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1-02-12
大丽菊皮皮虎 • 罗生门:关于《罗生门》的大四法律实务作业
写于2006年的大四。
《罗生门》
——屠戮与谎言的盛宴，我们寻找真相？
前言：电影解读。
电影《罗生门》是芥川龙之介阴暗沉郁的《筱林中》，和黑氏经典运动镜头的融合，震动了整个西方影坛，于是捧得了1951年的金狮奖。
这究竟是怎样一部电影？——
罗生门，不过断井颓垣，滂沱大雨透出乱世之征。饥荒战乱，产生各种人性的罪恶和堕落，使得整个世代变成人不如禽兽，道德瓦解、价值崩解，每个人都为了维护自己而说谎。而最让人不安的，就是人与人之间信任感的徹底失去，人世堕落为地域。如同片中行脚僧说： “如果人不能相信别人说的话，是多么可怕。”
黑泽明在那样一个阴霾的雨天将人性中的恶一层层剥开来展示给人们，但这并不代表他否定人性中有善的一面，在片尾，当雨过天睛，卖柴的要将一个弃婴抱回家去养育，表现了导演对人的希望，对人性中善的肯定。
从电影艺术性而言，《罗生门》不可逾越的成就是对多角度叙事方式的革命性完臻运用。多角度的叙事方式适应的是综合的思维方式，从不同的角度出发，相互补充，相互佐证，最后达到一个完整的理解和把握。而在黑泽明在《罗生门》中用的，则是完全相反的、分解态的方式，就是各人的陈述虚虚实实，各道出真相的一部分，却彼此排斥，却也映证了真相的来龙去脉。
我目前在参与的一出原创悬疑剧《SUMMER》，剧情和表现方法就有些类似《罗生门》。背景同样是命案，内容同样是各人的陈述，一环套一环，一案牵一案，如同在桃花源里，以为已走出迷津，却不期然又误入藕花深处。舞台上，人人带着一种神秘诡异的情绪和惶恐错落的言行：我们年轻，对真相和罪恶，存在追思，存在怀疑，试图揭露，却导向失控的屠戮——
但究竟什么才是真相呢？
一、影片中涉及四个人，强盗，武士，女人，樵夫他们谁在说谎?都在说谎? 都实话实说?
强盗多襄丸、武士武弘、妻子真砂和樵夫四个人都没有讲出百分之百的真相，而是每个人都以维护个人不同的利益为驱动（武弦、真砂这一对夫妻更倾向是想回避某种让他们觉得恐惧、羞耻而不能负担的东西），对某一部分事实进行了重构、隐去、修饰和避重就轻（这四个词是我对事实歪曲程度由高到低的列位），所以在我们面前呈现出四份不完全一样的陈词。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处于不同的动机，必须说了谎。
下面就谈谈每个人各自隐瞒了真相的哪一部分？为何要歪曲真相？围绕的关键问题是：
1．“谁”杀了武士？
2．武斗是怎样发生的？绳索是谁割开的？
3．真砂的离去经过究竟为哪般？
4．个人要自保的主要利益是什么？说谎的动机什么？
与通常的命案推理故事不同，这个故事里命案核心的三个人，并不是相互推诿杀人之责，而是把杀人之责往自己身上揽，包括武士的亡灵供述“自杀”，形成了颇为奇特的揽责“竞合”景观，或许这与日本人崇尚的如樱花一般寂美壮烈的死亡的武士道精神有关吧。
（一）还是先从樵夫谈起，因为他的可信度最高：
1．人是強盜杀的。但过程并不如强盗所描述的那样精彩和有序，武斗过程中两人其实都充满恐惧和暴乱，是一场残暴的乱斗。强盗努力地把自己塑造为落幕枭雄，而武士把自己塑造成悲情英雄，实则两人都不是自己极力维护的那种强者形象。
2．绳索是真砂割断的，意在让强盗和丈夫公平绝斗，让胜者拥有她，态度中立。并没有如强盗所说，是由强盗主动去割断绳索，选择与武士公平决斗而不乘人之危（究竟公平武斗是由谁发动的，这个问题很重要，它引向了众人心里极力想粉饰的一块领域，也是考察众生人性如何表现的一个重要窗口）
3．樵夫说，多襄丸强暴过真砂之后，曾言辞卑微地恳求真砂与他同去（并不是强盗所说的那般是真砂求他带其同走，这点武士倒是与樵夫所说比较一致，而女人压根未提曾与强盗同去的问题）。未料他发现女人之武士丈夫已经嫌厌这被糟蹋过的女人，他竟然也因此丢弃女人（可能男人对某一个女人的占有欲望是出于对另一个男人的嫉妒心理而竞争，一旦另一个男人对这个女人弃如草芥，他对该女子的兴趣也迅速退减）。
当真砂羞辱悲愤之余，说出“男人是靠腰刀抢夺女人的！”导致两个男人重新燃起雄性本能的战火，开始武斗，最后強盜杀了武士。
樵夫说谎的动机： 偷窃螺钿短刀。
樵夫遊走于黑暗与光明之间。 他的确是此案件的最佳目击证人，身为旁观者的他，更是能说出整个事情始末的人，但他卻因偷了宝刀，而沒有说出事实真相的勇气。
