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暑期档中，“文艺片太烂”与“宣传欺诈”成为了醒目的讨论话题。在其中，《第八个嫌疑人》票房相对最高，受到的非议也格外巨大。从成片上看，它的质量绝非下乘，创作倾向与宣传打法的背离也确实存在。

它以强悬疑的类型片打法进行宣传，但其风格却大相径庭。人物真相几乎在第一时间便完全揭晓，而叙事风格和镜头设计也高度服务于自身主题，前者并未集中于探案经过，而是人物在不同情境下的状态转变，后者则在“社会生活的日常”与“原始环境的冷峻”之中切换，均不强调强戏剧感与强刺激性。它当然没有那么大部头，更不是表面时间大跨度似乎可承载的“时代史诗”，更接近于一部专注于人性表达的小品之作，视角脱离时代社会而相对内收。

第一个镜头里展示的，便是全片的真相。在极度荒蛮的土山上，一个模糊的身影杀死了同伴，随后将之抛下山崖。这个环境将人的社会属性完全剥离，还原成了本性的形态。而镜头则始终是克制的远景固定状态。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影片淡化了人物的个体属性，杀人者大鹏，被害人强哥，协助者孙阳，面目都完全不可见。导演希望强调的的本片所指对象的广泛性，是每个人都会拥有的共有真相。在银行劫案中，导演数次给到战场的空中远景镜头，也是如此用意。

本片讲述的，便是大鹏处于一种社会环境中，因压力而被剥离社会形态，回到一个原始的存在，并再次进入社会，在其中获得新的“后天社会人”身份，最后又被抽离出来而还原成最原本的兽性的过程。大鹏从逃亡中获得了新的身份，由此成为了一个全新的“社会人”，这是他在种种经历中确实积累而得到的全新人格，并非全然出于掩藏罪行的虚假伪造。

由此，大鹏就拥有了两个截然不同倾向的两种真实人生线索。借助电影的两段时间线，二者的区别得到了明确的表现，更表现出了内在的一致性。在九十年代的时间线中，大鹏主要表现出的是“利欲的商人”身份，在官商一体的社会环境中努力适应其游戏规则，却愈发受困于资金困窘之下的失意与愤怒，最终引发了基于”利欲、愤怒、名欲”的杀人。而在当代的线索中，大鹏则倾向于完全相反的“居家男人“身份，寻求“欲念”背面的“亲情与爱情”，适应的是普通人的谨小慎微之规则，在林家栋的追逼之下持续剥离开来。第一时间线的主体是“恶之本性”，第二段则是相反，即使来自于前者“莫志强”身份里的亲情也在这里方才得到具体展现。二者的起点是两重社会性身份，最终通向的则是开头的一幕，全然架空于一切社会环境的荒郊野岭，甚至不存在于现实世界，而是大鹏的梦境，也只有在梦中的他才会摆脱所有外部影响，只留下最本真的自我形象。

在表面上看，林家栋在两个时空中都追逐着真相，他代表着“法律正义的警察”这一社会性的铁则标准，是逼迫大鹏回归原始状态的推动者，特别是在当代线中尤其如此。这正是影片有趣的一点，林家栋事实上也是另一个“大鹏”，他二人都被逼迫着进入了本性状态，而逼迫他们的其实是某种原始性的存在。如此一来，林家栋独立地成为了“人人皆原始”的证明者，作为大鹏追捕人则又带来了“逼迫大鹏回归原始的外在原始性力量”的作用。相对而言，前者的塑造让步于后者的“功能”，显得比较单薄。

在第一次出场中，导演就强调了林家栋的社会性身份的剥离：先是与各位同事进行着酒桌应酬，与过去时间线中第一场戏里应酬的大鹏高度对应，随后则是脱下的警服镜头，意味着退休带来的身份剥离。这是他在当代时间线中的状态，而在过往时间线中，二人事实上的第一次交集---林家栋与帮大鹏存钱的孙阳---的银行劫案中，处于警察身份中的林家栋则与商人孙阳一样面对原始动物一样的贫民劫匪，无奈地举手配合。在此处，他与大鹏一方都在原始力量前表现出被动的无力状态，这也延伸出了后续更加具体的被动性表现：以此劫案为起始，警察林家栋开始了张颂文牺牲而萌生报仇之念的持续追查，在脱离警察身份后依旧以报仇之念为原始驱动力，“被动”地成为本性真情的“动物”，商人大鹏也由此无奈选择抢银行，一步步地走向了原始的深渊。

