那篇关于因为冠姓权而离婚的文章并没有太引起我的注意，因为看完觉得这是人家的私事，当事人没有做出什么因为冠姓权而要挟对方的财产啊谋取权力啊之类的事，所以我觉得女主高兴就好吧，跟旁人也没啥关系。然而网友明显地分成了两派：坚决支持离婚、认为拿不到冠姓权就不该屈服的人，和认为女主脑子有病，因为这点事居然要离婚的人。再后来，papi酱由于孩子随父姓，在微博上被一边倒地说成“婚驴”。事情发展到这里就有些魔幻了，冠姓权这个事真有这么重要吗？为什么田园女权要咬着冠姓权不放呢？
某种意义上讲，冠姓权自然有它的象征性，我并不否认象征性的权力也是权力表达的一种形式，为象征性的权力斗争也并非没有意义。然而在这场事件上，我们看到的是一种轻浮而浅薄的斗争假象——用一个不会赋予女性实际权力的名词之争来轻率地一棒子打死走在前面的独立女性，忙不迭地给她们扣上“婚驴”的帽子，以此来制造一种“我也有进步意识+她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幻觉，以防感到自己被队伍丢下了。一个两个人持有这样的看法并不可怕，但一整个群体将这样一件略显荒谬的事推至舆论的风口浪尖，足见当下中国的所谓女权运动是多么的形式主义——尤其在我们的性别平等工作还如此之差、还有那么多实际可以赋权的缺口都完全没被填上的时候。
当年的自由派精英蔑视家庭主妇，就像今天的独立女性蔑视田园女权一样。虽然同为弱势群体，但是前者并不理解后者的心理和诉求，不明白即使是一个看上去是服务于一整个性别群体的运动里，也并不是等同地在关照每个人，而难堪的是，没有人愿意被忽略，也没有人愿意被革命丢下。而在紧要关头，这些事实上构成了大多数的人，或许反而会对一个运动的成功与否产生决定性的作用。“女性命运共同体”的困难，不同团体之间诉求的巨大差异，使得女权运动在任何时候都是复杂而艰难的。对此我也并没有答案，只觉得想想都头疼，还是留给有坚定的革命意志的人去想吧。
这是好事吗？某种程度上当然是。谁不希望世界能绕着自己转，不用担负责任地我行我素呢？然而很显然，这些令人快乐的爽剧迎合的无非是一种美好的幻想罢了——真实的大多数的你我既没有勇气拔枪，也没有继承亿万遗产，更没有资本靠脸吃饭。爽剧坚持用美丽、聪明、独立、优秀、勇敢的女性形象来制造一种平等并不难得的假象，而事实上，大多数人就像《美国夫人》中的家庭主妇一样，无论是出于自身条件不足还是缺乏改变的勇气和决心，都事实上并没有真的参与到所谓“进步”的历史进程中来。
而即使斗争形式大相径庭，我个人认为今天的“冠姓权”之争本质上与70年代的反女权运动没什么不同。
Phyllis：无关性别问题的权力之争
本剧的第一集简洁而又清楚地展现了Phyllis在政治活动中的精明睿智：精通国防和核安全问题的她在竞选时屡战屡败，第三次来到华府的时候在一群男人中发表自己的观点，却没说几句就被打断，被要求做会议记录员。在她到秘书那里拿本子的短短半分钟里，Phyllis迅速意识到，作为一个女人，自己的专业领域并不能让自己在政界获得一席之地，而通过帮男人们解决掉令他们头疼的女权主义者们的ERA提案，却更有可能让她在保守党中步步高升。从华府回来之后，Phyllis迅速转变了自己政治活动的中心，不仅找到了从基层出发、团结家庭妇女以制造声势的巧妙方法，而且还利用提出这一想法的机会在饭桌上向丈夫换取了母亲搬来住的权力。
很显然，Phyllis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政客。她具体主张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极度渴望权力，并且深知如何才能在现有的政治环境下最快捷最有效地达到获取权力的目的。最初她试图将自己的组织命名为“Schlafly Eagles”，也明显地表现出了带有个人极权色彩的意图。在进行反女权运动的过程中，Phyllis想出了很多种适合家庭主妇参与政治活动的方法，包括通过妇女日常活动来口口相传，通过与男性政客直接会面来制造亲切感。Phyllis非常善于将复杂的政治斗争化解为通俗易懂又极具煽动性的演讲，很快吸引到了大量因为个人经历的单一性而相对“易于掌控”的家庭主妇群体。同时，通过将家庭妇女的生活看做一种“特权”（她的STOP ERA组织的全称也是Stop Taking Our “Privileges”），Phyllis成功将被女权者客体化的弱势群体建构为能动主体，反女权运动也成为了一场对家庭价值和“女性特权”的保卫战。这种心理建设对于被边缘化的家庭妇女而言是极其关键的。
