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发于“幕味儿”公众号 2023年10月9日 #迷影栏目。未经授权，请勿在任何平台以任何形式转载。感谢）

作者: 握瑜生

2023年柏林电影节主竞赛第五日放映结束后，只有两部作品的评分超过3.0，其中一部是由五提金熊的德国名导克里斯蒂安·佩措尔德掌镜的《红色天空》（Roter Himmel）。高居银幕场刊评分第一的影片出人意料地拿到了3.6的高分（满分4.0），其亚裔主创团队名不见经传，甚至可说是在强手如林的主竞赛片单中最不起眼的也最容易被忽视的一席——它就是《过往人生》（Past Lives）。
在“三大”中，柏林电影节向来以关注电影的政治性、话题性以及文化属性而著称，即使每一届的评选标准与旨趣相当程度上会受到主席团成员具体构成的影响，但其大致口味很难出现剧烈变化。《过往人生》是导演席琳·宋（Celine Song）的电影处女作，如她所言“这更像是一部有着浓厚自传色彩的私人影像”，看似与柏林主竞赛单元大异其趣的它又是如何赚足媒体代表和观众们的眼泪的？

一、空间：人与城
美籍韩裔导演席琳·宋出生于韩国，12岁时举家移民加拿大，而她的父母都是艺术从业者，父亲是一名电影制作人，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宋的职业生涯。从哥伦比亚大学创意写作专业毕业后，宋开始定居纽约从事戏剧编导工作。在《过往人生》中，女主人公娜英的经历大体上就取材于宋的亲身经历：几年前，宋的儿时玩伴正是从首尔飞赴纽约，与她和她的丈夫在一间酒吧内重逢。
诗人廖伟棠说：写作者最大的能力就是不忘记的能力，其次才是想象力与修辞力。一切写作者，无论是用文字写作还是用影像写作，有关个体的记忆永远是可以持续不断地提供素材的源泉，修辞有赖勤恳学习，想象受限于在世间行走，只有记忆，从每一个当下之瞬向前回眸，从不干涸。如果人事种种为记忆提供了坐标，那么人与事交错的空间则建构起记忆的参考系。从高低错落的小巷到霓虹闪烁的街道，20年间娜英越是熟悉这座纽约城，她对于韩国的记忆消散得就越快，在通向大西洋的哈德逊河口，她与同为艺术家的、白皮肤的亚瑟相恋、共读、一起写作，她的名字叫诺拉。而海成在首尔长大，到上海求学，和朋友们在明洞的烤肉店里喝烧酒，去往纽约的路他整整走了24年。

席琳·宋在影片中进行大量了人物与城市宏阔背景、城市地标之间的对照，例如娜英与海成见面时的中央公园内景、在纽约大桥下漫步、乘船去自由岛看自由女神像，以及海成在上海时与窗外东方明珠塔的同框……人与城的相遇，终究是人与人的故事，人与城的关系则一刻不停地改变着人与人的关系。在海成的纽约之行中，我们能看到的是娜英与城的和谐一致、海成与城的格格不入，这是城与人的嫌隙、更是人与人的陌生，亚瑟即便从未去看过自由女神像，但他与纽约城却不曾生出过半分隔膜。
“我把小娜英留在12岁那年了”，这是娜英对海成的话。在首尔街巷中分手的那条一上一下的岔道口旁，娜英没有离开过，她只是与今天的你我渐行渐远了。

时间：新与旧
这部作品的独特之处还在于，相比本届主竞赛单元的《红色天空》《勉强度日》《两万种蜜蜂》《白塔之光》，甚至去年的《双刃剑》《阿尔卡拉斯》等处于聚光灯下的“主流”作品热衷于采取小品式的、片段式的故事讲述形式，其叙事规模之大、之远是不多见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给宋的新作带来艺术张力的是重要一环即时间本身。电影本就是关于时间的艺术，《过往人生》在时空两个维度上都保持了野心。