（二）强盗多襄丸已经被捕，身负数桩血案，命将引颈就戮。所以对案件陈述的真实性虽有折扣，但是在大是非上无需撒谎。从他在公堂上的嚣张剽悍表现（不断狂笑）来看，他比较在意自己的骁勇形象，百般粉饰歪曲事实的动机也在于此。
1． “人是我杀的。”但多襄丸的表述是开始他并不想杀死这位武士，似乎是
真砂的一番话，似乎挑逗着他去杀掉她的丈夫（多襄丸描述真砂的话是“……不是你死，就是我丈夫死。两个男人中间，不论哪一个，……给我死一个！”按照樵夫的话说，真砂是先割裂了丈夫的绳索才如此发飙，这番话究竟是发生在谁人割绳以及究竟发生在割绳前还是后，对判断真砂的意图尤为关键）。
2．“武士的绳索是我割的。”樵夫和真砂都说是真砂割断的，而武士说是多襄丸割裂的。这个细节对究竟是谁发动了公平武斗，尤为关键。从多襄丸的叙述来看，是他不肯乘人之危，主动与武士公平决斗，而且过程很精彩，武士已经相当高超，但他还是最后比武的贏家。
3．“是真砂追上我，请求我……”樵夫和武士的供述，都有多襄丸央求真砂与其同归的情节，而多襄丸有意说成是真砂倒追，从他口中似乎肯定自己是一位让女性身心都徹底降服的强者，本意并不想夺人妻，灭夫命，是红颜祸水自己送上门，挑起这一场杀意。
多襄丸说谎的动机：维护自己的枭雄形象。从多囊丸的供词中，我们听到他是一位血气汉子，但可惜因为一时的欲火焚身使他丧失了理智，犯下了强暴和杀武士之罪。但在这个过程中，自己没有乘人之危，也没有想夺走人妻，一切都是女人的原罪。（题外话：无论什么样的男人，英雄也好，狗熊也好，到了末路，都喜欢归咎于女人是祸水——一瞬间的目乱情迷也好，一刹那的背弃原则也好，都是女人的原罪。
（三）摇摆的真砂。
其实这个命案中与武士究竟丧于何手，同样重要的问题，是真砂的贞操。真砂说自己完全是被逼奸，其实还是很忠于自己的丈夫，证词充满柔弱、哀怨和泪水。究竟“贞操”这一问题的真相在哪里，最可信的证人樵夫也没有看到，就无从评判了。但是真砂要维护的利益是自己的贞洁形象，于是她的证词毫无疑问，倾向于把自己塑造为一个完全软弱无力的受害者形象，对诸多细节略过不提，甚至出现了“失去知觉”的陈述。
真砂的供词可采性力是最弱的。我和同学在讨论的时候，甚至怀疑真砂在命案当场的精神状态情况，一个女人被两个男人都抛弃，丈夫无情鄙视，强盗也肆意丢弃，这种打击对女人来说是灭顶之灾。于是真砂在瞬间从软弱温驯的形象激变为一个恶毒冷冽的挑唆者，而且一言一行极尽挑逗能事，相当的歇斯底里和狂躁不安。这已经出现了典型的精神病理学上“精神分裂”症状。对于她的证词，我只能得到一些当事人情绪变化的映证。
1．“丈夫可能是自己误伤的。”真砂宁愿自己死都不愿被丈夫如此鄙视，意图引刀自戕，但心烦意乱的时候带刀投入了丈夫的怀抱。清醒时已见尸首，精神受到极大刺激，于是几度自杀未遂，充分表现了一个命运坎坷无奈，内心忠贞不二的可怜妻子形象。
2．绳索是自己割裂的。却整整省去武斗一节，说是在强盗离开之后才割裂的，是为了解救丈夫，而不是挑起武斗。
3．未与强盗同行，却遭到了丈夫的鄙视。
真砂说谎的动机：为了保全自己的贞妇名节。
不论是与强盗顺奸，嗣后为和强盗离去而意欲灭丈夫口，还是努力抗争而被强暴，并选择和丈夫在一起，女人总是要顾全自己的名节。这个动机，在四个人的陈述里都得到了体现，贯穿案情的始终。古日本的女子，也是要靠着名节吃饭的，所以真砂必然为保全名节而说谎。
（四）亡灵的召唤：我是自杀的！这个答案最匪夷所思。
武士的叙述里，自己的死是舍身取义，是谴责淫荡残酷的妻子，是冷眼洞穿这幽暗无情的人世，而并不是被强盗斗败而杀，也就说自己并不是一个连妻子都保不住的弱者，而是一个光荣高贵的死者，是武士道精神的忠诚捍卫者。
1．“我是自杀的。”
2．绳索是多襄丸寻找真砂未果后，为我割断的。没有发生武斗。我在肚子的悲伤里自杀了。
3．真砂答应与强盗同去，并要求杀了我（这个无耻的女人）
武士说谎的动机：捍卫自己的武士名誉。他这份清高的告白，塑造出出淤泥而不染，頂天立地的刚直形象，他控诉妻子的不贞，终以自杀作为结局，充分表现武士的精神和自重。
（其实是个武艺不精，眼见妻子被玷污无还击之力的懦弱男人。在妻子提出让两人公平武斗之时，却以巧言回避武斗，还羞辱了妻子。终使女人积怨的力量爆发，导致武斗）
二、武士被杀，命案铸成，谁是凶手？ 还是根本没有凶手？
通过第一部分，对四个人陈述的虚实分析，我得出的结论是，强盗是凶手。
