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08-07-09
羽戈 • 揭竿而起:《揭竿而起》：一个良民的自供状
好久没写影评了：）
《揭竿而起》：一个良民的自供状
在中国，你可以叫我A；在欧洲，你可以叫我B；现在是在南非，这个和你说话的黑人叫帕特里克·察莫索。
我绝对是一个良民。在我生活和工作的赛空达地区，如果你在街头说，帕特里克是一个恐怖分子——这是白人殖民者给反抗他们暴政的人所统一安插的罪名，反恐怖，多么冠冕堂皇，多么义正词严，所有的敌对者都扣上了恐怖分子的帽子，不管是意识形态之争，还是诸神之争，皆可以顺利转化为暴力与反暴力、恐怖与反恐怖之争——只要略微熟悉我的人都会认为，你在开玩笑；或者，你喝高了；或者，你是个神经病。
我在一家大炼油厂当领班，这个工作很体面，而且有一份好收入，再加上我于公余兼职做一家少年足球队的教练，足以养活我美丽的妻子，两个可爱的女儿，我的母亲。奢侈的生活不是我这等人所能设想的，只是在商场瞥见那些华贵的家具，妻子的眼神陡然涌起一股火热的力量，这让我感到一种莫名的不安。
不安最终化作现实的瘟疫，并非因为妻子对奢靡生活的向往而引发的背叛，无论如何，她是爱我的。而是——我不得不感叹命运的荒谬——那天夜里，炼油厂爆炸，我恰恰请了病假，最麻烦的是，那张病假条被查出来是假的。
我必须向你们说出真相：那天，我带领的足球队打进了决赛，作为教练，我理应坚持到底，谁能保证，这帮足球天赋高到能用左脚绣花的孩子中间，就不会产生又一个埃托奥或德罗巴呢？
最后，我们胜利了，而天色已经晚了。我想起附近有个朋友，就过去看望她。诶，我该更坦白一点，她是我的旧情人，只是，我们已经很长时间不再往来，我看她更非旧情复发，而是，她毕竟在抚养我的儿子。
我承认，我的德行有污，但鸡蛋上一个蚂蚁大的缝，就能吸引成群的苍蝇？时光一个小小的错位，就能改变生命的航向？是什么，造就了我的牢狱之灾，刑罚之苦？是什么，促成了我从一个连母亲在夜间收听非洲国民大会的广播（相当于同时期中国人所收听的“美国-之音”）都要强加干涉的小心翼翼的良民，蜕化成一个最终悍然炸掉了炼油厂而连眼睛都不眨一下的战士或暴徒？是命运之神，还是尼克·沃斯？
尼克·沃斯，那个统治我们的白人警官，反恐怖组织的头头，我这辈子都忘不了他。起初是因为对他的怨恨，到后来，则是一种困惑。他并不是一个坏人，相比于那些醉鬼或清洁工一般的白人统治者，他文质彬彬，像个绅士。他还是个好父亲，我到他家吃过午餐，和我一样，他有两个可爱的女儿。恩，他的妻子更贤惠宽和。看得出他的家庭之和睦。他抓我，拷打我，逼问我，只是尽他的工作职责。
这就是我在那个小岛监狱里面一直闷头思考的问题：对于我所遭受的迫害，对于我所造成的灾难，尼克·沃斯是否有责任，或者说，他与我一样有罪？如果有，他该如何承担，像我这样被囚禁多年？他若是一个明目张胆的坏人，那也罢了，我很容易下论断。可他不是，但判定这是制度之罪，历史之罪，将由谁来背书，谁来买单？
后来我阅读了汉娜·阿伦特女士撰写的为纳粹服务而被判处死刑的艾希曼的书，她说，极权主义的罪恶通常不是极端的，而是完全缺乏想象力、平淡无奇的，人们不能从艾希曼那里获得任何恶魔般的、凶残的深度。这个说法引起了激烈的争议。批评者认为阿伦特对极权主义的理解有误。也许，作为政治哲学家，阿伦特缺少一丝冷酷。但“平庸的恶”一说，拓宽了辽阔的诠释和适应空间：那些平庸者未必深知自己在做恶，在他们出生之时，就被泯灭了善恶观的意识形态所洗脑，从而丧失了分辨善恶的能力，他们只是专制机器之下的工具主义的螺丝钉，到头来，那些恶贯满盈的专制者纷纷作鸟兽散，遗留了一堆平庸者承担历史的罪责，这样公平吗？基于此的新世界会有所好转吗？