提到单部影片涉及主人公的长时间成长经历，理查德·林克莱特的《少年时代》堪称此道巅峰，用近12年时间将一个个体成长排拍成了史诗之作。《过往人生》叙事时间上的前后跨度超过24年，以24岁时重获联系和36岁再次相遇两个时间为主要叙述节点，几乎覆盖了一对青梅竹马从青涩到成熟的前半生成长。
影片三次刻画了海成与友人聚餐的画面，对这一典型的现代韩国式生活场景的反复的强化，客观上提示着时间已然把海成塑造成了一个传统的韩国男人，这也是娜英与海成再见后的亲身感受。对于娜英与海成，时间的积累终于使他们成为了两条路上的人，这种感受无法直白地向对方宣之于口，海成从儿时考试常得到第二名总是超不过娜英的小男孩，再后来变成了笔记本电脑屏幕上的一个人物影像，而今又真实可感地站在了娜英面前；娜英则从以诺贝尔文学奖为目标，再后来变成了憧憬普利策奖，而今开始为了托尼奖努力。
近四分之一个世纪的瞬间自指缝中溜走，生命中的有些部分还在原地，而其他早已经丢失得稍无声息。那三座玩笑样的奖杯宿命一般地把娜英与海成的生命轨迹都归纳明了：人生一开始是平铺直叙、叙说故事，后来则像新闻事件一样迎来无数突发和偶然的峰回路转，最后才看清楚原来一切如戏，你方唱罢我才登场，往日情景只能以闪回的方式随着回忆获得片刻恍惚，未来更无交集的机会，于是在一个又一个路口擦肩而过，却始终无法相伴同路。

语言：我与你
“凡真实的人生皆是相遇[]”，德国哲学家马丁·布伯如是说。
影片一开场就以酒吧中第三人称视角未露面的一对路人对话，将三位主人公娜英、海成和亚瑟引入故事当中，通过路人的交谈给出了关于主人公之间人物关系的几种推测，而可以想见无一正确地反映了三人之间的关系，这其实从侧面显示出具体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坦白地讲，作为一种情感动物，同为处在无尽地关系中的个体，我们很难为出现在生命中的所有人划定唯一的身份，太轻率地爱或恨是我们时代的一种病症。
那么，人们凭何理解这种复杂的关系?答案是：语言。在某种程度上，所有人都是被语言所形塑的生命，能够理解与沟通的前提是我们可以使用同一种语言。
与海成再见的第一晚，娜英回到家中与亚瑟的对话里，亚瑟吐露他想要学习韩语的原因：“你用一种我听不懂的语言说梦话，就像你内心的某个地方，我无法触碰。”事实上，娜英与海成之所以在时隔多年后还能望向对方，亦是因为仍存在一种语言能把彼此相连，然而这种连接并不绝对稳固，恰恰是处在退化的过程中——娜英提到除了与海成以外，只有和母亲对话时才会用韩语。
《过往人生》中另外一个无法回避的元素就是其中的佛教思想。被放置在人与人中间无法而被语言加以描述形容的东西，就被称作因缘，这是娜英曾用英语解释给亚瑟的东西。因为在最后的最后，语言也许会飞离我们，就连记忆也同样会黯淡，只有因缘可以为你我一解。
电影名“past lives”直译为前世，来自于娜英与海成最后的对话，轮回转世，前因后果。波伏娃写给异国情人奥尔格伦的句子，今天已经为大众耳熟能详：唯有你也想见我的时候，我们的见面才有意义[]。12年前，娜英和海成其中的一个假如为对方而远渡重洋，或许结局真的会不一样，“如果有来生”是这世上抱憾之人最爱说的慰藉，千回百转惊天泣地更适于一个动人的好故事，然而最好的故事未必是最好的现实。


小说家略萨曾在《酒吧长谈》中写到：“从小时候起，我就想把我经历的种种事情写成故事。我一直摆脱不掉这一诱惑，甚至有时有这样一种印象，即我一生的所作所为或是别人对我的所作所为都只不过是为了编故事而找的借口。[]”《过往人生》是宋试图在宏阔的时空坐标系上对于某些细微情绪的回顾，它和缓、忧伤，同时又不乏惊心动魄，这种惊心动魄恰恰在于诚恳地诉诸一种普世情感，将有关个体那些遥远与切身的痛楚紧密相连，宁静与纯粹给予了它令人难忘的一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