当然，从医学角度来看，可能直接死因是后来樵夫把短刀拔出，导致冠状动脉大出血而死（根本死因），也就是说可能多襄丸和樵夫共同导致了武士的死。但樵夫没有杀人的故意。
黑泽明的本意也并非是讨论凶手是谁，但是芥川龙之介写小说一向是意在言外，出其不意，凶手隐在案中人之外，并非没有可能。
我生于医生之家。从樵夫的描述来看，他是目睹这武斗发生。也就是说他最后贪财去拔刀和插刀的间隔很短，人的心肌在撕裂的一定时间内有粘合的现象，仍可以供血，但是若是仓促拔出，倒是可能导致出血死亡。这就是建筑工地伤害案件里，民工被钢筋贯胸而入，必须连着钢筋一起送入医院的道理。
三、如果你是法官， 根据四个人陈述和证据，你将如何认定本案事实？
每个人都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演绎出一套逻辑。要维护的利益越致命，个人歪曲的动机就越强烈。四个人的利益轻重相衡量，由低到高分别是
樵夫（盗窃）<强盗（强人形象）<真砂（名节）、武士（名誉）
1.所以从技术角度分析四个人的陈词，樵夫的陈词对真实的歪曲程度最小，因为他与命案核心离得最远，利益关联最少，没有人命牵连，仅仅是在命案凶器螺钿短刀的问题上藏私，所以他的大部分证词在物证上（先后看到的仕女笠帽、割裂的绳索、发现的尸体）一一得到了应证、并且在案情发生的描述上，其因果逻辑通顺合理、当事人行为举止的描摹（特别是真砂的柔弱顺从到恶毒挑拨的情绪变化）翔实具体、全部情节发展的节奏皆有章可循，有据可信，虚构和重建的可能度比较小，唯一的歪曲是结尾去昧了值钱的短刀。
因为樵夫从全部电影来看，是个人性尚善、还算诚实并胆怯的人，不可能大幅度歪曲真实，而且说谎技巧并不高——他对“短刀”这一消失的物证，与究竟是“谁”杀了武士这一案情关键相比，一个并不太起眼的情节，显得反映过激，不太会撒谎。所以在重塑真实案情的问题上，我大部分采信樵夫的证词。
强暴一幕，无从得知。但是，强盗央求真砂与其同去而真砂割断丈夫绳索要求两人公平武斗，武士厌弃妻子，真砂挑起武斗，两人乱斗，武士为强盗所杀，真砂逃去，我相信是本案事实。
但是杀人工具是螺钿短刀，后为樵夫所窃。
2．强盗多襄丸已经被捕，身负旧日数桩血案，命将引颈就戮。从他在公堂上的嚣张剽悍表现（不断狂笑）来看，他比较在意自己的骁勇形象，百般粉饰歪曲事实的动机也在于此。但是强者形象对于他并不是一个致命的问题，所以对案件陈述的真实性虽有折扣，但是大是非上无需撒谎。
3. 真砂和武士的供词可采性力是最弱的。我和同学在讨论的时候，甚至怀疑真砂在命案当场的精神状态情况，一个女人被两个男人都抛弃，丈夫无情鄙视，强盗也肆意丢弃，这种打击对女人来说是灭顶之灾。于是真砂在瞬间从软弱温驯的形象激变为一个恶毒冷冽的挑唆者，而且一言一行极尽挑逗能事，相当的歇斯底里和狂躁不安。这已经出现了典型的精神病理学上“精神分裂”症状。对于她的证词，我只能得到一些当事人情绪变化的映证。
清高名誉对于武士来说，如同清白名节对于女人，都是致命的。所以武士的陈述大部分是为了服务于自己名誉的虚假陈述。
Ps,关于灵媒证词的可采性
在平常的案子里，灵媒证词当然不能作为证言。但是这个电影的主旨并不是在于揭示案情，而是表现这样一个主题：对于同一个事实，每个人受着不同的利益驱动，要维护自己，做着有利于自己的陈述，犹如镜照花面，各执一端。
所以灵媒证词当然可以看作是武士的陈述，并无不妥。
四、感想
夏日午后，树影摇晃，光影斑驳，犹如情欲炽烈，人心煎熬。
我不是一个成熟的法律思考者，道德也太高深，我就从哲学和情感来谈谈对于这个故事的看法。这个故事道出了一个恒久的哲学命题：叙述和事实的不确定性。或者说，究竟什么是真相。
1． 什么是真相？
也许当一个事件“本身” 消失后，对于这一事件的一切有关的叙述都不可能是纯客观的。人要虚饰自己，维护自己的体面，这是与生俱来，难以更改的本性。在编织各谋其利的谎言中，世界变成了一个人与人之间不能互相信任的世界。当然，在谎言没有互相冲突，真像没有交相冲突之前，这世界还可以维持幸福的表象。
所以，我认为在人心深处不存在一个公知客观的真相，每个人的真相都是出于自我倾向的目的而重构过的。
所谓我们所见的，不过是幻象的合理维系和真相的部分掩埋。
因为上帝说，我在阳光下所见一切，都是虚空，都如捕风。
（Ecclesiastes 1：14
I have seen all the works that are done under the sun; and, behold, all is vanity and vexation of spirit.）
