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Peeping Tom在1960年5月的一天上映的时候,没有人知道它将深刻地改变很多人的一生。导演Michael Powell携《红菱艳》、《黑水仙》等作品优异的口碑与声势而来,却遭遇了彻底的滑铁卢。英国影评界对这部惊世骇俗的影片所给出的反馈,几乎可以用“鞭挞”来形容。《观察家新闻报》使用了“disgusting”表达对这部电影的厌恶,《星期日泰晤士报》同样谴责此片为“vicious”。影评界的群起而攻之,导致Powell在本国的执导生涯严重受挫。此后,他游历澳大利亚和欧洲大陆,拍摄了几部片子,但昔日辉煌不在。尽管进入90年代后,Powell本人也见证了Peeping Tom在英国电影史地位不断上升的过程,但他拒绝再次公开谈论这部作品;在名为A Life in Movies的长达700余页的自传里,Powell提及Peeping Tom仅有四次,且绝口不提它收到的评价——他对此从未释怀。
Backhaus给出的反馈,毫无疑问,意味着音乐殿堂的大门永久地向Carl关闭了。留给Karl Böhm夫妇二人的,自然只有无尽的失落。这对在日常生活中不介意永久缺席的父母,却不愿轻易放弃对独子人生方向的掌控。他们又为Carl精心选择了另一门同样精致的“艺术”——日耳曼语言和文学。当这条道路被证明失败的时候,他们又敦促他学习艺术史,但再次无功而返。直到1948年,Carl在维也纳为导演Karl Hartl “The Angel With the Trumpet”一片担任助理,并在此后一年投师Albin Skoda和Helmuth Krauss门下学习表演,他才真正摸索到了自己乐于从事的东西。当Carl最终在Burgtheater完成首演时,他已是21岁年纪。在此后的五年时间里,他参演了若干电影和舞台剧。正当他“已不希望再出演轻歌剧式的媚俗剧”的时候,《茜茜公主》中的弗朗茨•约瑟夫皇帝一角,将他领向了一条本无意走上的不归路。与其说他在挑选角色,不如说角色更多地在挑选他:一股难以摆脱,甚至几近虚伪的中产阶级气息将他牢牢定型,成为他扮演的各类角色的标签。
这也就是为什么当Michael Powell带着Peeping Tom找到Boehm,告诉他他相信Boehm“能理解拥有一个专横独裁的父亲的感受”,他随即接受了这个既意味着挑战,也意味着机遇的病态角色。他期待着自身演艺生涯的转型,期待着能在英语电影界就此立足,梦想着好莱坞。但这个梦很快便化作了泡影。影片在评论界遭遇了大溃败,演员也未能幸免。Boehm没有去成好莱坞,也没有打出英语电影界的一片天,相反,Peeping Tom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损毁了他凭借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形象所累积起来的好感。别无选择的Boehm,只好带着支零破碎的事业,黯然回到欧洲大陆,继续一边参演电影,一边参演舞台剧。直到六十年代末与Rainer Werner Fassbinder相遇,与他展开对各类社会问题与人生价值的讨论,Carl Boehm的自主意识,才第一次被这位特立独行的导演所唤醒。他开始深入探索他一直饱受困扰的社会不平等问题。作为探索的方式,他旅行至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目睹了难民营的境况,为非洲大陆的贫困所深深震惊。他在访问结束后随即创办了Menschen für Menschen(简称MfM)慈善基金。此后30年,基金运作十分成功,多次获得德国联邦政府、奥地利政府、埃塞俄比亚政府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嘉奖,在对抗埃塞俄比亚干旱、难民迁置、职业培训、儿童救助、女性平等斗争与医疗设施建设等方面均有建树。埃塞俄比亚成为了他的第二个家,那里的人们亲切地称呼他为“父亲”。在这片广袤的大陆上,他变成了Vater Karl——第一次拥有了父亲的名字,也正是在这片广袤的大陆上,他不再是Vater Karl——父亲无尽的阴影已成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