Phyllis的第一场关键活动中，通过分发面包来争取男性的选票，聪明地利用手作食物所带来的“家”的温暖，唤起男性们被照料的渴望。“持家者给养家者”的标语也精彩地浓缩了这种两性之间的供养-回报关系。Phyllis真的把自己看做一个“持家者”吗？显然不是。第一集开场不久的时候，她带着糕点到丈夫的办公室，另一名男子进来拿了一个觉得好吃，并问她有没有考虑过开个烘焙店。Phyllis一脸冷漠，斩钉截铁地说“没，我从来没考虑过。”该男子只好识相地转身出去了。不仅如此，Phyllis育儿的方式也非常生猛，表示“我的女儿不可以被恐惧打败。”可见，Phyllis的“家庭主妇”形象只是她作为保守派右翼分子，联络女性群体、达成政治目的的一种营销手段。
在女权的团队里，只有Jill一眼看穿了Phyllis的想法，而Phyllis也直言不讳地说，“你我都明白ERA从来不在于平等，而在于权力。”Phyllis与女权者想要的只是不同的权力罢了。通过积累家庭主妇名单，Phyllis最终成功阻止了ERA的通过，并为里根的成功选举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剧情在这里却讽刺地反转了——里根并没有像他所承诺的那样给Phyllis内阁职位，而是为了不惹怒女权者，聘请了另一位支持ERA的女性。正如Shirley在Bella和Gloria向McGovern的团队妥协并被欺骗之后说的那样，“权力不向任何事让步。如果我们不追求真正的平等，就要永远乞求男人，拾其牙慧，用女人来换取空洞的承诺。”无论是尝试委曲求全以换取权力的女权主义者们，还是长袖善舞地游走在男权系统里的Phyllis，她们最终的结局是相似的：与虎谋皮只能成为对方的棋子。这也是我一直以来觉得对女权运动很难产生兴趣的主要原因——真正的革命是艰巨而复杂的。
被迫遵循游戏规则的无名主妇
由于《美国夫人》的影评中已经有很多文章讨论了70年代女权运动的几位主要人物，在这里不再赘述几位主角的不同诉求以及她们之间产生的立场分裂。有趣的是，这部剧不仅展现了70年代女权运动群像，也同时暗示了家庭主妇们在这一运动中的不同成长。这其中最立体的一个角色大概是香蕉姐饰演的虚构人物Alice。从一开始，Alice便第一个将ERA相关素材收集起来交给Phyllis，并且表达了自己的深切担忧。可以说，Alice这个角色是对Phyllis展开反女权运动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然而Alice真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在本剧第八集里，Alice在去全国妇女代表大会的路上斗志昂扬地将Gloria骂作“厌男左派”、“女同爱好者”和“堕落的杀婴凶手”，但事实上直到真的见到Gloria的那一刻，她仿佛才发现自己对女权者根本一无所知。她看着Gloria走过的眼神仿佛当年看着Phyllis在台上发言的时候一样。从始至终，她在心底里都一直被这种自信强大的女性力量吸引着，或许在那一刻她意识到，Gloria和Phyllis其实在某些方面比她想象的还要相像，而她盲目的站队无非是因为她概念里的“敌方”正是Phyllis一手建构的。这大概也是为什么当她面对记者的时候一时语塞，发现其实并不知道自己的立场到底从何而来。