2．各人如何看待自己的善恶？
可以见到，在他们各自的故事中，自己都是没有什么大的罪恶的，故事中的他们都有充足的行动理由，恶往往出现在别人身上，自己往往是无辜的。这反映了人类自然而然地行为方式和思考方式。我们自己其实也是这么做的，我们总在为自己的行为寻找借口并不断开脱。
他人即地狱。在他人的恶面前，有两样东西是可以与之对抗的，一是基于普遍正义的勇气，二是基于自身恶意的勇气。而在极端的环境中，人们常常会选择后者。影片中的不同的角度的叙事，实际上是各人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在他人的恶意中寻求自身恶意的勇气，不管这种恶意是真实的，还是臆造的。
但是这种恶究竟可以支持多久？其实人又能自我辨认出自私和撒谎之恶，所以人性中依然有一个东西存在，这个向善的东西本能地告诉着人们什么是恶什么是善，并自觉羞耻。《罗生门》里的众生，在叙述里的某一刻，都表现出恐惧、战栗和回避的姿态，这是他们为自己本能的撒谎而感到羞耻。
羞耻，正是是向善的萌芽。
《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佐西马长老的哥哥，在临死的日子里，感到了生命就是天堂，感到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本应是如此紧密的，感到自己身上深深的罪孽，感到自己的存在愧对了窗外歌唱的小鸟。维特根斯坦的日记里，到处写满了对自己的脆弱和罪恶的忏悔。奥古斯丁、卢梭、托尔斯泰更是不约而同地写出《忏悔录》。能深切地认识到自己是如何的恶的人，其实是能够理解什么叫善的人。
影片开头，樵夫看见这三个人如此这般地为着自己的利益改变着事实真相，他紧锁眉头，犹犹豫豫只喊着“不理解”。他不理解人们为什么要这样相互隐瞒，为什么这样自私。在看到那个躲雨的人甚至把弃婴身边的衣服都抢掉的时候，他更是愤怒地指责。然而，他没有想到，自己的良心上也有污点，他为了不卷入是非，在衙门上隐瞒了事实，之前还把值钱的短刀偷掉。
在指责别人的过错甚至是罪恶的时候，我们愤怒，甚至表示震惊，然而面对自己的过错甚至罪恶，我们看得见、看得清吗？于是到了影片结尾，樵夫说“我不理解自己的灵魂”。我们能够看见别人的自私和谎言，表示出“不理解”，甚至是憎恶，但是我们却很难看见自己的自私和谎言。《道德经》三十三章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有力，自胜者强。”
3．人性的出路在哪里？究竟是向善还是向恶？
除却陈述的四人之外，另两个人的性格和言行各自代表一种色调，与前面四个人构成了一个整饬的平衡的结构。
行脚僧代表一种向善的期望，是理想主义者的基调。
他在起初听到这个案情时，喃喃自语说，“如果人不能相信别人说的话，是多么可怕。”电影对于人性之恶的揭露是层层递进的，最初行脚僧还觉得人世并未如此惨烈而不堪，随着案情的深入和四人陈述各显端倪，僧侶，被这各说各话的情形，搅和了原有對人的道德感和信任心，是非对错的观念开始模糊，对人性产生了深刻的质疑。理想主义者从本能上并不太愿意接近或者接受真相。
另外一位路人打杂的，是现实的功利主义者，冷酷无情，自私贪婪，连弃婴的衣服都要夺去，却对命案的真相和人性的恶看得一针见血。他把一种尖锐、冷酷、罪恶的东西表达得淋漓尽致，虽然他不曾犯了命案，特别是对于弃婴父母的一番责骂，似乎让观众都认同了人性本恶，苟活世上，人人都必须利己而杀人而说谎而攫夺他人之物的这种观点。这是一场戏的高潮，带着恶的加速度，肆意破坏着观众心里的善。这是一种日本人都有的，台风式，暴虐的破坏欲望。
还好，黑泽明对人世毕竟还是同情的，他在影片的最后給正义留存了空间，也給了世人以希望。影片在过程中展示了人的自私和谎言以及互相间的不信任，却在结尾处展示了人对自私和谎言的反省，以及人与人在走过地狱之后重新达成的信任：行脚僧最终把孩子交给了樵夫。
正是在四个人所讲述的故事的对照下，在一个人性之恶不断深入的催化下，在一个公共的交流环境中，他们最终看见了，别人的，自己的，罪恶。对人类灵魂的信心如何保持？如果执守在一己之想法内，我们固然看不清自己的灵魂，但是，通过谈话，通过把事实外化、公共化，我们终于能够在看清别人的灵魂的同时，看清自己的灵魂。
耶稣跟人们说，只有没有犯过任何错误的人有权利拿起石头砸那个有罪的女人。而在发现自己的不洁净，并为之深深惊诧、自责，之后，也许，我们能重新找到走向善的力量。