对于林家栋，导演拍摄了他与张颂文的一系列温馨互动，最终让张颂文死于非命，从而形成了林家栋对大鹏的个人仇恨，这种报仇的冲动便对应了纯粹的“本性”，让他在退休后依然追捕大鹏。也只有这种本性的冲动，才能让他足以与大鹏匹敌。而张颂文则被反衬性地强调了“社会人”属性，在与银行领导的交谈中先是夸奖对方，展现出老于世故的老油条一面，他死于大鹏等人之手的结局也就成为了“社会性”之于“本性”的败北---导演细致地展现了张颂文和林家栋追查银行抢劫案的过程，与局长进行交涉，倾听领导的“思想宣讲”，以规整科学的当代探案手法一步步追查，最后却在这一整套的“社会性语境”中失败。在张颂文死亡的时候，他整理了自己的衣着，再一次强调了其“社会性“之于劫匪的弱势，一直持续到人生终点的对决结局。而作为对比的是当代时间线，林家栋仅仅依靠自己的“报仇冲动”，便解决了一切。

在大鹏这边，导致他杀人的并不是官员，而是抢劫了银行的老乡，让他的大笔金额丢失，无奈地打劫杀人。在他与老乡的对比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大鹏与对方的不同，以及被动进入原始状态的进程--老乡的出场是在极其破败的环境中，与大鹏接触时更是衣着褴褛，随后被他人提醒“把鞋穿上”，完全是不通人性的原始动物一般。他与老乡拥有利欲的共通点，实现方式则有“经商获利”之“社会性”与“直接抢劫”之“原始性”的区别。此时，因抢劫而导致大鹏社会性手段失败的老乡就成为了林家栋之外的又一个原始外力，逼迫着大鹏走向自己的原始一方。非社会性手段才符合利欲对应的恶之本性，大鹏最终会在其驱使下回归原始，老乡的外力推动实际上是对其自身内在驱使力的具象。

在他们准备打劫的阶段，我们看到了“本性”对于“社会性”的逐渐压制。大鹏说服孙阳参与打劫，一段关于二人旧日经历的回忆闪现而出，成为了大鹏告知“你也回不了头”的证据，而此刻的回忆则类似于开头的梦境，是架空于现实的原始本性环境，对应着大鹏与孙阳此时的场所切换：离开繁华的城市，进入漆黑一片的郊外。

此外的一个象征性手法，则是“茶壶”与“手枪”。第一次见到劫匪时，大鹏为他倒茶，却伴随着丢失金钱后的极度愤怒，而特写镜头中的茶水也溢出了杯子，打破了传统意义中的社交与文化之社会属性，呈现出愤怒的延伸状态。此刻，他的茶水压制了对方的手枪，本身却也是后者的等同存在，是“愤怒的射出物”。到了银行抢劫的准备期，老乡将枪拍在桌子上，大鹏则屡次在特写镜头中倒茶，此刻二者的对等性更加明确，依然处于过渡性阶段，“把枪收起来”与“茶水未溢出”，前者让步于正常状态下接近于社交与文化之社会性的后者，而众人商量的打劫则正是对此社会性表象的真相揭露。到了打劫进行时，“枪”则压倒了一切，同伙是大鹏口中的”你不是一直想开枪试试吗”，众人激烈交火，连续开枪。此后的每一次开枪，都带来了大鹏向着原始一面的逐渐深入。

值得注意的是，片中的开枪并不是游刃有余的高手打法，而始终是身处危险之下的慌乱行为，从打劫案开始便是如此。这让“开枪”成为了一种本能性的应激反应，将一切还原成动物一般的撕咬。而众人在此刻开枪的被动状态，也预示了他们走向原始本性的被迫性。打劫案中的被动开枪，让大鹏在收钱时陷入恐慌，随后看似实现了工程落地的辉煌，其同伙却在同一时间被张颂文等人抓捕，林家栋也看到了他在结婚请柬上的名字。随之，同伙又一次的“慌乱开枪“，让张颂文死亡，大鹏进一步被推进了更不可挽回的深渊。