但我坚信，哪怕平庸者对恶的涵义一无所知，视做恶与做爱一样为人的生理本能，他仍然要为此承负责任。因为我同样坚信，专制永无可能改变人性的根基，它顶多只能改变恶的形状和重量而已。所以，对那些寄生于恶的巨无霸机器之下、扮演螺丝钉角色的平庸者，请你们扪心自问：当你们在做恶——你可以辩解，这是你的工作——之时，你的心底，是否涌现出一丝羞愧，一丝悔恨？
尼克·沃斯显然没有。我直视过他的眼神，那里潜藏着一种自命为正义代言人的坚定和冷漠。换言之，他并不认为自己所服务的制度是恶的，这是那一类来自所谓的自由民主国家的政治医生心头的顽疾，当他们置身于贫穷、落后、专制的语境，他们会不由自主化身正义天使，确信自己将带来善的阳光。当他把我抓进牢房，当他对我严刑逼供，当他开始软硬兼施，当他带我实地探察，当他以我的妻子、我的家庭为胁迫，迫使我高呼“那些都是我干的”，尽管我什么都没干，当……最后，他把我放了，因为他确认我无罪，他对自己的公正沾沾自喜——这些天里，他的眼神从未流露分毫犹疑。
他再次向他的同事证明了他的精明强干，他近乎先知的判断力。而我，一个无辜者，却白受了几斤罪。身上的伤已经麻木，而心上的伤却终生难以愈合，滴不尽的血像被荒废的时间一样在苦痛蔓延。晓得了真相的妻子不再信任我，家就这样毁了。我在夜里走进母亲的房间，将她正偷听的非国大广播的声音调大，一声声铿锵有力的战斗宣言如冬天的海浪冲击我心中的礁石，我混沌不清的灵魂。再见，我的怯懦和谦卑。再见，我的过往。再见，我的家。
我就这样告别了良民生涯。
我不是一个优秀的战士，更不是值得万众拥戴的反暴政的英雄。关于我的战斗生涯？在我拉开引爆器的一瞬间，我忆起了以前在炼油厂艰辛工作的美好时光。但我知道，时光再也回不去，我不可能再次踏进那一条幸福的河流。哪怕若干年后，我走出监狱，恢复了自由身，重新做一个良民，天空与草原依旧，世俗的叫卖声依旧，妖鼓的节点依旧，炎夏烧荒草的味道依旧，我的心性像一面破碎的镜子，裂痕可以消融，疼痛始难祛除。我在反抗恶的同时，亲身参与了恶的再生。恶的最大毒害，即是使那些自以为占据了正义的反抗者仍逃不了恶的侵蚀。
当我明白这个道理，是在重逢尼克·沃斯之时，尽管我只远远眺到他的背影，我确信是他。那一刻我想起了很多，屈辱、悔恨、破损的生活之门，被扭断的光荣与梦想……我生发了一股杀死他的冲动，然而，一个声音从心底滋长：宽恕，宽恕。不是宽恕他，而是宽恕我自己。
不用我惩罚他，甚至不用法律惩罚他，命运已经做到了。他老了。风中的白发象征着过时的权威。世间一切权力最大的对手，就是时间。
这部以我为主角的电影被翻译为“揭竿而起”（《Catch a Fire》），其实是夸大了的误译。我需要再度重申，从良民到战士或暴徒，仅仅出于偶然，这种偶然性比你买彩票中了一千万还要小。我拒绝张扬所谓的大义，我只想做一个良民。
但这里还是隐藏了一种必然：暴政往往使你欲做良民而不能。
……
时辰到了，我该上路了，今年的烧烤生意真不错，嘿，小子，听说你们那的猪肉又涨价了？什么，那些吃不起猪肉的人们向我学习，开始烧公安大楼？……
2008年7月5日于宁波