《罗生门》
——屠戮与谎言的盛宴，我们寻找真相？
前言：电影解读。
电影《罗生门》是芥川龙之介阴暗沉郁的《筱林中》，和黑氏经典运动镜头的融合，震动了整个西方影坛，于是捧得了1951年的金狮奖。
这究竟是怎样一部电影？——
罗生门，不过断井颓垣，滂沱大雨透出乱世之征。饥荒战乱，产生各种人性的罪恶和堕落，使得整个世代变成人不如禽兽，道德瓦解、价值崩解，每个人都为了维护自己而说谎。而最让人不安的，就是人与人之间信任感的徹底失去，人世堕落为地域。如同片中行脚僧说： “如果人不能相信别人说的话，是多么可怕。”
黑泽明在那样一个阴霾的雨天将人性中的恶一层层剥开来展示给人们，但这并不代表他否定人性中有善的一面，在片尾，当雨过天睛，卖柴的要将一个弃婴抱回家去养育，表现了导演对人的希望，对人性中善的肯定。
从电影艺术性而言，《罗生门》不可逾越的成就是对多角度叙事方式的革命性完臻运用。多角度的叙事方式适应的是综合的思维方式，从不同的角度出发，相互补充，相互佐证，最后达到一个完整的理解和把握。而在黑泽明在《罗生门》中用的，则是完全相反的、分解态的方式，就是各人的陈述虚虚实实，各道出真相的一部分，却彼此排斥，却也映证了真相的来龙去脉。
我目前在参与的一出原创悬疑剧《SUMMER》，剧情和表现方法就有些类似《罗生门》。背景同样是命案，内容同样是各人的陈述，一环套一环，一案牵一案，如同在桃花源里，以为已走出迷津，却不期然又误入藕花深处。舞台上，人人带着一种神秘诡异的情绪和惶恐错落的言行：我们年轻，对真相和罪恶，存在追思，存在怀疑，试图揭露，却导向失控的屠戮——
但究竟什么才是真相呢？
一、影片中涉及四个人，强盗，武士，女人，樵夫他们谁在说谎?都在说谎? 都实话实说?
强盗多襄丸、武士武弘、妻子真砂和樵夫四个人都没有讲出百分之百的真相，而是每个人都以维护个人不同的利益为驱动（武弦、真砂这一对夫妻更倾向是想回避某种让他们觉得恐惧、羞耻而不能负担的东西），对某一部分事实进行了重构、隐去、修饰和避重就轻（这四个词是我对事实歪曲程度由高到低的列位），所以在我们面前呈现出四份不完全一样的陈词。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处于不同的动机，必须说了谎。
下面就谈谈每个人各自隐瞒了真相的哪一部分？为何要歪曲真相？围绕的关键问题是：
1．“谁”杀了武士？
2．武斗是怎样发生的？绳索是谁割开的？
3．真砂的离去经过究竟为哪般？
4．个人要自保的主要利益是什么？说谎的动机什么？
与通常的命案推理故事不同，这个故事里命案核心的三个人，并不是相互推诿杀人之责，而是把杀人之责往自己身上揽，包括武士的亡灵供述“自杀”，形成了颇为奇特的揽责“竞合”景观，或许这与日本人崇尚的如樱花一般寂美壮烈的死亡的武士道精神有关吧。
（一）还是先从樵夫谈起，因为他的可信度最高：
1．人是強盜杀的。但过程并不如强盗所描述的那样精彩和有序，武斗过程中两人其实都充满恐惧和暴乱，是一场残暴的乱斗。强盗努力地把自己塑造为落幕枭雄，而武士把自己塑造成悲情英雄，实则两人都不是自己极力维护的那种强者形象。
2．绳索是真砂割断的，意在让强盗和丈夫公平绝斗，让胜者拥有她，态度中立。并没有如强盗所说，是由强盗主动去割断绳索，选择与武士公平决斗而不乘人之危（究竟公平武斗是由谁发动的，这个问题很重要，它引向了众人心里极力想粉饰的一块领域，也是考察众生人性如何表现的一个重要窗口）
3．樵夫说，多襄丸强暴过真砂之后，曾言辞卑微地恳求真砂与他同去（并不是强盗所说的那般是真砂求他带其同走，这点武士倒是与樵夫所说比较一致，而女人压根未提曾与强盗同去的问题）。未料他发现女人之武士丈夫已经嫌厌这被糟蹋过的女人，他竟然也因此丢弃女人（可能男人对某一个女人的占有欲望是出于对另一个男人的嫉妒心理而竞争，一旦另一个男人对这个女人弃如草芥，他对该女子的兴趣也迅速退减）。
当真砂羞辱悲愤之余，说出“男人是靠腰刀抢夺女人的！”导致两个男人重新燃起雄性本能的战火，开始武斗，最后強盜杀了武士。
樵夫说谎的动机： 偷窃螺钿短刀。
樵夫遊走于黑暗与光明之间。 他的确是此案件的最佳目击证人，身为旁观者的他，更是能说出整个事情始末的人，但他卻因偷了宝刀，而沒有说出事实真相的勇气。
（二）强盗多襄丸已经被捕，身负数桩血案，命将引颈就戮。所以对案件陈述的真实性虽有折扣，但是在大是非上无需撒谎。从他在公堂上的嚣张剽悍表现（不断狂笑）来看，他比较在意自己的骁勇形象，百般粉饰歪曲事实的动机也在于此。