当Alice尝试向Rosemary的南部红脖小帮派提出应该跟女权者求同存异的时候，没有人回应她的想法；当她质疑Phyllis对饱受丈夫折磨的Pamela毫不关心的时候，Phyllis仍然伪善地坚持着“夫唱妇随”、“男人在家就得有权威”的那一套说辞。Alice终于意识到，Phyllis并不关心其他女性过得是否幸福，而Rosemary则早早就被Phyllis成功培养成了一个并不关心主妇权力的Phyllis第二，成功踏上了推动宗教意见介入政治话语的天主白皮红脖万岁之路。只有Pamela一直是摸不着北的状态，无论对丈夫还是Phyllis都言听计从，对Gloria也没什么敌意，在申请全国妇女大会代表成功之后，她甚至喃喃地说，政府还要出钱请我们去，感觉有点像个工作一样。
Alice最终给自己找了份工作，这样就不再需要向丈夫要零花钱。Phyllis说，以前是我让你感到有力量。她说的没错，Alice确实一直把她当做榜样，而Alice也最终从女权者中看到了解放自我的希望：只有依靠自己才能不在讨好他人中度日。
《美国夫人》中的家庭主妇群像虽然来自虚拟角色（这也证明了这一群体的“无名”属性），但也形象地刻画了边缘群体内部的分裂。而更重要的是，她们不得不通过Phyllis的工作来输出自己的价值。Bella在伊利诺伊的大会之前嘲讽Alice事实上已经在活动中被Phyllis培养成了一个“工作女孩”，清晰地暗示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没有受到足够教育、没有社会和政治生活经验的家庭主妇无从维护自己的立场，她们只有学习政客、律师、记者们的技能，遵从政治活动的游戏规则，才能让自己的声音被听到。甚至连Phyllis都在面包活动过后就曾经被两位女律师轻蔑地嘲讽“没有法律学位”，而Brenda更是在辩论中直接说“不懂法律就回家烤面包去吧。”Gloria也表示“革命是混乱的，总有人会被落下。”自由派的精英女性在面对家庭主妇时所呈现出的傲慢和厌恶，在此可见一斑。换言之，女权运动的兴起本身在结构上便是打压家庭妇女的，而无论是女权的拥护者还是反对者的活动，都无非是同一套框架下的两种立场，而更遗憾的是，这套框架本身就是由男权所建立的。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会看到男性领导人在这部剧中的每个关键时刻都能如此游刃有余地给块糖再扇个巴掌，信口雌黄出尔反尔又毫不畏惧。在这个令人窒息的框架里，自由只可能是“被赋予”的自由。
“没有人真的喜欢女权者，哪怕是自由派”
第一集里，Gloria想在封面上放黑人女性竞选人Shirley的照片，出资方却不同意，认为明明可以放神奇女侠这样性感的角色，并明目张胆地直说资助Gloria的杂志是因为当年在办公室看到她长了一双漂亮的大长腿。日常迂回妥协的Bella也劝Gloria说不要在意男人听话是不是因为你长得漂亮，只要他们愿意帮忙就好了，动机都不重要。运动中唯一的共和党成员Jill更是不得不通过各种各样迂回的“幽默”来软化氛围、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这些在70年代或许丝毫不令人惊讶的言辞，在今天大概很难有男性敢明目张胆地直接说出来。但是这不代表事实有了什么本质的变化。在影视剧中即使是形象丰满立体的女性角色，也往往逃不过“美”这一先决条件，而现实生活中女性的大脑也往往排在她们的外貌之后。仿佛只有性感迷人、魅力四射的女人有资格把不婚不育作为一种“选择”，剩下的人只会被认为是“嫁不出去”。正如电影《杀戮》中男主所嘲讽的那样，“（我们）男人喜欢的是感性、疯狂而又荷尔蒙爆棚的女人，而不是什么社会运动的领袖。”Phyllis在剧中的丈夫也说，“承认这一点吧，没有人真的喜欢女权者，哪怕是自由派。”
我常常感到，关于性别的平权运动与性取向问题、种族问题最大的区别在于它切实地关乎每个人的利益，被挑战方对弱势方的支持必然导致前者对自己特权的放弃。而性取向几乎完全是个象征性的歧视问题，性少数群体获取平等，或许会违背一些宗教教义、削弱社会结构的稳定性，但是很少会切实威胁到异性恋的固有权力。随着宗教力量的不断弱化和资本主义核心家庭的价值瓦解，性取向不再受到歧视几乎一定是历史的必然。最重要的是，实在接受不了性少数群体的人可以不跟性少数群体打交道，种族歧视观念根深蒂固的人也可以选择到种族混居较少的地方生活，而性别双方的接触却几乎在任何地方都不可避免，作为异性恋的大多数也不得不面对恋爱、婚姻这些需要与对立性别亲密接触完成的活动。因此，女权运动的斗争战术就显得尤为复杂，而斗争形势也就尤为艰难。反女权者往往轻而易举地用与男性的关系来定义幸福，用“不幸福”、“不和睦”来污名化女权者，而女权运动者也不得不面对自己仿佛既厌男又不得不与男性亲密相处的问题。