大鹏希望在社会中出人头地、满足利欲，却在“原始动物”一般的劫匪搅局中不得不参与打劫，一步步地走向原始杀戮。在逃亡的蒙太奇中，他的“走向原始”得到了非常具象化的表现，他以商人的形象走上卡车，逐渐变得肮脏落魄，与动物一样的劫匪并无二致，最后来到了梦境中的矿山。孙阳的发展也同样如此，且是对大鹏的预言：他从一开始就是被大鹏逼迫着参与打劫，在矿山中则身患重病。这种预示作用于大鹏的“第二次社会性人格”，他剪掉了头发，与孙阳一起逃出原始矿山而回归中国社会，一段简单的快速剪辑交代了他对于新人格的积累，与齐溪相识、工作、结婚，形成了亲情与爱情的善之本性。然而，他却并不能完全融入这个人格中，而是与心中的本性情感持续冲突，在遇到曾经相识的林家栋时，结婚接受喜酒时，都会产生错愕的表情。在结婚这一“获得新生活”的关键时刻，他却反而出现了与真情的最大冲突，亲情让他给父亲打电话并跪拜，而齐溪在门外的窥探则带来了基于爱情的怀疑。恶与善的本性冲突之苦开始体现出来，旧人格的恶让他无法完全拥抱新人格的善，而旧人格的善也加入起来，带来强烈的痛苦，甚至破坏新人格中对应善的“爱情体验”。

随着林家栋的到来，当代时间线与过往时间线呈现出了复杂的关系，既是“人情”之于“欲望”的对立，也是“原始性”剥离“社会性身份”的对等。如上所述，林家栋本人就代表着“复仇的原始性”，而他对大鹏的探查则同样从对方的本性情感入手，先是接近其父亲唤醒其亲情“想见儿子最后一面”之下的线索提供，随后则借用齐溪的感情，告知大鹏的“真实”身份，让对方的背叛感与恐慌感而协助自己。作为其结果，大鹏也只能在这来自外部的种种本性推动之下，无奈地面对自己的原始真相：并非“商人”莫志强，而是“杀人冲动者”莫志强。他逃离了矿山，在仰拍镜头下沐浴于阳光，似乎获得了摆脱原始的新生，作为其手段的“杀人”却恰恰成为了内在的枷锁，让他从未真正逃离出去。

在大鹏与林家栋的最终摊牌中，齐溪知晓了他的杀人犯真相，孙阳澄清了自己的身份，镜头再次闪回出矿山的一幕，而大鹏也再次回到了类似于矿山的荒废环境之中，再次搬起了石头。这一次，他的一切驱动力不再是物欲，而是对亲情与爱情的渴求，希望能够保护住目前人格下的感情体验，而这种善的本性则同样引导着他再次举起石头，仿佛回到了矿山的杀人状态之中。有趣的是，此时的林家栋回头看到了大鹏的杀人意图，却并未有太大的反应，依然将话头接了下去，这让他明确地成为了这一切原始环境的融入者，与大鹏完全对等。作为二者进程的结果，过往时间线是黑暗的，而当代时间线则是相反的光明，它们都是对大鹏本性的逼迫性还原，拼凑出了人之本性的双重复杂性，天生的善恶一体。

在最后，大鹏再次获得了“逃出矿山”的机会，且是两重社会性人格合一的出路。如林家栋所说的那样，他回到了自己开始的地方，而齐溪在知晓他双重身份的情况下选择了“我们离开吧”，延续了这个二重身份之下的家庭。然而，这一次的“逃离”也必然地失败了，且发生得更加迅速---孙阳已经无法跟随，也在第一次的逃跑的痛苦中充分意识到人格重生的不可能，大鹏必须杀死他，由此又回到了矿山的状态。

第一次的矿山由“物欲之恶”推动而成，大鹏已然混合了“救孙阳性命”和“杀人”的善恶杂糅，以剥夺生命的方式挽救孙阳的生命，并挽救自己在“重获新生”意义上的生命，却因为唯一可行手段的杀人之“恶”而必然得不到“更新人生”的“善”。到了第二次的结尾处，他由“对感情的渴求之善”引导至此，再次试图挽救孙阳，自己逃向下一次人生，也同样兼具“救亲人之善”与“杀人之恶”，形式却变成了杀死孙阳而让其精神解脱，甚至不再具有表面上的“挽救肉体生命”，而他的失败也来得更加迅速。这样的恶化揭示了善恶杂糅之本性的不可脱离，更以其程度的升级而表现出了第二重人格加入后的进一步悲剧结果---每一次的重置人生与社会身份似乎可以带来新的机会，实际上却只是本性杂糅之下的又一次痛苦，痛苦的叠加带来其人向着毁灭的愈发加速。