1． “人是我杀的。”但多襄丸的表述是开始他并不想杀死这位武士，似乎是
真砂的一番话，似乎挑逗着他去杀掉她的丈夫（多襄丸描述真砂的话是“……不是你死，就是我丈夫死。两个男人中间，不论哪一个，……给我死一个！”按照樵夫的话说，真砂是先割裂了丈夫的绳索才如此发飙，这番话究竟是发生在谁人割绳以及究竟发生在割绳前还是后，对判断真砂的意图尤为关键）。
2．“武士的绳索是我割的。”樵夫和真砂都说是真砂割断的，而武士说是多襄丸割裂的。这个细节对究竟是谁发动了公平武斗，尤为关键。从多襄丸的叙述来看，是他不肯乘人之危，主动与武士公平决斗，而且过程很精彩，武士已经相当高超，但他还是最后比武的贏家。
3．“是真砂追上我，请求我……”樵夫和武士的供述，都有多襄丸央求真砂与其同归的情节，而多襄丸有意说成是真砂倒追，从他口中似乎肯定自己是一位让女性身心都徹底降服的强者，本意并不想夺人妻，灭夫命，是红颜祸水自己送上门，挑起这一场杀意。
多襄丸说谎的动机：维护自己的枭雄形象。从多囊丸的供词中，我们听到他是一位血气汉子，但可惜因为一时的欲火焚身使他丧失了理智，犯下了强暴和杀武士之罪。但在这个过程中，自己没有乘人之危，也没有想夺走人妻，一切都是女人的原罪。（题外话：无论什么样的男人，英雄也好，狗熊也好，到了末路，都喜欢归咎于女人是祸水——一瞬间的目乱情迷也好，一刹那的背弃原则也好，都是女人的原罪。
（三）摇摆的真砂。
其实这个命案中与武士究竟丧于何手，同样重要的问题，是真砂的贞操。真砂说自己完全是被逼奸，其实还是很忠于自己的丈夫，证词充满柔弱、哀怨和泪水。究竟“贞操”这一问题的真相在哪里，最可信的证人樵夫也没有看到，就无从评判了。但是真砂要维护的利益是自己的贞洁形象，于是她的证词毫无疑问，倾向于把自己塑造为一个完全软弱无力的受害者形象，对诸多细节略过不提，甚至出现了“失去知觉”的陈述。
真砂的供词可采性力是最弱的。我和同学在讨论的时候，甚至怀疑真砂在命案当场的精神状态情况，一个女人被两个男人都抛弃，丈夫无情鄙视，强盗也肆意丢弃，这种打击对女人来说是灭顶之灾。于是真砂在瞬间从软弱温驯的形象激变为一个恶毒冷冽的挑唆者，而且一言一行极尽挑逗能事，相当的歇斯底里和狂躁不安。这已经出现了典型的精神病理学上“精神分裂”症状。对于她的证词，我只能得到一些当事人情绪变化的映证。
1．“丈夫可能是自己误伤的。”真砂宁愿自己死都不愿被丈夫如此鄙视，意图引刀自戕，但心烦意乱的时候带刀投入了丈夫的怀抱。清醒时已见尸首，精神受到极大刺激，于是几度自杀未遂，充分表现了一个命运坎坷无奈，内心忠贞不二的可怜妻子形象。
2．绳索是自己割裂的。却整整省去武斗一节，说是在强盗离开之后才割裂的，是为了解救丈夫，而不是挑起武斗。
3．未与强盗同行，却遭到了丈夫的鄙视。
真砂说谎的动机：为了保全自己的贞妇名节。
不论是与强盗顺奸，嗣后为和强盗离去而意欲灭丈夫口，还是努力抗争而被强暴，并选择和丈夫在一起，女人总是要顾全自己的名节。这个动机，在四个人的陈述里都得到了体现，贯穿案情的始终。古日本的女子，也是要靠着名节吃饭的，所以真砂必然为保全名节而说谎。
（四）亡灵的召唤：我是自杀的！这个答案最匪夷所思。
武士的叙述里，自己的死是舍身取义，是谴责淫荡残酷的妻子，是冷眼洞穿这幽暗无情的人世，而并不是被强盗斗败而杀，也就说自己并不是一个连妻子都保不住的弱者，而是一个光荣高贵的死者，是武士道精神的忠诚捍卫者。
1．“我是自杀的。”
2．绳索是多襄丸寻找真砂未果后，为我割断的。没有发生武斗。我在肚子的悲伤里自杀了。
3．真砂答应与强盗同去，并要求杀了我（这个无耻的女人）
武士说谎的动机：捍卫自己的武士名誉。他这份清高的告白，塑造出出淤泥而不染，頂天立地的刚直形象，他控诉妻子的不贞，终以自杀作为结局，充分表现武士的精神和自重。
（其实是个武艺不精，眼见妻子被玷污无还击之力的懦弱男人。在妻子提出让两人公平武斗之时，却以巧言回避武斗，还羞辱了妻子。终使女人积怨的力量爆发，导致武斗）
二、武士被杀，命案铸成，谁是凶手？ 还是根本没有凶手？
通过第一部分，对四个人陈述的虚实分析，我得出的结论是，强盗是凶手。
当然，从医学角度来看，可能直接死因是后来樵夫把短刀拔出，导致冠状动脉大出血而死（根本死因），也就是说可能多襄丸和樵夫共同导致了武士的死。但樵夫没有杀人的故意。
黑泽明的本意也并非是讨论凶手是谁，但是芥川龙之介写小说一向是意在言外，出其不意，凶手隐在案中人之外，并非没有可能。
