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0-04-10
有为小朋友 • 永恒记忆:窗棂上的蝴蝶
1
2008年，出了一部国产片《立春》；同年，还有《永恒时刻》和《塞拉菲娜》，它们分别被称作瑞典版和法国版的《立春》。在我的一位老师看来，如蒋韵李樯之辈热衷于书写的80年代的文艺青年，热衷于描绘的那种与现实打得头破血流的理想主义，某种程度上带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自恋自怜的味道。然而《立春》如此走红，仍然可以受到今天的“瘟疫”青年们的热捧，个中缘由是值得思考的。
理想和现实的对立及解构的可能性是另一个大问题。仅谈《永恒时刻》。
得知这部电影是在《看电影》的“审片室”栏目，那篇评论仍然不脱理想主义的味道，认为此片与《立春》的共同点在于主人公都是“女性+无产阶级”，即双重受压迫者。但差异在于：《立春》将“去生活还是去文艺”的问题看作一种to be or not to be式的残酷选择；而《永恒时刻》则调和了两者，琐碎的生活之中洋溢着浓浓的温情和艺术的光辉……（如果可以继续挖掘恐怕可以搬出海德格尔式的艺术观了）
然而，这真的是一部“立春”式的、关于生活和文艺的影片么？它真的调和了“立春”的问题么？这种解决又是如何可能的？
2
影片中非常明显地展示出一种传统的图式：男性/女性，被划分在公共领域/私人领域之中。
Maria Larssons的丈夫，一个地位卑下、粗俗不堪的工人。然而，即使这样一个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仍然忙着投身于“公共领域”的“伟大事业”。他热衷于“社交”（虽然那不过是与他同阶级的伙伴们喝酒吹牛），罢工，甚至参军，加入了世界历史的滚滚洪流；当然，找情人这种事情也是男人的社会属性的体现之一。相比之下，Maria固步自封，被困在家庭领域之中，默默承担着作为妻子和母亲的责任，宗教——真的像马克思所说的鸦片——既是迫使她自我认同的强大力量，又是能够间或舒缓心灵的福音。
那么，艺术在哪里？
Maria的艺术首先诞生在家庭领域，摄影，只有作为amateur自娱自乐的方式才是被欣赏，作为一个家庭妇女宜室宜家的点缀才是被赞许的，也只有在附属的意义上，文艺与世俗生活才是可以调和的。一旦这“文艺”要跨出家庭一步，要独立，要进入公共视野，冲突就立刻浮现出来。譬如女儿玛雅指责母亲只顾着照相机而忽视了家庭；譬如当照相馆老板提出聘用Maria为专业员工时，她自己都受宠若惊甚至茫然失措。束缚不只是外来的，而是内化于每个女性个体心中，包括她自己。她的男人再微观再幼稚的“政治生活”都是宏大叙事，而她自己再有价值的艺术创作（虽然是不自觉的）也不过是生活琐事。
正如罗兰巴特在《神话学》中对女性作家排行榜的分析：仍然是男性的权力赋予女性“越界”的合法性，将其视作一种可允许、可欣赏的景观；她们被推崇的原因不仅在于公认的艺术成就，同时在于一个暗含的前提，即在家庭领域的表现同样完美——她们被赞美的同时还在被提醒，不要忘了自己的本分。
所以我不认为《永恒时刻》调和或解决了《立春》的矛盾——尽管矛盾当然存在——而是它重点不在于此；它对矛盾的展示远不到《立春》的程度，而是《立春》前史的一个可能的版本。与其说这是一个“去生活还是去文艺”的选择，倒不如说仍是一个关于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故事，这一次，扮演解放力量的是艺术。不过，这个觉醒是暧昧而柔和的，也是不彻底的：没有冲突，没有斗争，没有离家出走，没有变成一个疯狂的大龄女文青。我不知道艺术史上Maria何时被看作第一个女摄影家，但是在影片中，似乎终其一生Maria都没有被当做一个专业的摄影师，一个伟大的艺术家，无论在他人还是在自己看来。结尾处的蝴蝶和玻璃窗的意象耐人寻味：在那个透明的障碍之外，便是更广阔的世界，Maria打开窗子让蝴蝶飞走，似乎传达出她朦胧的自我认识和自我期待。电影就停在这里，一个觉醒的萌芽；而不是觉醒后的行动，残酷而歇斯底里。或许，这就是它的温情？
3
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角色——作为启蒙者的照相馆老板佩特森先生，以及一个有趣的细节——Maria拍摄国王，他拍摄Maria。拍照是一个意味深长的隐喻：看。Maria拍摄国王来访，拿起相机记录时事，意味着她在看，她摆脱被看的客体位置而成为看的主体。但是，她的拍照行为又是被佩特森先生看在眼里、记录下来的。正如这部电影、这位伟大的女摄影家的故事是被“导演的摄影机-（或许是男性的）历史叙述”所展示的。佩特森先生拍摄Maria的细节彷佛一个反讽，实际上是摄影机的自我指涉和自我暴露。
佩特森先生的角色可能是中性的么？