剧集里，男性政客前一秒为了拉选票支持女权者的提案，下一秒就可以大言不惭地表示保守做派才是对女性的保护。他们不想知道非法堕胎的作坊里“女人们在厨房桌子上被开膛破肚”，因为听上去令人反胃。那些对女性来说生死存亡的政治挣扎，可以搭上性命来争取的一点支配自己的权力，在男性政客的眼里只是自己下次选举时候的数字罢了。
无法调和的内部矛盾：“冠姓权”之争与当代女性的困境
比起上世纪70年代的美国，女性地位的问题似乎改善了许多。然而，我们看到今天的女性依然面临着与当年的家庭主妇相似的问题：有话语权的终究是少数，而不那么聪明、漂亮、独立、优秀、勇敢的大多数则只能“被代表”。与此同时，更多的女性仍然象征性地想要加入到“进步”的队列中来，以免被扣上“女德”、“婚驴”之类的标签。她们既没有斗争经验，也不了解革命历史，往往被统称为“田园女拳”。
“冠姓权”离婚事件的发酵，让我们看到了所谓田园女权的影响力。起初，微博上传出的那篇关于因为冠姓权而离婚的文章并没有太引起我的注意，因为看完觉得这是人家的私事，当事人没有做出什么因为冠姓权而要挟对方的财产啊谋取权力啊之类的事，所以我觉得女主高兴就好吧，跟旁人也没啥关系。然而网友明显地分成了两派：坚决支持离婚、认为拿不到冠姓权就不该屈服的人，和认为女主脑子有病，因为这点事居然要离婚的人。再后来，papi酱由于孩子随父姓，在微博上被一边倒地说成“婚驴”。事情发展到这里就有些魔幻了，冠姓权这个事真有这么重要吗？为什么田园女权要咬着冠姓权不放呢？
某种意义上讲，冠姓权自然有它的象征性，我并不否认象征性的权力也是权力表达的一种形式，为象征性的权力斗争也并非没有意义。然而在这场事件上，我们看到的是一种轻浮而浅薄的斗争假象——用一个不会赋予女性实际权力的名词之争来轻率地一棒子打死走在前面的独立女性，忙不迭地给她们扣上“婚驴”的帽子，以此来制造一种“我也有进步意识+她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幻觉，以防感到自己被队伍丢下了。一个两个人持有这样的看法并不可怕，但一整个群体将这样一件略显荒谬的事推至舆论的风口浪尖，足见当下中国的所谓女权运动是多么的形式主义——尤其在我们的性别平等工作还如此之差、还有那么多实际可以赋权的缺口都完全没被填上的时候。
当年的自由派精英蔑视家庭主妇，就像今天的独立女性蔑视田园女权一样。虽然同为弱势群体，但是前者并不理解后者的心理和诉求，不明白即使是一个看上去是服务于一整个性别群体的运动里，也并不是等同地在关照每个人，而难堪的是，没有人愿意被忽略，也没有人愿意被革命丢下。而在紧要关头，这些事实上构成了大多数的人，或许反而会对一个运动的成功与否产生决定性的作用。“女性命运共同体”的困难，不同团体之间诉求的巨大差异，使得女权运动在任何时候都是复杂而艰难的。对此我也并没有答案，只觉得想想都头疼，还是留给有坚定的革命意志的人去想吧。
美国夫人Mrs. America(2020)
主演：凯特·布兰切特 Cate Blanchett/奥卓·阿杜巴 Uzo Aduba/伊丽莎白·班克斯 Elizabeth Banks/萝丝·拜恩 Rose Byrne/凯莉·卡特 Kayli Carter/艾莉·葛瑞那 Ari Graynor/梅兰妮·林斯基 Melanie Lynskey/詹姆斯·麦斯登 James Marsden/玛格·马丁戴尔 Margo Martindale/莎拉·保罗森 Sarah Paulson/约翰·斯拉特里 John Slattery/珍妮·特里普里霍恩 Jeanne Tripplehorn/崔茜·尤玛 Tracey Ullman
导演：安娜·波顿 Anna Boden/瑞安·弗雷克 Ryan Fleck编剧：Dahvi Wall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