我生于医生之家。从樵夫的描述来看，他是目睹这武斗发生。也就是说他最后贪财去拔刀和插刀的间隔很短，人的心肌在撕裂的一定时间内有粘合的现象，仍可以供血，但是若是仓促拔出，倒是可能导致出血死亡。这就是建筑工地伤害案件里，民工被钢筋贯胸而入，必须连着钢筋一起送入医院的道理。
三、如果你是法官， 根据四个人陈述和证据，你将如何认定本案事实？
每个人都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演绎出一套逻辑。要维护的利益越致命，个人歪曲的动机就越强烈。四个人的利益轻重相衡量，由低到高分别是
樵夫（盗窃）<强盗（强人形象）<真砂（名节）、武士（名誉）
1.所以从技术角度分析四个人的陈词，樵夫的陈词对真实的歪曲程度最小，因为他与命案核心离得最远，利益关联最少，没有人命牵连，仅仅是在命案凶器螺钿短刀的问题上藏私，所以他的大部分证词在物证上（先后看到的仕女笠帽、割裂的绳索、发现的尸体）一一得到了应证、并且在案情发生的描述上，其因果逻辑通顺合理、当事人行为举止的描摹（特别是真砂的柔弱顺从到恶毒挑拨的情绪变化）翔实具体、全部情节发展的节奏皆有章可循，有据可信，虚构和重建的可能度比较小，唯一的歪曲是结尾去昧了值钱的短刀。
因为樵夫从全部电影来看，是个人性尚善、还算诚实并胆怯的人，不可能大幅度歪曲真实，而且说谎技巧并不高——他对“短刀”这一消失的物证，与究竟是“谁”杀了武士这一案情关键相比，一个并不太起眼的情节，显得反映过激，不太会撒谎。所以在重塑真实案情的问题上，我大部分采信樵夫的证词。
强暴一幕，无从得知。但是，强盗央求真砂与其同去而真砂割断丈夫绳索要求两人公平武斗，武士厌弃妻子，真砂挑起武斗，两人乱斗，武士为强盗所杀，真砂逃去，我相信是本案事实。
但是杀人工具是螺钿短刀，后为樵夫所窃。
2．强盗多襄丸已经被捕，身负旧日数桩血案，命将引颈就戮。从他在公堂上的嚣张剽悍表现（不断狂笑）来看，他比较在意自己的骁勇形象，百般粉饰歪曲事实的动机也在于此。但是强者形象对于他并不是一个致命的问题，所以对案件陈述的真实性虽有折扣，但是大是非上无需撒谎。
3. 真砂和武士的供词可采性力是最弱的。我和同学在讨论的时候，甚至怀疑真砂在命案当场的精神状态情况，一个女人被两个男人都抛弃，丈夫无情鄙视，强盗也肆意丢弃，这种打击对女人来说是灭顶之灾。于是真砂在瞬间从软弱温驯的形象激变为一个恶毒冷冽的挑唆者，而且一言一行极尽挑逗能事，相当的歇斯底里和狂躁不安。这已经出现了典型的精神病理学上“精神分裂”症状。对于她的证词，我只能得到一些当事人情绪变化的映证。
清高名誉对于武士来说，如同清白名节对于女人，都是致命的。所以武士的陈述大部分是为了服务于自己名誉的虚假陈述。
Ps,关于灵媒证词的可采性
在平常的案子里，灵媒证词当然不能作为证言。但是这个电影的主旨并不是在于揭示案情，而是表现这样一个主题：对于同一个事实，每个人受着不同的利益驱动，要维护自己，做着有利于自己的陈述，犹如镜照花面，各执一端。
所以灵媒证词当然可以看作是武士的陈述，并无不妥。
四、感想
夏日午后，树影摇晃，光影斑驳，犹如情欲炽烈，人心煎熬。
我不是一个成熟的法律思考者，道德也太高深，我就从哲学和情感来谈谈对于这个故事的看法。这个故事道出了一个恒久的哲学命题：叙述和事实的不确定性。或者说，究竟什么是真相。
1． 什么是真相？
也许当一个事件“本身” 消失后，对于这一事件的一切有关的叙述都不可能是纯客观的。人要虚饰自己，维护自己的体面，这是与生俱来，难以更改的本性。在编织各谋其利的谎言中，世界变成了一个人与人之间不能互相信任的世界。当然，在谎言没有互相冲突，真像没有交相冲突之前，这世界还可以维持幸福的表象。
所以，我认为在人心深处不存在一个公知客观的真相，每个人的真相都是出于自我倾向的目的而重构过的。
所谓我们所见的，不过是幻象的合理维系和真相的部分掩埋。
因为上帝说，我在阳光下所见一切，都是虚空，都如捕风。
（Ecclesiastes 1：14
I have seen all the works that are done under the sun; and, behold, all is vanity and vexation of spirit.）
2．各人如何看待自己的善恶？