于是，孙阳又一次成为了他“无法逃离”的预示。镜头对准了他痛哭的表情，这正是两重时间线之“善恶交杂”下的本性悲剧---他拥有当代时间线里表现出的“善”，因此不能对杀死孙阳无动于衷，也拥有过往时间线里的“恶”，由此才来到了如今杀人的窘境。林家栋等外力的“原始性”在这里非常外露地变成了他的内在：善恶交杂的本性让人必然陷入痛苦，不得解脱，齐溪在决定逃跑之前所拜的佛祖也无能为力。大鹏短暂地看到了烟花，甚至亲手握住了小型的烟花棒，却马上在杀死孙阳的时刻陷入黑暗，烟花只留在了遥远的窗外一隅，可望而不可及。而作为“原始性”之外部象征的林家栋也再次起到了作用，他先递给大鹏烟花棒，随后又完成了对其的抓捕，亲自完成了对大鹏社会性身份重建的“让步”与“压制”过程。

这也是电影标题中“第八个嫌疑人”的指向。在收官阶段，大鹏说出了“我不是莫志强，莫志强是另外一个人”，在他试图脱罪的语境中，那个“莫志强”倾向的并不是犯案前的“商人”，而是是林家栋一直试图追捕的“犯案后的杀人犯”，也是大鹏在第二次社会性身份建立之中，试图排除出身体与生活的“由原始性引导出的本性状态”，而站在此处的大鹏则是非嫌疑人身份的第二人格者。但是，即使他似乎已经脱离了“杀人犯莫志强”的“第七个嫌疑人”身份，他也依然会是比现实犯罪团队多出一个的“第八个嫌疑人”，因为其本性是超越其具体身份变化而始终存在于心的，即使不是“银行劫匪与杀人犯莫志强”，也会是对林家栋举起石头并杀死孙阳的又一个杀人犯。

嫌疑人对应的“本性”是不会因具体身份而消除的。事实上，这种身份跨越性也再一次带来了影片所指对象的广泛性，无关于具体身份，每个人都可以是“嫌疑人”。在电影里，导演非常频繁地提及了“口音”的元素，警察查案时会询问嫌疑人口音，劫匪们互相寒暄也会辨认口音，口音的话题甚至出现在各种闲聊攀谈的对话中，林家栋和张颂文等演员也会在一些段落中使用地方方言。这强化了电影中人物的地域属性，是个体性存在的标识。但是，当影片逐渐进入收尾阶段，特别是大鹏充分展现出善恶杂糅的本性与痛苦时，口音便消失了，这让此阶段中的本性展示瞬间拥有了更具广泛性的指代作用。

有一些电影，完全就是强类型、强戏剧、强话题、强段子、强情绪、现实主义语境的反面。其行为事件并非完全以绝对现实化语境下的戏剧逻辑为基准，如“在现实里根本不会这样”。创作这种作品，诉求已然是“创作满足大于商业满足”，那么在商业层面就必须有所割让。而如果强行以类型片--尤其是非常直给且浅白的当今大陆宣传方式---的打法进行宣传，那么它可以“骗”到一些票房，也必然会因为不适配受众人群的入场、观影预期的错位，而迎来低于客观质量且方向走偏的差评，这是非常正常的结果，能否被个人满足之出发点的创作者接受却不一定。

《第八个嫌疑人》并没有鸿篇巨制那么震撼，立意格局也没那么高，而镜头语言上也流露出了一些粗糙感，如在呈现痛苦时对准人物的脸部单纯呈现其哭泣，在缺乏其他环节配合之下让齐溪这种演员都很难招架，显得尴尬无比。但在自身表达方向上，本片的文本和一些设计还是做到了“完整”。

它在口碑上的失利，无疑是给所有非典型商业片的一个警钟：并不是所有的电影，都适合“短视频”“段子化”“强话题”“高类型”的宣传打法。找准电影真正的受众，远比盲目对接不契合的更广大消费者，来得更加重要。即使出于“风评自来水带动票房延续”的考量，也同样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