2008年，出了一部国产片《立春》；同年，还有《永恒时刻》和《塞拉菲娜》，它们分别被称作瑞典版和法国版的《立春》。在我的一位老师看来，如蒋韵李樯之辈热衷于书写的80年代的文艺青年，热衷于描绘的那种与现实打得头破血流的理想主义，某种程度上带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自恋自怜的味道。然而《立春》如此走红，仍然可以受到今天的“瘟疫”青年们的热捧，个中缘由是值得思考的。
理想和现实的对立及解构的可能性是另一个大问题。仅谈《永恒时刻》。
得知这部电影是在《看电影》的“审片室”栏目，那篇评论仍然不脱理想主义的味道，认为此片与《立春》的共同点在于主人公都是“女性+无产阶级”，即双重受压迫者。但差异在于：《立春》将“去生活还是去文艺”的问题看作一种to be or not to be式的残酷选择；而《永恒时刻》则调和了两者，琐碎的生活之中洋溢着浓浓的温情和艺术的光辉……（如果可以继续挖掘恐怕可以搬出海德格尔式的艺术观了）
然而，这真的是一部“立春”式的、关于生活和文艺的影片么？它真的调和了“立春”的问题么？这种解决又是如何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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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中非常明显地展示出一种传统的图式：男性/女性，被划分在公共领域/私人领域之中。
Maria Larssons的丈夫，一个地位卑下、粗俗不堪的工人。然而，即使这样一个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仍然忙着投身于“公共领域”的“伟大事业”。他热衷于“社交”（虽然那不过是与他同阶级的伙伴们喝酒吹牛），罢工，甚至参军，加入了世界历史的滚滚洪流；当然，找情人这种事情也是男人的社会属性的体现之一。相比之下，Maria固步自封，被困在家庭领域之中，默默承担着作为妻子和母亲的责任，宗教——真的像马克思所说的鸦片——既是迫使她自我认同的强大力量，又是能够间或舒缓心灵的福音。
那么，艺术在哪里？
Maria的艺术首先诞生在家庭领域，摄影，只有作为amateur自娱自乐的方式才是被欣赏，作为一个家庭妇女宜室宜家的点缀才是被赞许的，也只有在附属的意义上，文艺与世俗生活才是可以调和的。一旦这“文艺”要跨出家庭一步，要独立，要进入公共视野，冲突就立刻浮现出来。譬如女儿玛雅指责母亲只顾着照相机而忽视了家庭；譬如当照相馆老板提出聘用Maria为专业员工时，她自己都受宠若惊甚至茫然失措。束缚不只是外来的，而是内化于每个女性个体心中，包括她自己。她的男人再微观再幼稚的“政治生活”都是宏大叙事，而她自己再有价值的艺术创作（虽然是不自觉的）也不过是生活琐事。
正如罗兰巴特在《神话学》中对女性作家排行榜的分析：仍然是男性的权力赋予女性“越界”的合法性，将其视作一种可允许、可欣赏的景观；她们被推崇的原因不仅在于公认的艺术成就，同时在于一个暗含的前提，即在家庭领域的表现同样完美——她们被赞美的同时还在被提醒，不要忘了自己的本分。
所以我不认为《永恒时刻》调和或解决了《立春》的矛盾——尽管矛盾当然存在——而是它重点不在于此；它对矛盾的展示远不到《立春》的程度，而是《立春》前史的一个可能的版本。与其说这是一个“去生活还是去文艺”的选择，倒不如说仍是一个关于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故事，这一次，扮演解放力量的是艺术。不过，这个觉醒是暧昧而柔和的，也是不彻底的：没有冲突，没有斗争，没有离家出走，没有变成一个疯狂的大龄女文青。我不知道艺术史上Maria何时被看作第一个女摄影家，但是在影片中，似乎终其一生Maria都没有被当做一个专业的摄影师，一个伟大的艺术家，无论在他人还是在自己看来。结尾处的蝴蝶和玻璃窗的意象耐人寻味：在那个透明的障碍之外，便是更广阔的世界，Maria打开窗子让蝴蝶飞走，似乎传达出她朦胧的自我认识和自我期待。电影就停在这里，一个觉醒的萌芽；而不是觉醒后的行动，残酷而歇斯底里。或许，这就是它的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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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角色——作为启蒙者的照相馆老板佩特森先生，以及一个有趣的细节——Maria拍摄国王，他拍摄Maria。拍照是一个意味深长的隐喻：看。Maria拍摄国王来访，拿起相机记录时事，意味着她在看，她摆脱被看的客体位置而成为看的主体。但是，她的拍照行为又是被佩特森先生看在眼里、记录下来的。正如这部电影、这位伟大的女摄影家的故事是被“导演的摄影机-（或许是男性的）历史叙述”所展示的。佩特森先生拍摄Maria的细节彷佛一个反讽，实际上是摄影机的自我指涉和自我暴露。
佩特森先生的角色可能是中性的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