可以见到，在他们各自的故事中，自己都是没有什么大的罪恶的，故事中的他们都有充足的行动理由，恶往往出现在别人身上，自己往往是无辜的。这反映了人类自然而然地行为方式和思考方式。我们自己其实也是这么做的，我们总在为自己的行为寻找借口并不断开脱。
他人即地狱。在他人的恶面前，有两样东西是可以与之对抗的，一是基于普遍正义的勇气，二是基于自身恶意的勇气。而在极端的环境中，人们常常会选择后者。影片中的不同的角度的叙事，实际上是各人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在他人的恶意中寻求自身恶意的勇气，不管这种恶意是真实的，还是臆造的。
但是这种恶究竟可以支持多久？其实人又能自我辨认出自私和撒谎之恶，所以人性中依然有一个东西存在，这个向善的东西本能地告诉着人们什么是恶什么是善，并自觉羞耻。《罗生门》里的众生，在叙述里的某一刻，都表现出恐惧、战栗和回避的姿态，这是他们为自己本能的撒谎而感到羞耻。
羞耻，正是是向善的萌芽。
《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佐西马长老的哥哥，在临死的日子里，感到了生命就是天堂，感到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本应是如此紧密的，感到自己身上深深的罪孽，感到自己的存在愧对了窗外歌唱的小鸟。维特根斯坦的日记里，到处写满了对自己的脆弱和罪恶的忏悔。奥古斯丁、卢梭、托尔斯泰更是不约而同地写出《忏悔录》。能深切地认识到自己是如何的恶的人，其实是能够理解什么叫善的人。
影片开头，樵夫看见这三个人如此这般地为着自己的利益改变着事实真相，他紧锁眉头，犹犹豫豫只喊着“不理解”。他不理解人们为什么要这样相互隐瞒，为什么这样自私。在看到那个躲雨的人甚至把弃婴身边的衣服都抢掉的时候，他更是愤怒地指责。然而，他没有想到，自己的良心上也有污点，他为了不卷入是非，在衙门上隐瞒了事实，之前还把值钱的短刀偷掉。
在指责别人的过错甚至是罪恶的时候，我们愤怒，甚至表示震惊，然而面对自己的过错甚至罪恶，我们看得见、看得清吗？于是到了影片结尾，樵夫说“我不理解自己的灵魂”。我们能够看见别人的自私和谎言，表示出“不理解”，甚至是憎恶，但是我们却很难看见自己的自私和谎言。《道德经》三十三章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有力，自胜者强。”
3．人性的出路在哪里？究竟是向善还是向恶？
除却陈述的四人之外，另两个人的性格和言行各自代表一种色调，与前面四个人构成了一个整饬的平衡的结构。
行脚僧代表一种向善的期望，是理想主义者的基调。
他在起初听到这个案情时，喃喃自语说，“如果人不能相信别人说的话，是多么可怕。”电影对于人性之恶的揭露是层层递进的，最初行脚僧还觉得人世并未如此惨烈而不堪，随着案情的深入和四人陈述各显端倪，僧侶，被这各说各话的情形，搅和了原有對人的道德感和信任心，是非对错的观念开始模糊，对人性产生了深刻的质疑。理想主义者从本能上并不太愿意接近或者接受真相。
另外一位路人打杂的，是现实的功利主义者，冷酷无情，自私贪婪，连弃婴的衣服都要夺去，却对命案的真相和人性的恶看得一针见血。他把一种尖锐、冷酷、罪恶的东西表达得淋漓尽致，虽然他不曾犯了命案，特别是对于弃婴父母的一番责骂，似乎让观众都认同了人性本恶，苟活世上，人人都必须利己而杀人而说谎而攫夺他人之物的这种观点。这是一场戏的高潮，带着恶的加速度，肆意破坏着观众心里的善。这是一种日本人都有的，台风式，暴虐的破坏欲望。
还好，黑泽明对人世毕竟还是同情的，他在影片的最后給正义留存了空间，也給了世人以希望。影片在过程中展示了人的自私和谎言以及互相间的不信任，却在结尾处展示了人对自私和谎言的反省，以及人与人在走过地狱之后重新达成的信任：行脚僧最终把孩子交给了樵夫。
正是在四个人所讲述的故事的对照下，在一个人性之恶不断深入的催化下，在一个公共的交流环境中，他们最终看见了，别人的，自己的，罪恶。对人类灵魂的信心如何保持？如果执守在一己之想法内，我们固然看不清自己的灵魂，但是，通过谈话，通过把事实外化、公共化，我们终于能够在看清别人的灵魂的同时，看清自己的灵魂。
耶稣跟人们说，只有没有犯过任何错误的人有权利拿起石头砸那个有罪的女人。而在发现自己的不洁净，并为之深深惊诧、自责，之后，也许，我们能重新找到走向善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